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奸夫与丈夫签署“让妻”协议，第三个男人为何殒命？

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年） ，当河南农户龚祚和已婚女子林氏发展为情人关系时，不知他们是否听说一条劲爆的八卦：庆成王府镇国将军朱奇涧、朱奇潡、朱钟錎等三人“奸占”乐户家的妇人，夺取他人财产。

也就是说，第三代庆成王朱钟镒（明太祖朱元璋玄孙、初代晋王朱棡曾孙）的儿子朱奇涧、朱奇潡及弟弟朱钟錎看上了某些男艺人的妻子——职业应该是女艺人，拆散其原有的婚姻，收纳在自己身边，并仗势掠夺某些庶人的财产。女当事人是自愿的吗？史料未作记载。但可以肯定，她们的丈夫，亦即那些男艺人一点也不愿意，只是苦于地位悬殊，束手无策而已。丑闻一直拖到女当事人生下了老朱家的孩子，事情才上达“天听”，捅到了明宪宗朱见深那里。

东窗事发。明宪宗一纸诏书降下，朱奇涧等三人失去了爵位和禄米。庆成王朱钟镒教子无方，且隐瞒事实，革去三分之二禄米，予以严厉的书面批评。承受最严重后果的还属那些“乐妇”，遭受杖责，连同所生子女一并遣送至庆成王府的本家——晋王府幽禁，子女永远不许申请册封，等于被永久排斥在朱明宗室之外。

龚祚即便看到以上消息，也不会受到什么触动，多半还会发出“吃瓜群众”的狂笑：“哈哈哈！我说嘛，现如今就是这样的世风！龙子凤孙玩升级版偷情，我们小老百姓玩个基础版有啥大惊小怪的？！”

在明代，讲究“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主要束缚士大夫家庭的女性，对于底层劳动妇女如林氏，约束力并不强。她们因参与生产活动而拓展人际交往空间，凭借自身对家庭收入的贡献，有机会在无意识之中实践李贽的“唯情论”——“氤氲化物，天下亦只有一个情”，冲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争取以真正的感情为核心构建男女关系。于是，龚祚跟林氏就像凌濛初《二拍》中“杨二郎”、“莫大姐”等明代小说常见的婚外恋主角一样，明来暗往，感情日渐加深，虽然不至于想要“终成眷属”，也不肯只做“露水夫妻”了。

恰好，林氏的夫家经济实力比龚祚差，人穷志短，眼看绿帽子已然牢牢地扣在脑门上，甩不掉，不如来个“帽子换银子”。林氏的丈夫便没有像小说里“莫大姐”的丈夫“徐德”那样劝告妻子“你做的事，外边哪一个不说的？你瞒咱作甚？咱叫你今后仔细些罢了”，他坐下来与龚祚友好协商，签署了一份《典妻协议》。

何为“典妻”？鉴于“典妻”行为的性质对日后案件的定性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我们先来作一些了解。

“典妻”，是将女性作为标的物，通过交换一定的价金，在约定的期限内或约定的条件下，“典”给承典人（典权人）为“妻”。“典妻”协议所缔结的不是正式、终身的夫妻关系，当约定期限届满，或者约定的特定情形成就之时，“妻”一般要回归原来的家庭。

根据期限长短，“典妻”可分为两种。短期协议到期即终止，“妻”直接返回本来的家庭，不需向承典人另行支付赎金。长期协议可以约定出典人须在到期时另付赎金，才能将“妻”接回旧家。龚祚和林氏丈夫达成的《典妻协议》似为长期，有无赎金条款则无从推测。

此外，根据“妻”的居住地点，典妻又可分为两类：1.“妻”入住承典人的家庭；2.“妻”日常留居旧家（出典人的家），定期与承典人同居。龚祚和林氏选择第1种。

依据这份协议，龚祚向林氏的丈夫支付了数额不明的费用，从而暂时中止了林氏与其夫的婚姻效力，相当于丈夫在约定的时期以内把林氏和平地“让”给龚祚。林氏搬到龚祚家生活，成立一段附期限的新“姻缘”。

皆大欢喜？谁也想不到，这段婚外情貌似“三方共赢”的结局，却是一桩大惨案的开端。

龚祚的父亲典到袁敬家的水田耕种，田边有一所小房子。在稻子成熟的季节，龚祚以方便收割为由，偕同林氏迁居水田边的那所房屋，与田主袁敬比邻而居。

龚祚、林氏为什么放着龚家相对宽敞的房子不住，宁愿搬进一间蜗居？颇有可能是因为龚祚的父母看不惯儿子和林氏的关系。

“典妻”现象历史悠久，但始终不符合道德伦常，有违良风美俗。《大明律》明文规定，男子如果收受他人财物，把妻妾“典”给别人，要处以杖责八十，承典人杖责六十，受“典”女子本身不负任何责任。即：“凡将妻妾受财典雇与人为妻妾者，杖八十；典雇女者，杖六十；妇女不坐。”《明律》希望以此震慑、禁绝“典妻”行为，尽管屡禁不止，毕竟反映了明朝人的主流价值观——只要是正经的大明人，对“典妻”行为都应该是不齿的。龚氏虽不是大户人家，家计倒也过得去，传宗接代应该明媒正娶，哪里用得着“典”个有夫之妇过来造人？

龚祚跟林氏合计，既然在家要挨父母的白眼，干脆眼不见心为净吧——搬！

龚祚自认为安排周全，可以和林氏随心所欲地享受二人世界。但问题是，林氏并不满足于“二人世界”。她追求的不是“爱情”，而是“滥情”。龚祚外出时，她会跑到袁敬家里聊闲天。只是宾主之间没有擦出“爱”D的火花。不过，袁敬看出了林氏水性杨花的本质。他没有在龚祚面前多言多语，大约只在暗中嘲笑过对方。他也未曾预料后来会发生不可挽回的悲剧，自己一并踏上不归路。

