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与反革命

 

 

 

我们都熟知世界近代史上的三大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其中最晚发生的法国大革命却是对于西方世界冲击最大的。法国革命的冲击力度最大，这有两方面意义，第一，它不像前两场革命一样，仅局限于一地一国，而是具有着极大的扩散性，其威力冲击了整个欧洲。而之所以它有如此大的扩散性，很大原因是因为这第二点：这一场革命所遵奉的理论原则与此前的多场革命截然不同，该原则对于传统世界而言是富于颠覆性的，这是一种前所未见的事物。从而，法国大革命在世界史中构成了一种断裂性，而英美革命中连续性要远大于断裂性。恰如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成正比，法国大革命所遵循的富于颠覆性的革命理论在思想界也激发出强有力的反革命政治理论，这在英美革命中是未曾出现过的。本文就要说一说这革命与反革命究竟是何理念。

 

“革命”一词的英文是“revolution”，它起源于拉丁文中的“revolvere”，其本意是指有规律的天体运动，由此推衍出一种循环往复的含义。当这一概念被投射到人类政治领域中时，其最初的隐喻不过是几种政府形式的往复循环。所以，著名思想家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一书中提出，在该词最初的用法中，英国克伦威尔推翻君主制不被称作“革命”，倒是1660年的王朝复辟被称为“革命”，1688年复辟君主制被称为“光荣革命”，因为这里面有了一种循环往复，有着一种向古代的传统与习惯的回归，也即，“革命”最初的含义反倒是“复辟”！更会令今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我们所熟知的积极宣传革命的美国思想家托马斯·潘恩，在他看到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不会引向对古代习惯的回复时，主张将这二者称作“反革命”！可见革命一词中“循环往复”的含义曾是何等深入人心。当然，潘恩的这种主张可算是此种含义的回光返照，因此时革命中的法国人对该词已有了另一种理解了。阿伦特在其研究中便进一步提出，revolution意味着有规律的天体运动，这同时也就意味着不可抗拒性或说必然性。到了启蒙时代，法语révolution一词开始强调这一维度，主张在人类历史中有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理性的力量终将冲破传统的限制而将人类引领入一个全新的天地。于是，“革命”一词有了一种新的含义，创新性、开端、暴力等意蕴被纳入进来。“革命”与“反革命”的含义与一百多年前相比正好反了过来。

 

实际上，在汉语里“革命”这个词的含义也可以说有这样一种变迁的过程。该词最初出现在《易经》“革”卦中，该卦的彖词说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从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革命”也是有着一种天命循环往复的意思存在的。然而，到了近代该词的意思有了一个大的变化，这主要是因为孙中山先生。因为密谋起义失败，1895年底，孙中山东渡日本，在神户见一份日本报纸刊有一则《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的新闻，便对同伴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从此，“革命”一词的创新性、必然性的维度便被引入汉语并延续至今。

 

闲话少说，我们再转回到正题上，看看西方的革命与反革命吧。

 

如前所述，至少在启蒙运动以前，“革命”一词在西方都是一种回复的意思。那么，当时的人们究竟是想要回到哪里去呢？这就又要从“封建社会”说起。

 

“封建社会”实际上并不是国人现在通常所说的那个意思。“封建”一词的原意是“封土建邦”，欧洲的封建社会主要就是指中世纪时期，国王下面的诸侯分封割据，各自为政，国家处于分裂的一种状态。所以，换在中国，非要说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封建社会的话，那只能是在实行分封制的周代。秦以后的中国社会是一种郡县制，这种制度是近代以前的欧洲所不知道的。中世纪欧洲的封建社会也并不像我们通常所想象的那般黑暗残酷，那般束缚人。当时的确是有着等级制的约束，每人应该各安自己等级的本分，社会流动性比较差。然而，很重要的是，每个等级都有自己相应的权利范围，只要一个人尽了自己等级的义务，那么他自然可以安享其权利。即便是贵如国君，他也有与其职位相应的义务要尽；即便是贫若农夫，他也有与其身份相关联的权利可享。较低的等级对于较高的等级是有着一种服从的关系，然而这是一种主动的、自由的服从，它所带来的不是卑下，反倒是一种高贵。而对这种高贵的确认以及给以适当的回应则是较高等级的一种义务，否则高等级者将失去自己的荣誉。法国大革命时期，法语世界最重要的反革命思想家约瑟夫·德·迈斯特便说过，在君主制下，“顺从的臣民，反抗的奴隶，他们希望使其对主权者的服从成为一种荣誉，同时，作为其服从的回报，他们要求向主权者陈情的权利以及引导主权者的权利。”

