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你大胆地往前走
莫回头呀
通天的大路
九千九百九十九呀
巩俐《红高粱》
周三的晚上，莫言出现在山西汾阳贾家庄的一家小电影院里，这里即将首次放映西安电影制片厂修复的最新4k版本的《红高粱》。
《红高粱》是莫言的作品第一次改编成电影，这也是第一部获得国际A类电影界最高荣誉的中国电影。
那一年，莫言32岁，《红高粱》的导演张艺谋38岁，主演姜文25岁，巩俐23岁。
一张流传很广的照片
左起：巩俐、莫言、姜文、张艺谋
当晚的莫言穿着青灰色的西装、天蓝色的衬衫，兴致尚佳，他回忆起了32年前的夏天，在家乡旺盛的高粱地里，他完全没想到这部电影能拿金熊奖，没想到张艺谋会成为国师级别的国际导演，没想到巩俐成了国际影星，没想到姜文也去当了导演。
莫言于吕梁文学季
这么多“没想到”之中，他没提到自己，没想到在26年后，他能成为中国第一个拿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可哪怕写出了《天堂蒜薹之歌》、《檀香刑》、《生死疲劳》、《蛙》等多部在国内外获得大奖的作品，此时他最出名的，仍然是《红高粱》。
虽然电影已是修复版，但岁月的痕迹无法抹去。巩俐的红盖头泛着黄，字幕时隐时现，音响效果有些刺耳。
巩俐剧照，近日她因与71岁音乐家新婚被广泛关注
很多人觉得《红高粱》是张艺谋拍过最好的电影，它没有宏大的场面和千军万马，最多的场景便是漫天黄土和黄绿相间的高粱地，朴实到近乎残忍的画面冲击着刚获得思想和艺术解放的人的心灵。
莫言说，这部电影体现的就是他们这群年轻的创作者“冲破一切禁锢的闯的精神”。
这种“闯”的精神还存在于现在的莫言身上吗？
拿奖后，原本十分高产的莫言沉寂了一段时间。
这被大众称为“诺奖魔咒”。很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拿奖后再没有推出新作品，或者说写出来了，但难超过去。
客观原因上，拿了这么轰动的大奖，各路媒体亲戚都涌了上来，莫言的生活被颠了个个儿；主观上，你要如何写出比诺奖作品更好的作品？
沉寂不代表搁笔，如莫言自己所说，“获奖之后第二天开始，我就想怎么样突破所谓的‘诺奖魔咒’”。
2018年，莫言新发表的作品包括小说《等待摩西》、戏曲《檀香刑》、诗歌《高速公路上的外星人》等，他在不同文体之间徘徊实验，从这些实验中，读者可以明显感受到他在风格、体裁上的变化。
不管这些外在的特质如何改变，莫言的作品的核心依然与他的故乡高密紧密相连。93年《红高粱》的英译版在海外发行之后，同在国内文坛引起的震动一样，国外媒体也对它高度评价。
《纽约时报》报导，“莫言把高密东北乡安放在了世界文学的版图上。”
1987年版《红高粱家族》，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
而在把高密这个魔幻的小城推向世界之后的三十年，莫言又把它拉回来，重新审视现实，重新观察真实的底层生活，再一次还原乡村斑驳陆离的复杂感。
正如拿奖被质疑“中国这么多好作家，怎么就是莫言了？”一样，重新出发的莫言，仍然褒贬不一。
其中最大的争议在于写诗。去年，莫言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组诗《七星曜我》，讲述了他与七位作家的来往和对他们的印象（这七位作家分别是君特·格拉斯、马丁·瓦尔泽、大江健三郎、奥尔罕·帕慕克、特朗斯特罗姆、V.S.奈保尔、勒·克莱齐奥）。
而在微博上，莫言也经常发布打油诗和他新学的律诗，并请教网友。
截图来自莫言微博
莫言很谦虚地说他写的不能算是诗，他是为了看懂诗、理解真正的诗人，才去变成一个诗人。
有评论家认为，“莫言的诗是数十年来反智主义结成的恶瘤。”
北京大学的中文系主任陈晓明这样评价重新出发的莫言：
我们也可以把他和过去的作品进行对比，或许有这样那样的不满足，甚至也可以说还有其他的作品还要区别于他早期的优秀之作，但是这样的批评无济于事，作家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作品，莫言换个写法也无尝不可。莫言的作品与其说丰满，不如说更加的内敛介质，但是力道还是在那里。
在苏童的理解里，莫言写的是“头顶桂冠，身披枷锁”的人，这也是莫言自己身处的状态。要突破，他就要摘下桂冠，打破枷锁，超越过去的自己，而超越那种充满侵略性、“闯劲”、杀气腾腾的文字，是不容易的。
所以苏童认为，莫言在酝酿、也需要酝酿二次革命。
放映之前，也许是因为在场的观众已经换了一代，莫言先自我否定了《红高粱》，“它放在现在不行，它的成功是历史的产物、历史的巧合。”
《红高粱》在高密上映时的宣传打油诗
和一些讷口少言的作家不同，莫言很会说话，总是很谦逊，也很幽默。
1987年的时候，《红高粱》还没拍，作家梁晓声当时住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办公室里，有一次莫言来了，住在附近的招待所。梁晓声说自己年纪比莫言大，又拿了一些奖，只看过莫言的《红高粱》和《透明的红萝卜》，就以老大哥的身份和莫言聊文学，他对莫言说，“莫言你像中国文坛的梵高。”
梁晓声形容当时的莫言，“矜持地表示谦虚，但是也面有得瑟”。
莫言也记得这件事，记得更清楚，因为住在招待所的时候，他正在写《天堂蒜薹之歌》。他提到一个细节，就是他一见到梁晓声，就冲动地把他抱了起来，而梁晓声大声喊，“我的腰不好。”
“后来我想，我写奈保尔的腰不好，潜意识里面也是因为梁晓声老师说他的腰不好。所以奈保尔的腰不好，是个问题。梁晓声老师的腰不好，也是个问题。”
这种幽默也藏在《红高粱》里，藏在姜文拙劣的头套和赤裸的脊背上。
《红高粱》无疑是影史留名的好电影，但没必要苛刻每个人都觉得它好。用莫言的话说，《红高粱》能在80年代风靡一时，“某种程度上契合了当时的观众内心深处的强烈的需求”。
它传递的“不怕罪、不怕罚”，带给年轻人一种天性的解放。（贾樟柯语）
而现在的年轻人赶上了不同的时代，片中的叛逆不再被视为叛逆，自然也不会如当初一般觉得此类情节振聋发聩。
但影响力是不会消失的。当我们坐在乡村的电影院里，重新去看《红高粱》，重新去捕捉那一段原始的激情，高粱摇曳，红液潺潺，巩俐饰演的九儿两次倒在高粱地中，一次是因为生，一次是因为死...
《红高粱》剧照
莫言需要一场得奖之后的革命，去开拓新的文学土地，而新一代年轻人是否也像他一样，需要一场新的革命、新的解放？
姜文藏在比人还高的高粱地里对着巩俐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也许就是三十年前莫言的“闯劲”，这句话删去前面两个字，斗胆送给莫言老师，也送给在看这篇文章的年轻人，请大胆地往前走。
参考资料：
第一届吕梁文学季“诺奖之后的莫言”研讨会
文 /siri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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