上海陕西北路靠近南京西路的地方，有一排雕花的石砌矮墙。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这儿常年大门紧闭，少有人和车子进出。这里是荣氏企业大当家荣宗敬的寓所，也是如今上海滩保存最完好的花园洋房。
在被遗忘了若干年以后，这座建筑又闪烁出自己的曾有的荣光。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荣宗敬的三儿子荣鸿庆出现在门口，他出生在这栋房子里，青年时代也是在这里度过的。作为台湾上海银行的董事长，他是从台湾而来，为这个受到政府保护的父亲故居挂牌的。他父亲的创业故事在被尘封了半个世纪以后，再度受到抱有财富雄心的年轻人的景仰。
一、化解危机
1896年，设立广生钱庄以后，荣宗敬就一直长驻上海。无锡的后院交由他的弟弟荣德生打理。上海是当时中国最西化的城市，也是实业、资金和信息的汇聚中心，在此生活多年的荣宗敬在这里已经如鱼得水。当茂新和振新两厂建成以后，荣氏企业的头在上海，身子却留在了无锡。1912年，荣氏企业内部的一场危机，却让荣氏企业堂皇地登陆上海滩。
王禹卿，茂新的销售主任。和他稳健的哥哥王尧臣不同，他更雄心勃勃。他自己在东北华北经营多年，已经有了广泛的销售网络，他更清楚面粉业的赢利潜力。
东三省为中国重要的产麦区，是面粉工业发韧最早，但从日俄战争后，制粉重心已经大有南移之势。他很想脱离茂新，自立门户，独立办厂，但苦于资金不足，便与无锡同乡浦文渭、浦文汀兄弟合议集股，到上海另设面粉厂。这兄弟俩是茂新的办麦主任，和王禹卿一样，是荣氏兄弟需要仰仗的人。
他们把自己的意图告知了荣宗敬，对荣宗敬来说，这简直是青天霹雳。不禁可能失去最得力的干部，还增加了强大的竞争对手，对茂新的伤害是致命的。他最初的反应是本能的愤怒，但很快又冷静了下来，苦思对策。思虑再三，他决定要成全王浦兄弟的创业之心，但同时要想办法把他们的企业留在荣氏企业内。荣宗敬决定利用资金上的优势，帮助他们实现创业的愿望。
新筹建的面粉厂共需要资本4万元，荣氏兄弟出了2万元，浦氏兄弟l万2千元，王禹卿出了8千元。订购美国粉机20筒，日产粉l，200包。厂址设在上海闸北光复路。1913年新厂开工，定名为福新机器面粉厂，王禹卿为经理。他的哥哥王尧臣也辞去华兴面粉厂的销粉职务，来到福新工作。居于控股地位的荣宗敬则任出任总经理，荣德生因在无锡经营茂新，仅任公正董事。王氏兄弟与浦氏兄弟对荣氏兄弟的宽厚为人非常佩服，从此三方竭诚合作，形成三姓六兄弟齐心打拼上海滩的格局。
浦文汀，是茂新、福新二厂的办麦主任。他后来投资10万元，在无锡东梁溪路创建恒德油厂。他自办企业时，别人曾问他为何不驾轻就熟地开办面粉厂，浦文汀直截了当地说：“依照我的业务知识和能力，办面粉厂比较合适，也易于获利，但我决心不办面粉厂，不与德生先生争利。”他知恩图报和宽容达人的心理表露无疑。
福新面粉厂开工以后，所产面粉直接用绿兵船牌为商标，绿兵船原是茂新的商标早已畅销国内。结果，往往福新产品还未出厂，就已为客户订购一空。加上当时麦价对面粉厂极为有利，福新第一年的盈利就达32．000元，盈利率高达80％。
二、借势扩张
经理王禹卿看到福新已经成功，便与荣氏兄弟商议扩张之策。1914年5月，他们租办中兴面粉厂，暂时用中兴恒记名义，购地另建新工场。就有了福新二厂。10月试车开工时，恰遇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战争对福新二厂、对荣氏企业，对无锡的企业主，对上海，乃至整个中国的民族企业提供了极为难得的机遇。
