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聪乐在其中，笑容满面，他说：“我有3万多孩子，他们都亲切地称呼我为'杜爸爸’，他们结婚，都要请我做见证人。”
一个完美的人生是什么？
在很多人看来也许是年薪百万，受人尊重，有着地位匹配和相爱的另一半。
而这些杜聪至少拥有前三。他从哥大毕业又在哈佛深造，曾是法国银行的副总裁，30岁不到就实现了年薪百万美金，日常出差坐的都是私人飞机。
直到2001年的一天，杜聪决定从法国银行辞职，抛弃年薪百万的职位和令人艳羡的副总身份，去河南农村拯救艾滋病孤儿。
得知他的行为，杜聪父母是不理解甚至是崩溃的，他们很难想象，为什么自己前20年来一直引以为傲的天之骄子，一夜之间抛弃所有艰辛奋斗获得的成就。
他们甚至扬言，如果你一定要去，那就不要再和我们见面，可这依然没有阻挡杜聪离开的决心。
那天之后，一个叫做杜聪的金融精英彻底消失了。后来世间多了一个被称为3000艾滋病孤儿的杜爸爸。
明明过上了所有人梦寐以求的生活，可他却突然抛弃一切，选择跑到河南农村去救助艾滋遗孤。面对父母的阻拦，也一往无前，杜聪到底为什么想不开？
1968年，杜聪出生在香港，14岁跟着父母移民美国。
走在路上突然被其他同学撞倒；在食堂吃饭被人插他的队；课桌里莫名其妙出现的小虫子……
在那些被欺凌的黑暗日子，让杜聪对光明更加渴望。他化悲愤为动力，拼命学习，终于，他在班上名列前茅，成为了被老师捧在手心的尖子生。
仅仅这样就够了吗？不，还不够，杜聪要继续努力往上走，只有站在更高处才能实现人生的价值，才能不被别人看轻。
18岁，杜聪考入了哥伦比亚大学，获学士学位，随后，又继续考上了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
杜聪利用好一切资源，日日夜夜，勤勤恳恳，他不断攀上高处，又不断望向更高处。
硕士一毕业，杜聪就进入了华尔街投行工作，工作仅仅一年，他就在寸土寸金的纽约买了自己的房子。
凭借出色的工作能力，杜聪27岁就成为了瑞士银行驻香港的联席董事。
到了29岁，杜聪已经在一家法国银行担任副总裁，年薪百万美金。
上下班有豪华专车接送，出差乘坐私人飞机，和洛克菲勒的曾孙女吃下午茶，和林青霞一起听昆曲……
凭借多年的努力，杜聪终于站到了更高处，他成为了金融界令所有人仰望的存在。
有了财富和荣誉，再也没有人歧视他，杜聪实现了理想，也成为了世俗上的人生赢家。
但这一切，在一次农村之行后，被杜聪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他的人生轨迹也从此彻底改变了。
因为早年在美国经历过艾滋病大爆发，所以杜聪对艾滋病患者颇为关注。
由于工作的原因，杜聪经常要到中国一些农村地区进行调研，在这里，他看到了贫穷、疾病和生命的脆弱不堪。
瘦弱的男孩颤颤巍巍地推着木头车，车轮陷入泥坑里，车上躺着他病弱的父亲，在大口喘着气。
破旧的房间里，冰冷的水泥地上铺着几个破编织袋，瘦得只剩皮包骨的孩子蜷缩在上面，而他的母亲，只能干坐在一旁无声哭泣。
儿子儿媳都因艾滋病去世，满头白发的老人只能独自带着两个患病的孙子，掰着指头数着剩下的日子。
发烧、咳嗽、溃疡、吐血……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绝望的气息，太阳的光照在身上只觉得冰冷。
或许曾经的经历，让杜聪更能共情弱者。满目疮痍，狠狠刺痛了他的心。他总觉得，他必须做些什么才行。
回去后，杜聪整夜整夜地失眠，眼前一幕幕地闪过他看到的那些情景。
