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赵本山到双雪涛，东北书写与文艺复兴浪潮

“东北文艺复兴”正在掀起互联网的全民狂欢。

继宝石老舅的《野狼Disco》被改编成《过年Disco》登上2020年春晚舞台后，双雪涛同名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刺杀小说家》出现在了春节档，另一部《平原上的摩西》也列入2021年待映影片。



近年来的东北文艺作品，大都呈现出冷峻荒芜的工业化废土气质。《白日焰火》《钢的琴》《白夜追凶》等影视剧所建构的黑色东北，也与双雪涛、班宇、郑执等“子一代”东北作家群笔下的东北一脉相承，充满了现代性的幻灭和黑色幽默。

《野狼Disco》的热门乐评“东北现实文学，工人阶级rapper，劳动人民艺术家”，挪去评论双雪涛、班宇、郑执也丝毫没有违和感。曾经做过多年乐评人的班宇还这么评价过宝石老舅的歌：

“当下的经验是大家用当下的语言描述不了的，所以只能寻求一种过往经验的变形，唤起你记忆的某个部分，从而来解析、解构当下的整个场域。”不标出处，你也许会看成班宇对自己创作思路的总结。

吊诡的是，在《野狼Disco》里找不到“劳动人民”和“工人阶级”。沉浸在歌词营造的暧昧迪厅灯光里，精英文化关切“东北”时呈现出的历史意识和理论深度，被消遣性的大众文化轻易地抹除了。



如此说来，“东北文艺复兴”可能与上一代东北文化教父赵本山毫无关系。

作为“父一代”的东北书写，赵本山以东北喜剧规训了东北青年的标准形象：会忽悠，会白话，具备喜剧表演天赋，并以此作为竞争力。从延续了20年的春晚小品，到《刘老根》《马大帅》《乡村爱情》等系列电视剧，赵本山的东北书写与繁荣挂钩，与荒颓无涉。

从赵本山到双雪涛再到宝石老舅，从大众娱乐到纯文学，从电视荧幕到老铁直播的手机屏，“东北”到底经历了怎样的书写？

赵本山：铁岭的农民幽默



“宇宙的尽头是铁岭。”在《脱口秀大会3》大放异彩的李雪琴，本质上是对赵本山式东北书写的精神皈依。即东北成为了非东北地区获取快乐的源泉，全国人民都在等着东北为他们生产快乐，而忽略了东北人民本身快乐不快乐。



1986年，计划经济突出的沈阳开始全面推行经营承包制。正是这一年，铁西区第一家国企倒闭，随之而来的是整个东北汹涌的下岗潮。转型后的东北步入了它的历史下半场，大厂的水龙头不再流出橘子汽水，工人们要疗愈难以弥合的伤痕。

彼时，生活在铁西区的双雪涛尚无法提笔言说，铁岭的李雪琴则开始在电视上学习赵本山的东北书写。他的小品与建构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实践，于不经意间发生了耦合。农民形象的反复搬演，成为全国妇孺皆知的东北文化标签。

1995年的《牛大叔提干》是一部严肃的讽刺剧，一面是小学玻璃破了长期无法修补，另一面是基层干部的铺张浪费。赵本山扮演的俨然是一个受损害农民的代言人，是春晚舞台上少见的尖锐批评。



1997年的《红高粱模特队》则用赞美代替了揭露，主角是一群因为劳动而充满自豪感的具有主体性的农民，他们会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处理模特教练的“现代知识”。

可以看出，一开始赵本山并不清楚应该用哪一种谱系来言说农民，犀利揭露与纯粹赞美皆有。从1999年的《昨天，今天，明天》开始，赵本山开始融入改开以来的主流价值观和历史观，描述农民通过奋斗“住上了二层小楼”的幸福故事。

此后的《钟点工》《送水工》《火炬手》《不差钱》《捐助》基本延续了“农民进城”框架，也可以说是“刘姥姥进大观园”模式。来自黑土地的农民不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而是被观看者和被鉴赏者，成为“文明-落后”对立中落后的一方。

这些小品把通常我们认为是“农民特性”的东西，比如木讷、抠门、死爱面子、小农意识渲染得淋漓尽致。观众席上响亮而频繁的笑声以及随后的获奖，确证了这种东北书写的正确性。



由此，赵本山找到了最妥当的“农民”和最有传播度的“书写”。农民的趣味受到赞赏和怂恿，知识分子则热衷用小品中机智的俏皮话来解构主流话语，市民们也有了嘲笑捉弄的对象。赵本山影视系列，也在喝彩声中把《乡爱》拍到了第13部。

赵氏的东北书写，既是主流意志塑造的结果，也是东北在经济转型期自我言说的无力感造成的。“农民”作为一个阶层整体沉入无声的集体命运，他们的所有滑稽笑点似乎都是作为城市化的映衬，用以验证“现代化”的合理性与迫切性。

双雪涛：艳粉街的工人隐痛



双雪涛谈《平原上的摩西》创作初衷时说：“就是想反映一点东北人的思想、特有的行为习惯，尤其是几个大工厂，很少人去写。东北人下岗时，东北三省上百万人下岗，而且都是青壮劳力，是很可怕的。”



如果说“铁岭”是赵氏东北书写的核心景观，那么“艳粉街”则是双雪涛等东北作家专属的庞大记忆系统。艳粉街位于沈阳市铁西区南部，全长1800米，双雪涛直到艳粉街拆迁前后，才和家人搬离。可以说，他就是在这条街上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期。

