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教师节前夕慰问北京师范大学师生时，分别从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扎实学识和仁爱之心四个方面讲述了怎样才能成为一个好老师。此后，有关媒体刊登了许多关于如何做一名“好老师”的文章，读后获益匪浅。
作为一个教育人，对“好老师”这个话题不能回避，不应回避，也无须回避。在现代社会里，每个人都必须接受教育，每个接受教育的人都希望遇到好老师，这是人之常情。议论好老师的话题不是问题，结合自身实际，如何努力成为一名好老师，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好老师”没有具体的标准，但“好老师”有一些共性的特质。其中最重要的特质我认为是两个方面，一是不愿意辜负生命；二是全身心投入。不辜负生命，全身心投入，可以说是任何一个领域成功者的必备条件。任何外在的因素可以帮助、促进一个人成功，但绝不是决定性因素。后者即使取得了一定成就，也不会真正感到幸福。因为幸福源于内心的宁静和满足。
由此可见，成功并不等于幸福。
我把成功与幸福的关系分为四类：成功且幸福；成功但不幸福；不成功但幸福；不成功且不幸福。
成功且幸福。这样的例子当然要在成功人士中寻找，而且在成功者中，生活幸福的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成功但不幸福。并非所有的成功人士都是同时幸福着的，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说一个眼前的例子吧：我粗略地估计，现在至少有五成以上的职业学校教师在为职称而困惑、而焦虑。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教师是为了解决职称问题而写论文、做课题、参加一些比赛的。对此，我困惑着这些教师的困惑，焦虑着这些教师的焦虑。我当然不是反对教师为职称晋升而付出努力，我所质疑的是，如果一名教师不能从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中获得幸福感、成就感，那么，即使职称得以顺利晋升，一直晋升到正高级，幸福感、成就感就会相伴而来吗？这些年来，我目睹了一些教师的生命状态：写着不想写的论文，做着不想做的课题，身心疲惫，精神倦怠。这些教师一旦取得“修成正果”，便立刻武功自废，空留“英名”，留给人们的只是寂寥的背影。我同情这些教师，但对他们辜负生命的做法持反对态度。有人说，这是体制使然，怪不得教师。对此，我不以为然。因为我认识的职教同仁中也有这样一种人：他们热爱自己的专业，全身心投入到教育教学当中去，写论文、做课题是他们的兴奋点所在，是他们工作经验的积累和升华。他们早已评上了正高职称，然而丝毫没有懈怠之心，依然激情四射地出现在讲台上，依然在专业领域辛勤且快乐地工作着。
不成功但幸福。即便一个人没有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只要他一直处在自觉追求和不懈努力的状态中，这个人的一生就是充实的、幸福的。在我们的生活中，取得世俗意义成功的人毕竟只是极少数，极少数成功者距离我们太远。没有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坚持不懈追求，自我感觉幸福的人距离我们最近，我们可以参照，可以借鉴，甚至可以模仿。
我读过大冰的《他们最幸福》、《乖，摸摸头》、《阿弥陀佛么么哒》、《好吗？好的》四本书，在他的书中，大冰给我们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关于音乐、关于爱情、关于生命轮回的动人的故事。在多数人看来，故事中的主人公是不幸福的，因为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但他们有的，恰恰是我们没有的，比如极简的生活、纯粹的爱情、浪迹天涯的自由、内心流淌的音乐等。
不成功且不幸福。恕我直言，职业学校教师中的多数就属于这一部分（我指的是职业生涯）。
绕了这么半天，我究竟想要说明什么问题呢？我想说的是，作为一名职业学校教师，成为教育家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成为教学名师的也只能是少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一个幸福的人。理由非常简单：只要我们真心投入，只要我们充满追求，只要我们不懈努力，幸福就在其中。
