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随 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
《美与时代（美术学刊）》2019年12月 ----从内容与形式的辩证关系谈1979年“星星美展”
1979年“星星美展”是中国美术史上的大事件，它的出现掀起了理论批评界的一阵热潮，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由于艺术家自身环境的局限性，对其艺术评价缺乏一定的整体性。文章从内容与形式辩证关系出发，充分考虑艺术作品本体和社会的关系，求其真，并进一步对其做较为全面深入的思考，在其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方面以期给出较为客观的解读。
在文艺创作中，内容与形式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它们互相渗透，互为表里。一件好的艺术作品是内容与形式高度完美的统一体。参加“星星美展”的23个人，尽管他们的作品技法各异，类别多样，但他们共同的特征就是直抒胸臆地用形式语言表达，在已经压抑了很久的艺术氛围中，他们的这种展示，可以说是当代美术的觉醒。
一、“星星美展”的内容与形式引起的讨论
1979年的“星星美展”，艺术家们的作品明确表达了对表现形式的兴趣。如王克平、马德升等人的作品把许多西方现代艺术的手法直接挪为己用，以陌生新奇的语言让众多艺术家惊愕不已。但是面对这一现象，批评界和理论界的最初反应是沉默。艺术家吴冠中以及其他对现实敏感的艺术家们在全国当时唯一一家艺术杂志《美术》上发表文章，发表关于艺术作品内容和形式问题的看法，如吴冠中在《绘画的形式美》里反对创作内容对表现形式的钳制，要求作者对形式的处理有一种更为自由的方式，以此为始引发了一系列的质疑和批评的潮流。栗宪庭在《关于“星星”美展》一文中，以记者的身份对星星美展的艺术家进行提问，表露出了“一般群众能否看的懂和喜欢看”这个群众观点等。从这些批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以往的批评理论家，习惯了用实用主义的观点看待“星星美展”的艺术品，认为其中大多数都让人看不懂或者只是单纯的形式表现，作者们玩弄形式，求新立异，一些作品什么都不像，却被作者标明特殊的含义。其实正是这些质疑和批评，才让我们能真正认识到星星美展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
二、“星星美展”的内容与形式之真的分析
“星星美展”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是艺术家介入社会，二是要用新的艺术语言来表现社会。它的作品可以说是一种对于“真”的追求，这个“真”主要是指社会生活事件的实然，没有形而上的意味，对现实的批判带有一定的情感色彩和直观性，用艺术作品真实地表达艺术思想。
（一）本体之思与实践
“星星美展”中的本体之思，这个本体是相对于创作主体而言的。由于“文革”美术整体被造神文化淹没，显示出了轻视美术自身形态的超美术趋势，所以这既是反思“文革美术”的一种体现，也是对美术本体的重新思考。“星星美展”并没有明确的主题，内容大致主要有这么几类：第一是对政治现实的批判。如王克平的《沉默》，头像的嘴被木头塞住，嘴唇极度扩张，右眼缺少眼珠，左眼用纱布包扎，给人一种恐怖和窒息的感觉。曲磊磊觉得绘画艺术的本质就是画家内心的自我表现，所以他的钢笔画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表达了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渴望。第二类作品是对民族性的反思和批判，薄云的《啊！长城》，画面中长城周围乌云密布，只有些许光穿透，整体色调阴沉灰暗，象征当时国内备受压迫的艺术氛围。他身体力行地实践着追求自我的艺术原则，其作品抒情而宁静，充满形式性的艺术探索，用作品表达对生活的、对世界的非常个人的观察和感受。第三类作品是振兴民族、发扬阳刚精神的期望和呼唤。如在黄锐的作品《新生》里，残损的圆明园里面的石头柱子变成了人一般的形体，颜色鲜明，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二）形式之美与和谐
对于“星星美术”作品的内容，出现了很多质疑的声音，当时人们对于形式的理解或许只停留在黑格尔所讲的“外在的形式”方面。
对于“星星美展”的主要目的和内容，我们已经明确，艺术家介入社会，在他们内容的主题上已经充分体现到了，“星星美展”作为一种“呼声”，其教育性、启发性的作用显而易见。当时也有人讲，这次展览完全照搬西方的抽象表现主义，没有思想内涵，才会导致很多人看不懂。这个看法也是值得商榷的。不可否认，很多艺术家的表现形式均有所借鉴，如李爽的 《拼贴画》 与毕加索的 《吉他》 都是运用拼贴的手法构造画面，但是在主题的表现上却大不相同，李爽通过画面要表达的是一种情感的释放，而毕加索完全没有使用颜料，他想表现的是立体主义的真实原则。“星星美展”的众多艺术家只是学习了西方现代艺术，尤其是抽象表现主义，但是并没有完全挪用，而是结合本土情感。当时的艺术家们在乌云笼罩的情况下，被压抑得太久，被“标准”勒住了喉咙，他们要“喊”出来，而表现主义是最合适的表现手法，所以他们并不是单纯地玩弄形式。当“星星美展”的艺术作品内容与形式统一的时候，展现了艺术家情感的诉求，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和谐之美，并不突兀。
三、“星星美展”的内容与形式的辩证思考
美术作为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既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也是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所以，“星星美展”的出现与当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国际视野的开阔也有一定的关系。当时很多的理论家仅仅依赖于国内的艺术“标准”，在认识上便会有很大局限性。“星星美展”的内容与表现形式是和谐统一的，也是具有一定的革新精神，强调艺术家要介入社会，融于社会。这些艺术家们在“星星美展”中进行了第一次尝试，虽然在展出的时候因“影响了群众的正常秩序”被迫调整了展出位置，但这样反而增加了它的艺术影响力。这次阻力也可以视为“新形式”“后文革美术形式”的一场博弈，而“新形式”取得了胜利，得到了官方承认，并且之后成立了“星星画会”。随后的各种艺术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对之后的85美术新潮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形式上，“星星美术”运用表现主义的手法来构造作品，进行情感诉说，进一步强化艺术家主体的作用，也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当时沉默的艺术理论界，推动了中国艺术思潮的发展。
艺术中并不是内容决定形式，而是两者的和谐统一。一种内容可以呈现出多种表现形式，而“单纯”的“形式”构成作品，也可以视为一种艺术。所以对于“星星美展”，不能从单一的“内容”或者“形式”角度来评价，而是需要用整体的眼光看待，它是社会主义美术，被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影响，又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星星美展”的成员以现代派语言模式关注了中国的现实问题，并真正触及了人们的灵魂。“星星”艺术家们“要言论自由，要艺术自由”的口号是“现代主义”艺术观在中国开始建立的标志。展出的作品虽明显带有对西方早期现代派艺术借鉴的痕迹，但它却为今后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另一种表现方式，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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