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已记不清楚具体是哪一年到哪一年），国营西安五四四印刷厂跟我们村合作，在渭河南岸归大队所有的一块滩地上，办起了以种植小麦为主的农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渭河河槽北移，河南的滩地面积很广，自南向北，乡亲们称其为老滩、嫩滩和坝外。归大队所有的那块地在那段南北走向的河堤东北方。据说，经本村一位在西安五四四印刷厂工作的人员牵线搭桥，我们大队就跟印刷厂“挂上了钩”。双方合作的具体条件我们无从知道，只知道大队把林场北面、渭河和零河交汇处西南方的那片约百亩的滩地给了五四四印刷厂让其作为农场。渭河边的滩地虽然容易遭水淹，但涨水几乎都发生在秋季，水涨得快退得也快。水退后，只要小麦播种期在龟裂的滩地上撒上麦种，然后用扫帚将麦粒扫入裂缝，小麦即可出苗。小麦从出苗到收获，既不需要浇水，也不需要施肥，并且长势好，那时候往往每亩有三四百斤甚至五六百斤的产量。
农场初建时，印刷厂先在我们村子东北方的一片地上建房。那块地长方形，面积三五亩。建筑队很快盖起了两排东西走向、南北相对的红机瓦房，各有近十间，供来农场干活的工人使用。我们村里人给这个地方起了一个超前的专用名：印司。
在我们小孩的眼里，印司的房子是全大队最气派的房子：每排房子几乎是一砖到顶，屋梁用粗壮的松木做成，椽也是松木椽，长短、粗细很匀称；椽上，全部用钉好的木板一块挨一块铺得整整齐齐；房顶，全用红色机瓦防雨隔热保温，竖排、横排层次分明，整齐划一；那房子的窗户，外面的窗框穿着防盗的钢筋棍，里面两扇窗的木格里镶着玻璃；那房门，用厚厚的松木板做成，开门、闭门时发出咯咯吱吱的响声，结实耐用。房子全部建好后，建房的工人把两排厦房的西端用墙连接起来，中间是一片长方形空地，用来种植蔬菜；连接东端两排房子的墙没有贯通，中间是很宽的缺口，缺口的东面就是一条南北路，那条路是我们生产队通往滩地的主道。走出院子，在南边那排房子外面的东南角，打了一口深水井，井上安着辘轳，方便吃水；在北边那排房子外面的西北方，建有厕所。
因为印司的房子整齐、美观，向东敞开着，况且离我们村子比较近，我们一伙小孩去河滩时常常进院子玩耍。
老田当时也四十多岁了，话不多，个子比老王要高一头。夏天，上身穿白背心，腆着大肚子，下身穿灰色的大裆短裤，脚上穿着拖鞋或塑料凉鞋，左胳膊腕上戴着手表。他的穿戴，让我们对城里人很羡慕。老田是个炊事员，平时除了他和老王，厂里来了领导或其他人员，饭都是他做的。
来农场的人比较频繁。我记得有一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他曾对我们说，他是省上编课本的，我们用的书，就是他们厂里印刷的。还有一个人，好像是厂里的美术师，夏日里，他带着画夹、笔、纸张和颜料，到渭河滩画画，画出来的画，跟印出来的一样，漂亮极了。
此外，印刷厂的卡车也经常来印司。我们最熟悉的司机有两位，一位年轻，不到30岁，白脸，人很腼腆，言语不多，性格也比较懦弱，跟我们队的一位社员发生冲突时，手表都被那个社员从胳膊腕上抹了下来。另一位司机姓李，四五十岁，身体魁梧，满脸胡渣，貌似李逵。他爱说笑，当我们一群孩子围住卡车旁乱摸乱动时，他就会放会“麻电”；听说他会拳脚，十二个小伙子都压不住他，村里的年轻人对他很敬畏。
老田最忙的时候，是每年的麦收时节给来农场割麦、碾场的工人做饭的时候。
小麦拉回来后，就堆放在我们生产队的北场里。那天天气晴好，那些工人们就和我们队的社员一起给他们摊场、翻场、收场。农场碾场，不用碌碡用汽车。司机开着卡车在摊着麦的场里转圈圈，速度比牲口拉碌碡快多了。碾完头遍，还要翻场，然后再碾。下午，开始收场。收场结束后，若有风，队里就会组织扬场的把式，帮助他们把当天碾的麦子全部扬出来。这样几天，农场一季的收成就有了结果。以后几天，留守的少数工人利用打麦场，将麦粒晒干，装入麻袋，最后汽车将其运到西安的厂里，分给工人。
三夏大忙季节，我们队的社员帮助农场摊场、收场、扬场，农场的负责人也会安排他们的卡车帮生产队拉运割下来的麦子，甚至帮助我们队和其他生产队去粮站交公粮。在那个时候，用大卡车拉着一麻袋一麻袋麦子，交粮的人坐在麻袋上面去粮站，那是何等的气派和荣耀啊！
当然，令我们队甚至全大队社员感到高兴的，还有其他的事情。比如，家里养的公鸡、收的鸡蛋，生产队分的花生、棉油和沙地里长的干面红薯，想卖不用担惊受怕上集市，印刷厂里的需求者会委托老王或其他人到农家收购，当场付钱，价钱也不错。每年春节前，印刷厂给我们全大队每家每户送一张自己印的彩色年画，过年时贴在家里的显眼位置，让走亲戚的人看着眼红。更令大队高兴的是，有时冬季农闲时间，印刷厂若有下苦活，厂里会与大队联系，让大队组织民工去干。记得我上小学四年级的冬天，大队安排人去印刷厂打工，光我们队就去了十多名青壮年男性劳力，父亲也去了。干了一个多月，除每个人每天有定额的补助外，还为生产队创收不少。我记得他们回来的时候，都带着一包有大有小的白色圆球、一卷没有裁剪的质量不合格的黑白或彩色连环画印张、一叠印刷不合格的“黄金叶”烟盒。小圆球成了孩子们的玩具，连环画印张成了糊墙的好材料，一张张烟盒的背面锥成了本子。记得我上小学的时候，印刷厂还帮大队团支部办了一个图书室，书放满了农场南边那排房子最西边的一间屋子。团干部、团员可以借书看，我曾从一个同学（这位同学的哥哥是大队的团干）手中借了一本名为《红军路上》的书，沾了点图书室的光。后来农场解散后，我常常惦念那些书的下落。
说起那位驻守农场的老王，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大概是1975年前后的一个夏天的中午，我们生产队的社员和农场的工人在麦场干活，突然，前几天刚堆好的一个麦秸垛倒塌了。当时，二弟领着年幼的三弟和刚会走路的四弟正好从麦秸垛旁边经过，结果被大堆的麦秸掩埋。此情此景，正好被老王看见了。老王大声疾呼：“有几个小孩被埋在麦秸下，赶快救命！”他边喊边向倒塌的地方跑去，接着指挥现场的人转移麦秸。在老王的指挥下，大家紧急行动，用最快的速度将被埋的几个孩子救了出来。这时，大家才知道被埋的是谁家的孩子。事后婆对我说，三个弟弟被救出来后，个个脸色发白，那天，多亏了老王！
老王、老田是那个时期工农联盟的见证人。他们如果健在的话，现在该是八九十岁的老人了。说实话，这么多年来，少儿时期的记忆总时不时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常常想起老王、老田还有司机小郭、李师傅。想起了他们，自然就想起了那个特殊的年代和难忘的岁月！
（作者简介：张喜龙，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生在陕西临潼。从教13年后在潼关县党政机关工作。渭南市作协会员。出版有作品集《乡关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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