需要说明的是，不幸和不幸福不是一回事。不幸固然严重干扰了幸福，但不能抹杀幸福、消灭幸福。林达在《历史在你我身边》一书中讲述了一个“中国拳王”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叫余吉利，他“出生在1930年的上海”。余吉利小的时候学习不好，顽皮好动。他家附近，住着一位大学生，名叫黄晓阳。两个人在一起玩得非常好。“黄晓阳是个业余拳击爱好者，就是他把余吉利引入了拳击这一行。”拳击运动，让余吉利“忽然有了人生的方向”。1951年，余吉利得了上海冠军，1953年余吉利又得了全国冠军。“那一年，余吉利二十三岁”。此后，全国没有再举办过拳击比赛。60年代初，余吉利在上海一个中学里担任体育教师。一方面是因为饥饿，另一方面是因为香港有拳击运动，于是，余吉利和朋友们鼓起勇气奔赴广州，因为他们听说从广州去香港很容易。在此之前，去香港的确很容易，但在“三年困难时期”，广东有大批的人向香港迁徙，形成了迁徙大潮。随后，广东就开始了打击迁徙大潮。那个时候资讯不发达，当余吉利和朋友们到广东的时候，已经属于被打击之列了。香港没去成，余吉利就回到了上海。回到上海就被抓了，罪名是“议论偷渡、企图策划‘叛国投敌’”，处以三年劳教。劳教期间，妻子带着女儿改嫁了。余吉利成了无家可归的人，留在了劳改农场。
1979年，美籍世界拳王阿里访华，邓小平接见阿里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拳击运动也可以成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的渠道。”七年之后，也就是1986年，国家体委终于宣布：恢复拳击项目。同年，余吉利得以平反。这一年，余吉利“孑然一身，一无所有，五十五岁”。他没有正式工作，更没有退休金，靠着担任拳击教练和体育老师自食其力。直到2012年，也就是在他82岁的时候，退休金的问题才得以解决。
余吉利的一生是不幸的。但我读完这个故事后，对他的人生经历不仅仅是同情，还有肃然起敬。因为他无论是在劳改农场，还是在后来的中老年时期，他始终热爱着拳击运动。他有自己的执着，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梦想。所以，我们可以说余吉利是不幸的，但却很难说余吉利是不幸福的。
余吉利的故事应该对我们有所启示。目前，许多职业学校教师有着很强的职业倦怠感。究其原因，恐怕与这些教师原本就没有把教书育人作为自己的立身之本有关。回到常识看问题，一个没有把点亮学生心灯、点燃学生生命之光、激励学生健康成长作为自己毕生追求和人生梦想的人，怎么可能从教育教学工作中获得幸福感呢？对于这些教师而言，职业倦怠是他们职业生涯的必然现象。摆在这些教师面前的路有两条，一条是离开教师岗位，世界这么大，可以到处去看看。另一条路是全身心投入教育教学工作，永远和学生在一起。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现在，有许多职教人不愿意谈学生，有的是根本不谈学生，对此我完全不能理解。离开了学生，我们谈论职业教育有何意义？苏东坡有一首《琴诗》，诗中写道：“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诗的原意是什么我们姑且不论，拿来诠释职业教育工作，我以为，苏东坡无意中说出了职业教育的真谛：学生是琴，教师是琴师，琴师必须拨动琴弦，必须研究琴弦的音位、音节、和声、把位等，才有可能逐渐得心应手，演奏出美妙的旋律。然而，许多教师或把琴“放在匣中”，不愿意触摸琴弦，或在琴上乱拨一通，然后大谈操琴之辛苦，音律之嘈杂，道理何在？天理何在？
我要说的是，作为一名 “琴师”，要一辈子“琴”不离手，把弹奏出“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美妙声音，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在这一过程中，把我们生命的激情释放出来，让我们在人生的舞台上尽情“演奏”，到了该谢幕的时候，我们没有懊悔，没有遗憾，因为自有“高山流水”的天籁之音伴随着我们从容走下舞台。相反，如果我们把有限的生命耗费在对“琴”的抱怨，对“琴声”的不满中，那才是一个“琴师”最大的悲哀。
综上所述，生命状态是职业学校教师要解决的根本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的问题都无从谈起；这个问题解决好了，其他的问题都迎刃而解。
如果有人问我，好老师的首要标准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好老师首先应该是一个不负此生的人。
2017年1月15日夜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