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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史界、学界都把“安史之乱”作为划分盛唐与中唐的界点。进入中唐以来，随着战乱造成的深重灾难及其后续影响，大唐王朝在政治上由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朝臣党争而逐渐走向黑暗与衰亡；而在文学领域，则得益于对战乱的反思与觉醒、日益发展的社会经济文化对人的反刍与唤起、佛儒道三教并行，对人性的浸润与催发、以及文学自身规律的必然发展，历经迷茫、沉寂、跃动，至宪宗元和年间，终于迎来了唐代诗歌继开元、天宝之后的又一个鼎盛时期。如果以美妙的黄鹂歌声作喻，那就是自“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贾至《早朝大明宫》）的雀起，经过“莺声诱引来花下，草色勾坐留水边”（白居易《春江》）的沉寂、思考、跃动，终于迎来了“杂花飞尽绿阴成，处处黄鹂百啭声”（曾巩《旬休日过仁王寺》的姹紫嫣红、琴瑟合鸣的满园春色。
此言委实不虚。你看，深受战乱之苦的诗人们，稍显迷茫而镇定后，立马摒弃了吟花弄草的颓靡之气，经过“气骨顿衰”，对政治和生活的态度又逐渐由冷变热，产生了追求新奇变化的审美趣味。随着大历十才子涌现，又推出了以顾况、韦应物为代表的一大批贞元新秀。如果说大历十才子中的韩翃，因其诗作“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寒食》），饱受德宗皇帝的赞赏而封官晋爵，标志着一代清新诗风的彰显，那么以顾况为代表的后继者们，以其傲然于世、疏朗奇崛的诗风，则宣告诗坛已步入诗风“尚荡”的贞元时代，继而为元和年间诗苑百花齐放的繁荣大观铺了路架了桥。
随着韩愈振臂高擎“文以载道”的大旗，诗人们倍感振奋眼界洞开。韩愈与刘禹锡、柳宗元关于文学的哲理思辩与交流，催生出“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等激越亢奋的一代豪迈诗风。诗坛大佬顾况与白居易关于长安米贵的逸事，在诗界广为流传，而白居易与元稹推动兴起的新乐府运动，则掀开了“诗到元和体变新”的崭新一页。除了这质实文俗的通俗诗派外，又有韩愈、孟郊、李贺为代表的以气势雄放、意象诡奇见长的怪异诗派，凭借立意奇僻、风格浪漫、语言狂峻搅得世人眼花缭乱。尤如韩愈诗《赠贾岛》曰：“孟郊死葬北邙山，日月风光顿觉闲。天恐文章浑断绝，更生贾岛著人间”，使世人惊魂不定而又喜出望外。在这立异标新、各领风骚的争锋中，年轻诗人李商隐以其瑰丽幽深的诗风和独出心裁推出“无题”诗系列，诱引得世人心迷神乱；随之杜牧又大力标榜“不务奇丽、不求涉俗”而独树一帜杀出阵来。“顾白情深”、“世称元白”、“世称刘白”、“小李杜”等等流行称谓，既表明中唐以来诗坛名家辈出，流派纷呈，影响深广，又彰显其诗风成就不同凡响，和而不同，争奇斗艳，以各自别样的格调与色彩，装饰得中晚唐诗歌殿堂金碧辉煌，彪炳于世。
如此撩拨人心，如此吸人眼球！正如刘禹锡《浪淘沙》所言：“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我们不妨身临其境，对中晚唐诗苑作一番浏览与探析。
不断推进诗文革新，力求接地气，发民声，为诗歌创作赋予不竭的源头活水和旺盛的生命活力。渔阳战火硝烟未烬，遍遭生灵涂炭的百姓怨声载道哭声四起，许多颇具良知而亦欲有所作为的诗人墨客久久不能平静。有的扪心自问，有的拍案而起，有的索性树旗易帜，开辟出一方新的天地。反映民间疾苦，伸张百姓心声，追索苦难根源，推进社会变革，便成为当下及一个长时期内诗歌创作的主题。贞元年间，诗人顾况针对当时流行的回避时政、吟风弄月的诗坛弊病，大声疾呼：“信无逃于声教，岂徒文彩之丽”（《悲歌·自序》），尖锐地予以批驳，强调提出必须重视诗的思想内容，力主直面社会现实，关注国运民生，而不能过分地追求形式的完美和文彩的华丽。
元和年间，白居易沉湎于对社会现状的感同身受及深度思考，响亮地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著名口号，推动兴起新乐府诗歌革新运动。主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便于流行的形式，反映社会现实和民间疾苦，形成了系统的新诗创作的标准、目的、准则。在他和元稹的合力推动下，新乐府诗人大量涌现，新乐府诗作层出不穷，冲破并荡涤了当时诗坛题材狭窄、格调低下的浮靡之气和“宫律高、文字奇、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之风。
