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尊崇军人的社会，必须为军人（退役军人）家庭的权益与生活“兜底”。
这种“兜底”，很大程度上来自援助与救济体系。
近年来，不断有专家、学者呼吁建立“军人家庭援助体系”，正是为了能够长效、高效地为军人（退役军人）家庭提供“兜底”援助。
4月19日，《军队看望慰问和救济工作暂行规定》印发，其中明确了——
军队相关人员或家属罹患重大疾病、家庭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或者意外事故，以及其他特殊原因造成家庭生活困难的，可以给予救济，并相应规范完善救济标准确定条件、实施程序及审批权限。2016年，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教授赵俊兰，在《政工学刊》发文提出应《尽快建立军人家庭援助体系》。2017年，学者王涵毅撰文指出：我军现有随军家属34万多人，其中就业安置的仅有17万左右，完善军人家庭援助刻不容缓。2018年，军队政协委员西西玛，提出应建立军人家庭援助中心。2021年1月，《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草案）》全文公示，明确对军人及其家庭的多项抚恤优待，其中包括：对因自然灾害、意外事故、重大疾病等原因，基本生活出现严重困难的军人家庭，当地人民政府应当按照规定给予救助和慰问。
科学高效的援助体系，仅靠一两部法案或文件规定是远远不够的，有太多的细节需要明确。
比如，2015年印发的《关于规范完善军队人员有关福利待遇的若干规定》，其中提到：
团级以上单位应当准确了解掌握所属官兵家庭生活困难情况，一般每半年集中研究1次，情况特殊的及时给予救济。救济以发放现金为主，救济数额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但当官兵遇到重大家庭困难时，救济的现金往往不足以扶危济困，碰上需要长期救助的情况，就更难得到保障。还有，官兵家庭需要救助时并不一定是资金需求，也可能是家庭住房、家属就业、子女入学或法律援助，这种需要军地协同支持的时候，谁主导主持？谁负责到底？
总之，军人家庭援助的领导体系和工作运行机制，都需要在实践中探索。
以美军为例，其实施了《军人家庭保障计划》，构建庞大的家庭支援体系：国防部专门成立军人家庭政策办公室，由一名副部长直接领导军人家庭工作；各军种、各基地、各作战单元都相应设置了军人家庭援助机构；每年斥资100多亿美元专项用于工作开展。
退役军人事务部成立以来，多地都启动了针对退役军人家庭的援助机制。
比如广东，2019年10月1日起实施《广东省退役军人应急救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广东省政府和各地级以上市政府共同出资10亿元设立广东省退役军人应急救助基金。比如贵州，2020年5月出台了《贵州省省级退役军人援助关爱基金管理办法》。当然，对于一些遭遇重大疾病等特别困难的家庭，仅仅依靠部队或政府的救助是远远不够的（一般相关的援助都规定当年内资助总额不超过2万元）。这就需要调动社会慈善机构、个人、团体、企业资助的非盈利性民间服务保障机构积极性，以支援参与的形式，为相关家庭提供资金、子女教育、贷款、保险等服务，弥补政策援助上的不足。例如，美军把五月的第一个星期五定为“军人配偶日”，每年都举行隆重的庆祝仪式，以引起社会对军人家庭的广泛关注和支持。军人（退役军人）家庭援助，归根到底还在于一个情字。再多的政策再多的要求再多的机构，如果不能带着对军人的深厚感情去落实，那恐怕也难有成效。不一定每个人都上战场扛枪，但大家可以为扛枪的人给予更多的帮助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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