欧洲战争爆发以后，欧洲各交战国无力向中国输出商品，草创不久的民族企业的竞争压力骤然减轻，不仅可以从容享用国内的市场，还有了进军国际市场的机会。尤其是粮食，欧洲生产锐减，需要向国外采购。而当时中国的小麦稳定增产，中国面粉成为欧洲各国的主要采购对象。日商三井、三菱，英商祥茂等洋行纷纷向中国各面粉厂采购，产品一时供不应求，饱受洋商压制的中国民族面粉工业突然之间迎来了自己短暂的黄金时代。
看到商机降临， 本就机敏的荣氏兄弟迅速扩大规模，来满足市场的巨大的需求。
在上海，1915年购买了上海中兴面粉厂，改为福新四厂。1917年又将在上海租办的华兴面粉厂改为福新六厂。这期间，荣氏兄弟还向汉口发展，1918年在汉口兴建福新五厂。1919年，更以代价30万元购入德商波尔文打包厂，该厂的厂基18亩，地濒苏州河，成为福新七厂。该厂日产能力达1．8万包，每日用麦7，700余担，出粉1．4万包，每月用电4 3．6万余度，这是福新各面粉厂中规模最大的一个厂。据说，由于福七厂房过于高大，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都出来干预，以“底脚不固”为由要加以取缔，后经过荣氏据理力争才告过关。王尧臣出任该厂经理，长达30余年之久。
在无锡，茂新面粉厂也在大力扩充。1916年，他们租办和收买了无锡惠元面粉厂，改为茂新二厂。当时的无锡5家面粉厂中，有4家归荣德生经办。
1959年6月21日，上海举办过一次荣家企业史料座谈会，荣德生的四子荣毅仁谈到了他父亲荣德生与他伯父荣宗敬在企业经营上的分工与合作：“我伯伯和父亲的经营思想作风各有特点。我伯伯重业务，主张做交易所；我父亲反对交易所，重视生产成本。伯伯重洋，喜欢请外国人，重视科学知识；父亲重土，比较保守些。”
1919年时，欧美各国经营交易所之风大炽，日商在上海也已设有“取引所”，即交易所，经营粉麸期货买卖。荣宗敬就联合同业王一亭、顾馨一等，发起组织上海面粉交易所，并议定以福新系统的兵船牌粉为标准粉。这样，福新便能对国内市场的麦价和粉价基本上有所控制。在交易所中，荣氏兄弟经营的申新厂不仅做多头，大量购进棉纱来哄抬市价，而且还大量抛出棉花来压低花价，谋取更大的利润。
从1900年至1921年，荣氏茂新、福新面粉系统从1个面粉厂发展到12个，粉磨数从4部石磨发展到301部钢磨；生产能力由日产面粉300包增加到75000包，占全国民族资本面粉厂的三分之一左右。 荣氏“面粉大王”的称号不胫而走。
1919年，荣德生本人就曾既自豪又谦恭的表示：“茂、福新粉销之广，尝至伦敦，各处出粉之多，无出其上，至是有称以大王者。自维愧悚，不足当此盛名，仍思力谋扩充，造福人群。”
上海泰兴路南端，是曾经名闻遐迩的张园所在地。
张园本为私家花园，建筑中西合璧，内中安垲第楼曾为晚清时上海的最高建筑，分上下两层，开会可容千人，它又是当时上海最高建筑，登高东望，申城景色尽收眼底。这是每一个来沪游客都想一偿的心愿。自1885年开放以后的二十多年中，张园一直是上海最大公共活动场所，也是惟一向市民免费开放的一家。
上海以洋气闻名全国，张园是展示洋气的地方。许多没有推广的洋东西，均先在张园出现。以电灯为例，1886年10月6日，张园试燃电灯。那个晚上，张园内电灯数十盏，遍布于林木间及轩下室内，高高下下，错落有致，游园人都视为奇观。1909年，中国品物陈列所从四马路迁入张园，张园又成为物品展销的地方。有些最时髦的舶来品，只有张园有售，别无分店。