龚祚、袁敬相处和谐，彼此信任，建立起朋友般的情谊。袁敬的家底比较殷实，但持家无方，还有些泼皮无赖，先前从乡人蒋恭手里借了70文不还，之后把那块水田典给龚家、收到了典价，也不拨出70文还给蒋恭，大概都拿去胡吃海喝了。蒋恭经常上门催袁敬还款。

龚祚明知袁敬的劣迹，却不以为意，大方地借银子给袁敬，也不催他还。看来这两个人是气味相投，想必平时少不了凑在一起同仇敌忾，一面互相劝酒，一面咬牙切齿地大骂蒋恭难缠、小气，殊不知是在为惨剧作铺垫……

有一天，蒋恭来找袁敬，问他催讨出借的70文钱。当天蒋恭心情舒畅，边走边哼唱小曲。林氏在袁家门内站着，正和袁敬寒暄，气氛似乎有些尴尬。听见蒋恭唱歌，林氏萌生兴趣，转身出来与之搭讪。四目相接，瞬间电光火石，林、蒋二人开始眉来眼去，谈笑调情。

千不该万不该，龚祚偏偏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回来了。他本不是人格健全的人，欠缺正常的自制力。林氏和蒋恭打情骂俏、拨雨撩云的情景扑进他的眼帘，一把妒火直烧进脑子里，顿时引爆了性格中潜藏的暴戾。

龚祚抄起一根木棒，朝蒋恭“兜嘴”打去，正中蒋恭的面门。蒋恭当即晕厥。龚祚怒气不消，又打了蒋恭的“左肋下”两棍。

有形的棍子打在蒋恭身上，无形的棍子拍在袁敬的头上。袁敬愣住了，呆立当场，手足无措。龚祚见蒋恭还未咽气，便怂恿袁敬：“他活着回去肯定连你一并告到衙门，你吃不了兜着走。再说你欠他铜钱，被他逼讨得不胜其扰，索性【一发将他开除了罢】！对了，我借给你的银子，不用你还了，销账！”

袁敬对蒋恭的恨意发酵已久，龚祚把打燃的火石朝他一扔，立即烧毁了他原本就不多的理智。袁敬仿佛着了魔，听从龚祚的指使，动手打了蒋恭的背部两棍。蒋恭当场呜呼哀哉。

袁敬叫来自家的雇工“王伍”等人帮忙，把蒋恭的遗体扛到高桥边，移至袁家的船上，撑出三里水路，弃尸河中。龚祚叮嘱袁敬不要慌乱，务必保守秘密。

可是，天网恢恢，事情很快就曝光了。想想也容易理解：蒋恭失踪，家人势必寻人。不几天，遗体浮出水面，被家人寻获。蒋恭与袁敬有债务纠纷，最后的行踪正是去找袁敬催债——这不一查一个准吗？

经查，龚祚、袁敬共同加害蒋恭，龚祚为主，袁敬为从，事实清楚。但有一个关键要素待定：龚、袁的行为构成“杀（死）奸（夫）”吗？如果构成“杀奸”，依《大明律》，二人当为无罪，蒋恭只能自认倒霉。

为此，必须首先判定龚祚与林氏的“典妻”——“事实婚姻”关系应否受到衙司的保护。诚然，《大明律》条文对“典妻”行为持鲜明的否定态度，然而在明朝人的实际生活中，部分地方官在不同程度上对“典妻”现象予以包容、理解，甚至给予支持。对于他们来说，本地如出现大批精力旺盛却无处发泄的单身狗，将造成巨大的风险隐患，带来较高的治理成本；相比之下，容忍结不起婚的适龄男性用“典妻”解决生理、生育的需要，显然有利于稳定当地的秩序，是一个高效、实惠的好办法。

那么，姑且把龚祚和林氏的关系视同正规的婚姻，龚祚、袁敬的行为就构成“杀奸”了吗？

来研究一下《大明律》的规定：【凡妻与人奸通，而于奸所亲获，奸夫、奸妇登时杀死者，勿论。】意思是丈夫在妻子与情夫的私通行为发生之时，当场收掉情夫、妻子的命，合法。这里包含以下2个至关重要的前提，须同时具备：

1.当场。假设丈夫没有把情夫当场收命，将其扣下来殴打致亡，《大明律》就不允许了，要比照“擅自杀伤已拘执（已被控制）的【夜无故入人家内者（夜间擅自进入他人家门）】致死”之行为，处以杖责和有期徒刑。【原文：本夫拘执奸夫奸妇而殴杀者，比照夜无故入人家巳就拘执而擅杀至死律条科断。】

2.私通行为发生。这是什么意思？俗称“捉奸拿双（在床）”，你懂的，本文就不作解释了。反正，尚处在语言调戏阶段的，该条件不成立！

在龚祚、袁敬加害蒋恭案中，上述2点前提无一具备，因此不能定性为“杀奸”。当地判处龚祚斩首、袁敬绞决，秋后执行。进入复核阶段，大理寺卿王槩的立场更为严厉。他根本不承认龚祚与林氏的“典妻”行为有任何合理性，直白地把他们定义为“通奸”。龚祚本身只是奸夫，有什么资格“杀奸”？王槩要求地方衙司补充说明龚祚、袁敬的动机等细节，不过，总体来看，龚祚、袁敬应该是难逃法网了。

参考资料：明代王槩《王恭毅公驳稿》、《大明律》、魏昕《元明清时期的典妻风俗与律法关系》、李仁《李贽的家庭伦理观》、吕玲《晚明拟市人小说中的“婚外恋”女性形象探析》、《明宪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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