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953 期〓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学校遭到的冲击很大，教师受到的迫害也很深。教书是一个被人瞧不起的职业，教师和所有的知识分子被人唤作“臭老九”。这种侮辱像影子一样几乎伴随着每一个教育工作者。
这些“臭老九”一边遭受着歧视，一边在学校忍辱工作。有时还被呼来唤去“支农”、“支工”，文化知识饱受践踏，学术权威颜面扫地，教学质量无人提起，也无人过问，学校成了文化革命的前沿阵地。这样的运动一搞就是十年。
1978年，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知识改变着人的命运，学校得到了社会的重视，教师受到了人们的尊重，“臭老九”这个词人们才很少提及了。当时有一条标语令人难忘，那就是“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特别是1985年国务院颁布的每年九月十日确定为教师节，充分肯定了教师为国家做出的重大贡献，同时极大地提高了教师的社会地位，也调动了教师的工作热情和积极性，教师迎来了教育事业的春天。
伴随着包产到户政策的实施，农村广大教师大多是半家户，他们的老婆孩子也分到了责任田。原来用微薄工资每年交农业社口粮款的日子过去了。教师在工作之余也参加生产劳动，收获也不少。有工资、有粮食，乡镇教师家里的生活富裕了。县城教师相比乡镇教师收入略少一些。
教师的工作是良心活。有良心不愿误人子弟的教师虽然农活多了点，但去了学校就像又换了一个新的战场，尽心竭力地教孩子们学知识。那时候，学区一学期举行两次考试。考好了，学区表扬奖励。奖品不贵，重在精神激励。当然，也有一些教师耍奸偷懒，只顾干自家的活，到了学校不好好搞教学，让人唾骂。记得当时有人编排骂一个老师：“讲课不站(干农活累了)，作业不判，考试包办(老师替学生答卷)，学生捣乱不颤(方言，不管的意思)，下校到学生家里吃饭。”不过多数教师是有责任心的。
高考恢复后，大学生毕业了国家包分配。开始比较好考，几年后试题难了就不好考了。每年高中考入大学的比例在百分之五以下，真似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录取的大学生应届高中生少，往届高中生多，于是补习成为常态。一些望而生畏和高考无望的人流落社会，学手艺、做买卖、干苦力。你还别说，其中一些人也挣钱不少，有的甚至比国家工作人员还收入多。这样一来，好多人又不重视读书了，从小学起就开始混，社会一度出现“读书无用论”。这种情况大约持续十四五年。
这期间城乡中小学教学虽然没有放松，但社会关注比刚恢复高考降低了许多。用一件事证明，就是每年高考后 人们很少议论谁家的孩子考上了，考了多少分，谁家的孩子没考上，仅差几分。“臭老九”这个雅号又开始对教师叫起了。1996年，大学生毕业国家大部分不包分配，招生数量增加，高校雨后春笋般地在各地建立，遍地都是大学生，大学生不值钱了。学校在人们的眼里也就那么回事，教师职业再次贬值。工资少且常被地方政府拖欠不发，逢年过节，政府发酒发炮，以抵工资。人们戏说“穷得发炮哩”。比起其他行业，教师只挣点死工资。作为乡村一支重要师资力量的民办教师，因为乡里拖欠工资干不下去了，有的到了山西私立学校，有的干脆不干另某职业，而一些拖家带口舍不得责任田的留下来硬撑(后来竟修成正果，那些在1985年前参加工作，从未离开学校的民办教师全部转为公立教师)。公立教师中有的找门路转到了政府或企业工作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受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独生子女家庭居多，这些独生子女，基本是八零后，每个家庭的都十分重视孩子的入学教育，加大了教育关怀和投资，家长都想让自己的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将来有个好前程。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大批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少部分人在城市安了家，孩子也在城里入了学。农村的生源开始减少，但大部分打工人的家还在农村，孩子仍旧在乡镇学校就读。
当时的县城学校虽然不比大城市学校，但比乡镇学校条件要好得多，所以，一些孩子开始转学到县城学校。乡镇机关单位的工作人员开始调动工作回城，回不去的也在县城盖了房，先让家属回县城陪孩子读书。乡镇学校的老师也不甘落后，纷纷找门路回城，特别是一些有点名气的老师，不用找关系，只要自己愿意，就可以调到县城学校。一股回县城的潮流在社会上漫延，于是，县城学校一时兴旺起来。乡镇学校小学的生源在不断减少，县城学校的生源在不断增加，而乡镇中学的生源相应也在减少，并即将出现断层。这段时间大致在1999年左右。
当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意识到乡镇学校日益衰退的时候，连忙进行控制。先是不让县城学校随便接收乡镇的转学生，后是让乡镇学校的领导和老师做学生家长的工作。另外加强乡镇学校的管理，提高乡镇学校的教学质量。同时改善乡镇学校的办学条件，校舍盖新的，桌凳配好的。结果学习好的学生转学了，骨干老师调走了，考试成绩上不去，事实证明乡镇学校教学质量差。乡镇学校越办越糟，更坚定了家长给孩子转学的决心。于是动用一切关系，不惜花什么借读费，一窝蜂地往县城学校转学。
这时候，乡镇学校的老师开始徬徨起来，不能安心工作了。2001年我县个别乡镇中学停办了，到了2007年全部停办。乡镇小学大规模转学在2004年到2006年之间，乡镇学校教师回县城的在2007年最多。之后的乡镇小学已是风雨飘摇，尽管国家又出台给乡村教师每月涨了几百元工资，也毫无作用。个别学校学生人数少于教师人数。校舍白盖了，桌凳白换了，投资白搭了，工资也白涨了。政府所做的一切努力付之东流。
回顾“文革”到21世纪初这四十年家乡城乡学校的风风雨雨、起起落落，特别是当年乡镇学校的衰退史，我们不得不承认，学校教育作为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它客观地与政治、经济以及生育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如今，人们还在谈振兴乡村教育，其实振兴乡村教育谈何容易，如果没有振兴乡村经济，振兴乡村教育只是一句空话。可乡村经济怎么振兴？
城市化是不可逆转的，在城市就读的孩子不可能再回到农村。虽然乡村学校学生很少，但又不能取消，只可缩小规模，改善办学条件，为留守儿童提供教育场所。那些鼓励教师到乡村去的政策也应继续施行，但为乡村学校大量投资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留守儿童中也有优秀的孩子，我们不能把这些孩子的学业耽误了，因为他们也是祖国未来的人才。
原创文章：作者|李文元
文章编辑：王成海
作者介绍：李文元，内蒙古凉城县人，爱好文学，时有小作，愿笔耕不辍，与文学朋友互勉。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