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王朝兴衰已经多次验证了一个道理，打天下和守江山是两套完全不同的逻辑，元朝虽然在创业阶段极具爆发性，但在守业阶段却一直走的是跌跌撞撞，几乎集齐了王朝灭亡的所有要素。
和西汉一样，蒙古帝国在创业阶段就采取了分封制，大量宗王的存在不仅分散了朝廷权力，成为帝位的最大威胁者，更是垄断了相当多的财富，是导致元朝财政困难的主要因素。
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时代所分封的宗王就不多说了，按照蒙古帝国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所共有的原则，元朝是将分封制世代进行坚持的——
海山在1307年和1308年之间就封了19个宗王，其中有十四个是“一字王”；硕德八剌在位期间封了7位宗王；也孙铁木儿即位之后新封了24个王；图帖睦尔在位的四年中，封了24个王，其中有9个是“一字王”...
这些宗王在他们的领地中享有非常大的行政、军事、财政、司法等权力，虽然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曾经下令撤销诸王的扎鲁忽赤（断事官），并于1315年下令，诸王封地的达鲁花赤由中书省任命，以收回他们的行政和司法权力，但由于宗王们的实力实在太强，仁宗最终还是放弃了对宗王们的制衡。
相反，皇帝为了得到宗王们的支持还要常态化对他们进行赏赐——
1294年，铁穆耳在即位两个月内由于对诸王大量赏赐导致国库中的余钞只剩27万锭，铁穆耳朝对宗王的赏赐是忽必烈时期的好几倍；海山即位之后，对宗王的赏赐高达170万锭；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之后在朝会上对诸王进行了包括金39650两、银1849050两、钞223279锭、布帛472488匹的赏赐...
没办法，宗王是元帝国的中坚力量，皇帝必须获得他们的支持才能控制官僚系统，另外，赏赐也是蒙古制度的一部分，皇帝必须得执行。
如果皇帝限制宗王的权力，或者给他们的财富缩水，宗王们分分钟就会造反给皇帝看，1323年9月4日，发动政变干掉英宗硕德八剌的16个反叛者中有5个就是宗王。原因就是，英宗不仅限制他们的权力，有两次还因为财政困难取消了对宗王的岁赐。
在权力和利益同时受损的情况下，宗王就与朝臣合作联手干掉了皇帝。
由于宗王们手握蒙古本部的军事力量，所以往往也会以手中的军队武力夺取皇权，海山和也孙铁木儿的上位都是因为有漠北军事力量的加持。在图帖睦尔在位期间发生的八次谋反事件中有好几个宗王都卷入其中。
可见，宗王的存在是对元朝皇权、财富、司法的同时束缚。另外，分散元朝权力的还有那些世袭的万户、千户、怯薛，导致元朝末期，帝国已经是一盘散沙，皇帝所能控制的仅仅只有大都及其周边的部分地区。
除了宗王，元朝的权臣也是一股极强的力量。随着扩张战争的不断深入，那些蒙古将领们已经凭借着军功逐渐进入帝国的核心并发展为世家，将爵位、财富、资源等通过继承的方式进行世代传递。铁穆耳即位时，伯颜握剑站在台阶上逼着大家进行表态就已经证明元朝官僚集团的崛起。
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时，铁木迭儿在皇太后答己的支持下成为权臣的角色，深度左右着朝廷的权力格局和皇帝的决策。在英宗硕德八剌即位的初年，铁木迭儿的权势已经发展到近乎独裁的地步。
由于文宗图帖睦尔是依靠燕铁木儿和伯颜才成功夺得皇位，所以文宗在即位之后就必须给这两人权力的“分红”：
燕铁木儿被封为北平王，并分别赐予蒙古人和汉人的荣誉称号答剌汗、太师；伯颜不仅佩戴着太尉、太保、太傅的标签，同时身兼御史大夫、中书省左丞相、知枢密院事的职务，爵封浚宁王。
同时，伯颜还控制着忠翊卫和宣毅万户两个卫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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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燕铁木儿和伯颜的势力已经延伸到了元帝国的所有敏感地带，已经到到了可以废立皇帝的地步。为了笼络伯颜，皇帝甚至还将忽必烈的孙女许配给了伯颜。
相反，文宗图帖睦尔虽然极其有才，但本质上就是一个傀儡的角色，垂拱而治。
后来上位的顺帝妥欢贴睦尔，他初期的时候也是一个傀儡的角色，庙堂则被伯颜所完全控制。1335年，随着伯颜成为大丞相，他的权势在帝国发展到了极点，掌控元朝的一切业务。
1340年，顺帝虽然将伯颜赶下了台，但权臣的基因始终存在于帝国的肌体中，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脱脱也是权臣。
当然，女主也没有在元朝的历史中缺席。由于游牧民族特殊的文化，女性一直在政治生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拥有一定的话语权，蒙古有这样的惯例：在大汗去世新任大汗上位之前，政事由皇后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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