爬上所有人都羡慕的高处，本以为会很开心，但却是无尽的空虚。那些孩子，因为患病，饱受歧视和欺凌，和曾经的他一样。
或许，帮助别人，才能让他获得真正的快乐。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杜聪决定换一种活法。放弃现有的一切，去守护那些病弱的孩子，或许，那样才是他人生的意义。
杜聪毅然决然从法国银行辞职，他的朋友们都说：“阿聪一定是疯了！”他的父母也极力劝阻他。
可杜聪十分坚持，背上背包，走出家门，登上车子，就开始了后半生的颠簸。
1998年，杜聪特意注册了“香港智行基金会”，致力于帮助那些艾滋病遗孤。3年后选择辞职，全身心地致力于艾滋病的公益事业。
“可是辞职容易，做慈善却受到了阻拦。
要想真正帮助到这些地区的人们，得先了解清楚他们的状况。
在落后闭塞的农村，一夫一妻，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X交易，也没有人吸食毒品，怎么会如此大面积地爆发艾滋病？
原来，这些农民是落入了贫穷和无知的陷阱。
由于生活困苦，一些农民选择去卖血，一袋血可以换50块钱，就为了这50块钱，许多人搭上了自己的命。
一些血站非法经营，卫生条件不合格，经常共用针头抽血，甚至在提取了血浆之后，又把已经被污染的血液重新注回卖血者体内。
一个针头，一根输血管，没有解决这些农民的贫穷，反而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
感染了，生病了，大家以为是普通的感冒，可是没钱买药怎么办？去卖血，然后又有更多人感染，为了治病而染病，无限循环。
哪怕已经有那么多人死于艾滋病，可这些地区很多人都还不知道艾滋病到底是什么。
杜聪曾悲伤地感慨道：“我从未遇到过这样一个小小的地方，竟然有这样大的苦难，一户人家里面，老中青三代都处于'贫困’'疾病’'歧视’的三重打击中。”
杜聪想要集合村里的力量一起来帮助这些人，可当他的电话打给村里的医师时，得到的却是冷冰冰的拒绝：“别过来！”
甚至杜聪走进村里调查情况，还得和村干部打游击战，多次被驱赶出村。
多数的地方干部都不欢迎他，担心杜聪是来调查追责，兴师问罪的。
杜聪悲愤不已，怒声说道：“艾滋病这把火还在烧，我不是来调查起火原因、追究责任的，而是来救火、救人的！”
那些干部羞红了脸，愧疚地打开了大门：“我们欢迎你来。”
从此，走访村户、演讲、募捐、开会……杜聪每天忙得抽不开身。
他曾戏谑地谈到自己辞职后的变化：“比从前更忙，全年无休，一分不挣。”
但忙碌的生活让他的人生变得更有意义了，每每看到那些艾滋遗孤因为他而展露笑颜，他都感觉内心某个地方被填满了。
忙于救火的杜聪，没想到，有一天，他会被这烟雾给呛到，甚至引火烧身。
2004年，一切似乎都逐渐步入正轨，智行工作进展顺利。可杜聪却在这一年，被抑郁折磨。
从繁华的华尔街，到贫穷落后的农村，杜聪要忍受生活环境的巨大改变。
为了走访村户，杜聪不得不随机借住在村户家里，落后的卫生条件，冷硬的木板床，潮湿发霉的被子，时不时能听到老鼠爬行的窸窸窣窣的声音。
像这样的辛酸，只是杜聪在农村生活里很平凡的一点。
可是，有限的时间，似乎无限的艾滋病遗孤，杜聪不得不逼自己每天高强度地忙碌。
他经常天不亮就起床，一直忙到凌晨3点都不一定能入睡。
身体忍受着疲惫，心灵上也承受着巨大的折磨。
看了太多的苦难，杜聪自己也开始变得悲观失落。那一段时间，他拍照都皱着眉头，抿着嘴，握紧拳头。
从前的他从来不会为钱而发愁，可现在的他每天都在担心该从哪去筹集钱款帮到这些孩子。