 

这些权利为个人所确保的不受侵犯的空间，在中世纪的欧洲人看来就是他们最重要的自由，而维护这些自由的一个重要机构就是由贵族及平民代表组成的两级或三级议会。因为国王的各种行动依赖于税款的支撑，议会握有批准征税的大权，这样便可达到控制国王的目的。同时，独立于国王之外的、由贵族组成的法院的存在，是另一个维护自由的重要机构。这便是立法、司法与行政三权分立的最初来源。侵犯到此种自由的国王，很可能就会遇到反抗。著名的英国《大宪章》便是英国贵族反抗国王的产物。这种种反抗维护了被统治者的自由。然而，随着近代国家的诞生，各国国王的中央集权逐渐建立了起来，地方贵族的独立势力逐渐被压制，国王的意志可以在传统的权力与权利结构之外行事，于是，欧洲人所极为珍视的传统自由开始受到威胁。

 

有了这样一些背景知识，我们就可以来看“革命”在英国是如何被理解的了。如前所述，英国在近代国家诞生的过程当中，国王逐渐地将决策权力收拢于自己手中；由于商人阶层的崛起，国王可以方便地借贷而无需征税，于是便停开了议会；国王又建立了由自己控制的星室法庭，司法权的独立便也受到了威胁。所有这些都威胁到传统的自由，英国人面对这种情况非常不满。终于，国王查理一世为筹集军费在1640年被迫重开议会，议会便抓住这个机会开始了其对国王的反抗。此种反抗的目的是要恢复那种古老的自由。然而，出乎议会意料之外的是，克伦威尔借助手中的兵权最终执掌了英国的大权。在他的统治下，中央集权的发展力度甚至超过以往，这与人们最初的期望完全相反，根本不是一种回复，对自由的威胁有增无减。所以，当时的英国人绝不认为这是一场“革命”。到了王朝复辟，人们看到了回复传统的第一步，这可称为“革命”了。一直到1688年，威廉三世登基，翌年通过了《权利法案》，继1215年的《大宪章》之后，英国人所最为珍视的传统自由又一次获得了坚实的保障，他们满意地称此为一场“光荣革命”。向传统的回复终于圆满地完成了。

 

美国革命也是类似的情况。美国人之所以要闹独立，与时任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对于北美殖民地所推行的种种破坏传统自由的政策有着重大关系，美国人革命的核心目的便是要回复到过去的自由。然而其成文宪法等建制是以前所没有的，所以潘恩会对其有微词。但英美革命的历史连续性还是比较明显的。

 

法国就大不一样了。与英国的启蒙学者从传统中发掘有益因素不一样，法国的启蒙学者从传统中更多地看到的是愚昧、迷信、束缚、贪婪，非理性的力量统治着人类的历史，这与他们所极力主张的人类的理性解放是背道而驰的。于是，法国启蒙学者们（并不是所有，而只是其中的主流部分）鼓吹对于传统的颠覆，主张通过理性的改革来推动人类历史走向一个光明的未来，这也将是人类的终极解放，实现真正的自由。“革命”的意义在这里不知不觉地就转换成了一种创新性、必然性的含义。思想的力量直接影响到了现实，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由于其基本理念的指引，便在历史中形成了一种断裂性的力量。我们现在所通称的“革命”喷薄而出。

 

这种巨大的断裂性力量带来了强烈反弹，英国人埃德蒙·柏克迅即写就一本《法国革命论》，成为新意义下“反革命”政治思想的先声。他在书中对法国革命中不是指向回复，而是指向创新的理念表示出巨大的忧虑，并进一步预言，这样一种激烈的运动，绝不会带来人们所期待的自由，相反，一定会以夺走所有人自由的强人政治为终结。十年后，拿破仑的上台验证了他的犀利眼光。说法语的撒丁王国贵族迈斯特成为欧洲大陆上“反革命”思想的旗手。他的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启蒙学者对于人类世界理性未来的梦想，主张人类世界的非理性本质，极力强调对于传统的复归。他认为在这样一个非理性的世界里，正是传统留存下来的种种看似荒唐的制度，限制住了主权者的胡作非为，维护了人类的古老自由。

 

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a question。经过前面这么一番分析，我们再读历史的时候也许首先会对自己说：革命还是反革命，这是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