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上，人口超过5000万的国家已经可以算是“人多势众”，而人均GDP三万美元以上的国家，可以说是“足够发达”。
既人多势众，又发达富足的国家，目前全球仅有7个，分别是美、日、德、法、英、意、韩。
值得注意的是，韩国是2018年才进入这个圈子，也是亚洲继日本之后的第二个国家。
谈到韩国经济腾飞，人们常常想到的是工业的“汉江奇迹”。但实际上，韩国农业文明的巨大进步同样值得关注。
目前，韩国农民人均年收入已达约1万美元，2017年农业增加值300亿美元，在全球排名第21名。
1999年到2017年韩国与德国农业增加值变化图，图中蓝色为韩国。人口和土地面积均显著大于韩国的德国，农业增加值与韩国不相上下
回溯朝鲜半岛的文明史，不难发现中原的农耕文明早就被带到了这里。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形成了牢固的传统农业经济体系，也产生了强烈的小农经济意识，封闭守旧、排斥变革、缺乏契约精神的观念根深蒂固。
这些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传统经济体系和社会文化，在近几十年中是如何得到革除的？韩国的农业农村是如何在几十年内实现现代化的？这一历史剧变又能给东亚其他农耕文明国家哪些启示？
一、韩国农村曾是世界最贫穷的地区
朝鲜民族曾长期奉中国明朝为正溯。明末三大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所憧憬的“耕者有其田”，一直是朝鲜民族向往的农业经济形态。
这一愿景，到20世纪下半叶终于基本实现。50年代，韩国着手“土地改革”，也就是终结了少数人占有大多数土地、雇佣佃农耕种的农村经济制度。政府通过经济手段将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土地为农民所有。
朝鲜半岛地形三维立体图，半岛多山的地形并非农业发展的绝佳环境
到1964年，韩国农民中自己种自家田的比例，达到71.6%，而这一比例在1945年的时候才仅有13%。
然而，有了土地的韩国农户仍然遭受贫穷的折磨。
日本殖民统治期间，将近代化的工厂主要布局在半岛北部，南部几乎无工业基础可言，加上多年的战争破坏，韩国几乎是当时全世界最穷的国家，韩国的人均GDP要落后于当时的中国与朝鲜。
1961年韩国人均GDP仅94美元，还不到同年非洲国家加纳的一半水平，也仅仅是北边朝鲜的三分之一。
1961年到1969年韩国、加纳和世界平均水平的人均GDP变化图。红色曲线为韩国，蓝色为加纳，绿色为世界平均
农业方面，1956年是一个无灾无害的普通年份，然而韩国全年粮食产量只有400万吨，这个产量仅仅是2017年我国紧邻朝鲜半岛的吉林省粮食产量的十分之一。
不仅仅在工业上落后，韩国农业也远远落后于朝鲜。1961年，朝鲜的化肥产量是韩国的10倍，棉纺织品产量是1.7倍，捕鱼量是1.4倍。在水稻和小麦的产量上，朝鲜也略胜过韩国。
二十世纪60年代摄于首尔附近农村的照片
1970 年时，韩国农村仍基本保持着传统的生活方式，250万农户中住茅草房的占到8成。这样的茅草屋既不能抵御东北亚冬季的寒冷，还常常引起火灾等严重后果。即便如此，绝大多数韩国农户也只能选择这样恶劣的居所。
现在在旅游景点，作为民俗传统保留下来的韩国农村茅草屋
“住茅草屋，点煤油灯”是当时韩国农村的主要生活方式。几乎没有农户能用上电，连接乡村的道路大多没有建好，全国5万个自然村将近一半的村无法通车，交通工具只有靠步行或者牲畜。
比物质贫瘠更可怕的，是当时韩国农民的精神面貌和农村落后的文化糟粕。时任韩国总统朴正熙，曾描述农民“撒谎成风、趋炎附势、游手好闲”。
而农村掌权得势者，往往是家族头人。也就是说，那时候韩国农村社会还以“人的自然血缘联系的脐带为基础”，是马克思笔下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
二、新村运动
重视物质改善更重视人的培养
韩国农村步入现代化，是晚于城市和工业领域的。1960年代是韩国工业腾飞的阶段，而工业腾飞的主要动力，则来自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发展出口工业等。
到了1970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较1961年增加2.5倍，年均增长率达到9.9%。这样的资本积累，是韩国工业反哺农业的物资条件。
60年代末已经初步繁荣的韩国城市街头
60年代，韩国城市人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农业依然艰辛、农村依然落后。为此，1970年起，韩国政府开始发起“新村运动”。
“新村运动”是一项基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农业发展滞后状况的农村建设行动，也是韩国及时开始工业反哺农业、工农业双赢互动的经济行动。
起初，政府为全国的村庄无偿提供水泥及其它建设材料，用于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以实物支援、避免过多直接给予金钱，是“新村运动”初期韩国农村基础建设的政府支持方式。