张园的主人是富商张叔和，也是无锡人。他曾到轮船招商局任职。1887年1月20日，所乘轮船被英国一船撞沉，船上有83人罹难，他因没有随众弃船逃命，而是攀上桅杆，得以幸存。不知是否因大难不死而改变了此后的人生路向，此后，他主要致力于实业，除了经营张园，还在《新闻报》、华盛纺织厂等企业中拥有股份，1915年，他出任振新纱厂经理，并投资6万元，帮助荣氏兄弟在上海创办申纱厂。
在上海创办纱厂是荣氏兄弟事业中的关键一步，如果不是因为无锡振新纱厂经营中的不快，荣氏兄弟不会匆忙做出这个决策。
1914年，欧战爆发以后，外纱进门锐减，纱价昂贵，经营了七八年，并无重要发展的无锡振新纱厂一举获利20万两。经理荣德生向董事会提出了在上海新建振新二厂，在南京再建振新三厂，在郑州发展振新四厂的宏大计划，期望乘势实现企业的扩张。
这一动议遭到了多数股东的反对，他们希望多分红利。荣德生反复解释扩张的好处，但股东依旧不予理睬。看到他们如此短视，荣氏兄弟愤而辞职，并将振新的股票与荣瑞馨等人持有的的茂新股票对凋，彻底退出振新纱厂，准备另起炉灶。振新纱厂的股东如愿以偿，仅1919-1920年分得的红利就达到本金的六分之多。而重新起步并重在发展的荣氏兄弟却很快攀登上了中国棉纱业的顶峰。
1915年，荣氏兄弟在上海集资建立申新一厂，两年以后建起年申新二厂，1919年又集资200万元，在无锡筹建规模更大的申新第三纺织厂。1921年建成投产时，该厂拥有美英制造的纱锭5万余枚，附设轧花厂和布厂。荣氏企业迅猛扩展，形成了面粉与棉纱两翼齐飞、相互补充的格局。象1922-1924年，华商纱厂在洋纱倾销的压力下，销路疲滞，申新系统连续两年大亏，而同时，茂新、福新系统因为购进大量廉价外麦而增加产量，所需面粉袋袋布激增，荣氏兄弟便决定用申新的出纱自织袋布，从而部分解决纱布的出路问题。
1921年在上海建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荣宗敬任总经理。直接靠在荣氏企业生活的不少于十万人。它已经成为全国规模最为庞大的私营工业企业。
三、规范经营
申新采取无限公司形式，既无董事会，股东会也无大权，总经理掌握全权，一切集中于荣宗敬。“盖总公司之地位，犹人体之有脑，各厂则五官百骸，其关系视唇齿尤为密切是以总公司对于各厂无分轩轻，盈救济虚，以冀平均发达’。
总公司 分庶务、文犊、会计、粉麦、花纱、五金、电气、运输各部概由总经理荣宗敬总其成 实行无限公司组织形式的荣家企业，荣宗敬一人就同时担任茂新、福新共19家工厂的总经理。
在申新各厂中，虽然由各厂厂长总揽厂务，但是上海各厂厂长每日中午必定要前往总公司向荣宗敬总经理请示汇报厂中各项工作。
荣德生后来解释了实行无限公司的由来：“振新股东意见不合，决定与兄荣宗敬另谋发展，并愤有限公司股东之制，以后一切企业，均采取无限[公司]组织”
荣宗敬、荣德生之所以主张无限公司，是因为办振新纱厂时得到的教训。那时股东间意见分歧，不同意他们继续大力发展的计划，他们觉得办企业没有全权就办不好事。
荣宗敬并没有一味大权独揽。他虽然担任茂新、福新、申新总公司总经理，但因为后来棉纺织厂规模逐渐扩大，荣宗敬不得不把全部精力放在纺织方面和资金调度上面，直至1937年中日战争前，荣德生专管无锡申新三厂和茂新各厂，王尧臣一直担任福新第一、三、七厂经理，王禹卿任福新面粉公司经理兼福新七厂副经理，上海福新各厂实际是由王氏兄弟管理着。