郑执对于艳粉街的回忆同样深刻：“当年艳粉街动迁是轰动本市的一件大事，覆盖两千多户人家，光死磕的钉子户就一百多家。”

在中篇《光明堂》中，双雪涛甚至建立了一个微型艳粉街实景。“我”循着地图依次找到艳粉西街、红星台球厅、春风歌舞厅、煤电四营等地理坐标。这些坐标和故事次第揭幕，串联起迷失与找寻的主题。






小说中的艳粉街无疑是个虚构的场域，但却成为引领读者进入“东北”的一个神奇把手。在双雪涛、班宇和郑执的创作中，我们总能捕捉到城市不为人知的角落游荡着的“奇奇怪怪”的人，这些边缘人物就像是“艳粉街”的余烬。

 

时代盛景变成幻梦一场，安稳的生活顷刻崩塌。无法和解而酿成的“杀”成为双雪涛作品中频繁出现的主题。

 

《刺杀小说家》中，“买凶杀人”和“替父报仇”构成了虚实叙事的双线回环；《北方化为乌有》中，两篇不同作者的虚构小说拼凑出了多年前的一场凶杀案；《跷跷板》中，癌症患者垂死前的秘密告白似真似假，可跷跷板下确实挖出了一具骸骨。









不过，双雪涛在《飞行家》中刻画的边缘人物并没有选择永远的沉默和麻木，他们有着下意识的黑色幽默和自我解嘲。或用诗意浪漫，或用出逃姿态，来表达对命运不公的反叛。《光明堂》中的三姑张雅风与《飞行家》中的二姑父李明奇身上都有“自我流放者”的气质，内心的逃离欲让他们与环境格格不入。

 

80年代轰动东北的“二王案”和“三八大案”，或许将时代惶然的印象传递给了双雪涛。他在故事中描摹东北飘雪的大地、潦倒艰苦的生活、命运颠沛的小人物。在小说的虚实之间，总有暗藏的死亡与暴力，证明苦难的书写蔓延在日常之中。

 

双雪涛的东北书写如同招魂，召唤着东北地区的八九十年代。这召唤是通过特定年代的人和事的碎片实现的。他沿着经验的框架，以隐喻和虚构为砖瓦，搭建起记忆中的“艳粉街”。在那里，大雪纷飞铁锈满地，逝去的人和时代一起被掩埋在文字迷宫里。






 

董宝石：迪厅的老铁宣泄



 

2018年底，北京大学“我们”文学社举办的活动中，刘岩努力把双雪涛纳入“东北书写”的叙事谱系中，而双雪涛则试图往个人的精神家园里躲。






 

这场“追逃游戏”显示了双雪涛等人的犹疑：是大方承认自己在为时代印记发声，还是只是具有地方文学性质的伤痕创作？比起东北作家群的谨慎，董宝石直接滑向了另一个极端，拒绝宏大，代之以自嘲和怀旧构成的情感抚慰。

 

董宝石曾提到，“东北文艺复兴三杰”的另一位班宇的小说是他创作的灵感来源之一。《野狼Disco》里那几句“东北粤语”正是典型的褶皱式语言，能够还原出无法以理性描摹的时代精神状态或者我们常提的“氛围感”。“东北粤语”之于《野狼Disco》，恰如凛冽凋零的气息之于班宇小说，有种结构上的对应性。

 

《野狼Disco》显然是董宝石2017年发行的专辑《你的老舅》的延续。专辑主人公“老舅”是一个中年失意的东北男人。与曾经象征着秩序和力量的“东北大哥”相比，手头拮据却酷爱装阔的“老舅”，正是今天东北的拟人形象。






 

《你的老舅》对赵氏“东北书写”最典型的挪用，就是《马大帅》里的范德彪，出现在了该专辑里的《同学聚会》中。歌词唱道：“我是你的老舅范德彪”，多少会让人联想到那个维多利亚洗浴中心的“二把手”。人们只要一踏进维多利亚，都会恭敬地问候一声“彪哥”。

 

与洗浴中心这样典型的东北社会空间相比，“迪厅”显然更有融合舶来文化与东北地域文化为一炉的代表性。“迪厅”作为一种异托邦，既保留了城市飞速发展的喧嚣，又过滤掉了社会转型期的阵痛失落，可谓“东北文艺复兴”的最佳意象。

 

在宝石老舅的“东北书写”中，既有本山喜剧的搞笑壳子，又有班宇等东北作家的哀伤内核，是一种蒜味蒸汽波，呛到你卡嗓子然后还从眼角辣出一滴眼泪。所有抒情都由BP机、大哥大和港台娱乐的记忆碎片拼凑，文艺复兴的背后是审美趣味的浮浮沉沉。

 

GQ为董宝石配发的他与时代建筑的合影，似乎有意营造出一个巨大世界对倔强个体的压抑感。同样的情况此前也发生在贾樟柯那里，区别只是像素的高低：随着时代远去，越来越少的年轻观众会追问电影里的县城为何破败。

 

还有网大“二龙湖浩哥”系列，城里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模仿着90年代的古惑仔，在决战一触即发的时刻众人却四散逃跑了。因为不仅古惑仔是碎片，就连东北的“大哥小老弟”也成碎片了。






 

重工业烧烤，轻工业直播，老铁咔咔炖大鹅。东北文艺复兴也许是个伪命题，但不断迭代的“东北书写”却是一个真脉络。那些被时代痛击的人们，依旧生活在那片黑土地上，锋利而戏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