70年代，韩国农村掀起修建道路、改造屋顶、修建饮用水设施、建设村民会馆的热潮。经济作物推广和优良育种的实施也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
在扶持农村基础建设过程中，政府坚持“能者多得”，也就是对那些工程推进迅速、物资和资金利用效率高的村，多给一些。促进村与村之间比建设，而不要比谁惨。
韩国的新村运动的经验已经推广到其他国家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认为，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民的能力比土地和物质资本都重要。显然，韩国的“新村运动”体现了这一规律，花了相当大的力气提高农民能力。
“新村运动”针对广大农民开展了村民新村教育，推行“伦理教育和相关技术普及”。
为了改变农民听天由命、随遇而安、缺乏斗志的精神面貌，“新村运动”倡导“勤勉、自立、合作”的精神追求。这三个词后来也成为全体国民的道德标杆。
“新村运动”中的教育培训照片，照片左上方悬挂的是时任总统朴正熙像
韩国传统农村，“男尊女卑”现象严重。“新村运动”则致力于男女平等，改变农村落后的社会关系。每个村都选举了一男一女两个领导者。甚至发起了女性主导的生活改良运动，例如以反对赌博为目的的“焚烧扑克”运动。
韩国博物馆中的泥人作品呈现传统农村社会中的韩国妇女从事家务和抚养子女的场景
“新村运动”带来的农村性别平等带动了韩国社会进步。2018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测定显示，韩国的男女平等水平列全球第十、亚洲最高。
新村运动的成效也是显著的。在1970年到1980年间，农民人均收入从10万韩元增长至100万韩元。而城乡收入差距一直保持较低水准，甚至在1975年，农村家庭收入反超城市家庭收入1.6%。可以说，这一时期是韩国农业突飞猛进的时期。
近年来“新村运动”的范围已经不再限于农村，运动的主要内容也拓展到整治乡村环境、兴办文化场所、养老等领域。这是“新村运动”民间志愿者组织公益劳动
三、农村空壳化和老龄化
韩国农业化危为机
韩国工业腾飞初期，主要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外国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走上发展道路。
1980年后，韩国工业化和信息化步伐进一步加快。其工业发展的动力，也逐步变为扶植超级财团并发展拳头产业。
韩国1960年至1984年农业增加值变化曲线，增长最快时期恰是“新村运动”如火如荼之际
三星、现代、SK、LG、乐天等超大财团壮大成熟起来，发展起世界一流水平的工业产业。
快速发展的工业企业，将全国年轻劳动力吸引到了大城市及其周边区域。特别是90年代的首尔及其周边区域集中了全国一半的人口。
韩国夜间亮灯分布图说明，首尔等大城市人口聚集效应显著
年轻劳动力的转移带来的是农村总人口数随之快速减少。1970 年农村人口数是1400万人，到2015年农村人口只剩256万人。
同时农村老龄化问题加重，韩国农村60岁以上人口比重从1980年的10.5%逐年上升，1990年到17.8%，到了2015年高达50.4%。
农村出现空壳化和老龄化，看似会破坏农业基础。但事实恰好相反：空壳化和老龄化反而为农业现代化提供了机遇。
农村人口能自由迁徙到城市，可以使农业人口人均耕地面积大幅增加，给农业机械作业带来了空间。
老龄农民将土地出售或者出租，除了获得土地收益外还能享受额度不小的“退休补贴”。
到90年代中期，韩国农业集约化经营程度已经在亚洲处于比较领先的地位。
工业化带给韩国人钞票和大量机械，这也推动了农业机械化的普及和农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农业机械化的实现，反过来又提高了农业的生产效益。
而应对老龄化方面，韩国社会近年来出现了“归农归村”现象。即一定社会经验及资本的中青年层，辞去城市工作到农村从事现代农业生产。据韩国政府统计，截止到 2014 年“归农归村”家庭达到4.46万户。
这些“归农归村”中青年厌倦了城市生活，无法忍受交通紧张、房价高涨、污染严重等“城市病”，但又在城市赚足了资本实力和现代经营管理经验。
他们在农村找到了自己事业发展新的广阔舞台，也给农业现代化注入了崭新动力。
韩国政府官方网站上宣传中青年参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海报
就这样，韩国农村人口虽然从20世纪中叶的70%降低到目前的7%，但其农业发展水平已经跻身农业发达国家。
韩国农业农村的腾飞过程中，工业部门的兴起给农业发展带来资本积累、硬件提升、国际贸易通道，乃至向农业部门提供高素质劳动力。
解决农业问题，“头痛”不能只“医头”。现代农业的发展，不能单打独斗、毕其功于一役，没有强大的工业基础，现代农业是不可能发展的。
作者: 元歧 编辑: Thomas (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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