王尧臣对企业经营采取旧式商业的管理方法，早起早睡，克勤克俭，对他弟弟王禹卿的意见奉行唯谨，但不像他弟弟那样精明干练，善于纵横掉阖和具有远大的目光。但王禹卿对他也很尊重，兄弟两人有分甘让梨之风。但王禹卿对所属职工，管理极严，如有过错，严惩不贷。他常对荣氏兄弟说。“治厂一定要从严，触犯厂规， ‘皇亲国戚’，也要开除。”有一次，荣氏的族人犯了厂规，荣宗敬去打招呼，他说：“你要我办好厂，就一定要依我。小事不纠正，大事就难办，在我面前，决不能马虎，‘将存外，君命有所不受’。”荣宗敬对他也无可奈何。
四、举债经营 捆绑银行
企业发展就难免要举债经营。在这方面，荣氏兄弟都有共识。
荣德生认为，只有借钱赚钱还钱，企业方有发展之日。而他的兄长荣宗敬就说得更直白了：“我虽没有钱，人家肯借欠给我，我就要借。” 他壮大企业的的原则是：“造厂力求其快，设备力求其新，开工力求其足，扩展力求其多，因之无月不添新机，无时不在运转。人弃我取将旧变新，以一文钱做三文钱的事，薄利多做，竞胜于市场，庶必其能成功。”
一次，他们准备与德国商人爱益奇签订购买18000锭带独用小马达的细纱机。对起家不久的荣氏兄弟来说，资金缺乏是最大的制约因素。这时候，经营过钱庄的兄弟俩想到了融资贷款、借鸡生蛋的办法。 签订合同时，两兄弟坚持用分期付款方式。所需机价30万元，签约后先付一成，其余九成每3个月付一成，即两年后才付清全部价款。他们希望在机器竣工投产后，拿盈利来偿还机价。
荣宗敬的扩张欲望特别强烈，他收购的三新公司原先是上海机器织布局。这是中国第一家纺织厂，也是当初在无锡创办第一家机器工厂的杨宗瀚所经营过的工厂。厚生纱厂是首先在中国倡导科学管理的穆藕初创办的，当时已经亏损停工多年。为得到这两家工厂，荣宗敬背上了480万元的沉重债务。他坚定的认为：“厂不管好坏，只要肯卖，我就要买，我能多买一只锭子，就象多得一支枪”
欧战期间，日本是唯一在中国市场扩张的国家，也是中国民族企业需要面对的最强大的竞争对手。 战后的 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五四运动爆发。上海棉纺织业积极响应，举行罢市，荣宗敬曾发表讲话，认为中国在和会上的失败不仅是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这些“不良分子不顾民心”，而根本上是因为“日本国人违反世界公理，有以造成之也。”
荣氏兄弟参加了全国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同时准备趁此机会继续扩大自己的企业。他们派熟悉国外情况的人至欧美考察，购买新式机器，及时更换旧的生产设备。
德生自己写道：“何以如此扩大，曰：对外竞争，非扩大不能立足。在别人看来贪心不足，力小图大，风险堪虞，实皆不明余志也”。
俗语曰：“兄弟同心，其利断金。”荣氏兄弟中，兄长荣宗敬喜欢冒险，开拓进取，较多地体现为开放进取、中西文化交汇的新型人格特征，小弟荣德生沉稳谨慎，步伐稳健，更多体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为人谦和诚实、办事脚踏实地的风格。他们既是血脉相连的兄弟，更是气质恰好可以互补的事业上的伙伴。在他们身上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待人以诚的品性和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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