中国有那么多艾滋病遗孤，可他只有一个人两只手，怎么救得过来，那些他没有见到的孩子该怎么办？
他开始陷入自责，陷入怀疑，感觉人生看不到希望，变得沉闷，喜怒无常，常常半夜突然醒来，干巴巴地坐着，望着黑暗发呆。
这个时候，杜聪的好友白先勇知道了杜聪的情况，特意坐飞机赶过来见他，安慰他说：“尽管杯水车薪，但只要帮助了一个人，就已经是功德无量了。”
杜聪从抽屉里拿出孩子们给他写的信，发黄的作文纸，歪歪扭扭的稚嫩字迹：“爸爸妈妈走了，但是我还有杜爸爸。”
杜聪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捂住嘴巴无声地哭泣。兴许对于整个中国庞大的艾滋遗孤群体而言，他的力量微不足道，但是对于每一个被救的孩子而言，这使他们的整个人生都发生了改变。
不再迷茫失落的杜聪暗下决心，哪怕倾尽全力也不能救下所有，但有生之年，只要尚存一丝气力，那就能救一个是一个。
要想真正地拯救这些孩子，不能只是在物质上援助他们，更要在思想上去教育感化他们。
那些失去父母的孩子，有的满怀着仇恨，发誓长大后要去找那个买血的偿命。
杜聪曾收到一个孩子在监狱里写的信：“自从母亲去世之后，我就彻底地变了。我恨，我恨所有的一切，我不愿母亲离开我，我想把她留住。”
可惜，这个孩子最终也没能留住自己的母亲，由爱生恨，他恨上了让母亲患病的人，从此走上不归路。
饱受疾病折磨的身体，需要得到治疗；常年被仇恨控制的灵魂，也需要得到宽恕。
杜聪开始花更多的时间，积极和孩子们沟通交流。给他们创造读书学习的机会，带着他们学习技能，一起去游学，欣赏世间的美景，感悟生命的美好。
许多孩子通过杜聪的帮助考上了大学，其中有清华北大的，甚至去了国外留学的。
杜聪说：“我不希望这些孩子重蹈他们父母的覆辙，也相信教育可以改变问题的根源。”
对于一些在学习上天赋不高的孩子，杜聪就特意在上海办了一家“海上青焙坊”，专门为这些孩子提供无偿的法式烘焙培训。
在上海南京西路，杜聪注册成立了village127法式面包坊，专门为这些学员们提供就业，盈利所得全部用于慈善资助。
杜聪还利用爱心捐助的二十万建了一个环保袋加工厂，很多艾滋病妇女在这里获得岗位，通过自己的双手养活了自己。
曾经，这些患了艾滋病的妇女总是被他人嫌弃，找不到工作，生存都成问题。而现在，他们有了工作，也有了尊严，终于像活着的样子了。
杜聪一直坚信：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真正的慈善不是说简单地在物质上施以援助，而是帮助这些人真正挺起身板，有尊严地活着。
如今，杜聪已经50多岁了，累计筹集了2亿元，帮助了3万多个“艾滋孤儿”，因为忙于慈善，他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结婚生子，可以说是孑然一身，一贫如洗。
可他乐在其中，笑容满面，他说：“我有3万多孩子，他们都亲切地称呼我为'杜爸爸’，他们结婚，都要请我做见证人。”
有人劝杜聪，50多岁了，该休息休息了，可他幸福地抱怨着：“如果你还有几千几万孩子要养，如果这些孩子当中还有很多在读小学读初中，你就知道，没法休息。”
杜聪终于找到了他人生的意义，不是金钱名利，而是慈善救助。在这条路上，杜聪已经走了20多年，他还要继续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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