在白居易、李商隐已经诗名盖世之时，大器晚成的杜牧呼之而出。他在《答庄充书》中主张诗歌创作“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彩章句为之兵卫”，强调把思想内容放在首位，坚持形式为内容服务，为事而作，决不无病呻吟。他矢志效法李白、杜甫、韩愈这些大家，立足于关注社会民生而追求题材的广阔多样和风格的奇独变幻。如此等等，这些锐意创新变革之举，都将这一时期诗歌的创作发展，植根于深壤厚土之中，置之于坚实广泛的基础之上。
题材集中而广阔多样。关乎国运时政、社会民生事无巨细，皆可歌之；百姓心之所系，情之所往，所怨所恨所期所盼皆可动以情理诉诸笔端。试看白居易的《轻肥》，写尽内臣、大夫、将军赴宴的气概及酒食的丰盛，末尾笔锋一转：“是岁江南旱，衢州人吃人”。投枪直刺当局统治者的咽喉。还如《观刈麦》，尽写农忙时节，在蒸暑灼炎的酷热天气之下，农家割麦抢收的繁忙景象。末尾一段细节，确有点睛之效：“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旁。”“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活灵活现地展现出苛捐杂税的重压之下，无奈贱卖光田地的农民，难以养家、穷愁潦倒的悲惨生活。锋芒所向，仍是黑暗的社会制度和尖锐的阶级对立。
文字通俗而言简意深。反映社会大众和普通百姓现实生活的作品，首先必须为他们所理解、接受和认可。文字质朴通俗，言浅而意深，就成为新诗对文字、词句的基本要求。“悯农”诗人李绅在此可谓树立了典范。请看《悯农》其二：“春播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文字是何等的直白通俗，寓意却又是多么的丰富深刻！同“锄禾日当午”那首相比，感受更为深刻，情感更为浓烈，于同情怜悯中隐含着一种欲忍不能、揭竿而起的意味。这样的诗歌，老百姓自然会心领神会，口口相传而天下尽知。白居易不愧为新诗圣手。他记述与元稹的情谊“所得惟元君，乃知定交难”，“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赠元稹》）；他深情自忆的诗句：“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感事，结在深深肠”（《夜雨》），都是明白如话而又寄意深远，使人久久玩味不尽。
呼唤诗人紧密联系实际，深入民间生活。有新意有深度的题材哪里来，鲜活生动的语言何处寻，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又在哪里，这都需要诗人事必躬亲，感同身受，才能获得第一手珍贵的资料。尤其是语言的通俗化、大众化、口语化、方言俚语，必须从百姓堆中、生活深处去悉心获取。时有流传“居易作诗，老妪能解”的佳话。是说白居易常常将自己的新诗念给老年妇女听，不懂就改，直到她们能听懂能理解为止。晚唐大中年间，宣宗李忱在白居易逝后，深情赋诗悼念其“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瑟琶篇”（《吊白居易》），足见白居易的诗风随世，流传久远。
不断提高和更新审美意识，在诗歌创作中努力塑造情境美、诗意美。文学作品不同于教科书，要靠艺术的力量征服人心。作为集美、情、真于一体的诗歌，更是要求以入目动人的文字吸人眼球，以优美深邃的意境打动人心，以至真至性的情感撼人肺腑。这就要求诗人们具有契合大众而又与时俱进的审美意识，注重迎合并引领世人的审美眼光，指向更美的远处。对此，这一时期的诗人们可谓心领神会，殚精竭虑，革故鼎新，屡推新篇，精心打造出令人赏心悦目、情痴意迷的诗歌百花园。
善于造境，妙用移情，致力于塑造物我共融、主客体和谐统一的审美意境。“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心雕龙》），这是诗人本身应具的基本意识；“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人间词话》），则阐明的是诗歌抒情中物我共融的基本要求；而“我观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辛弃疾《甚矣吾衰矣》），就进一步提出了物我相融自我提升的更高目标。这一点，在中晚唐时期诗人诗作体现得尤为明显。试看柳宗元《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完全营造的是一个空寂惨绝的雪的世界。鸟飞绝，人踪灭，因为寒雪所致。而垂钓于江雪中的孤翁，此时该是怎样一种处境，怎样一个心态？熟悉柳宗元人生际遇的人自然对此深有感触。这位21岁就进士及第，身为“永贞革新”的得力干将，却随着顺宗皇帝不足八个月的称帝生涯而跌入断岩，瞬间由炙手可热的朝中重臣外贬为人见人踩的倒霉蛋。先是被贬为邵州刺史，在赴任途中新旨追命而来又降贬为永州司马。这首诗即于永州所写。诗中的境遇完全是诗人心境的写照，而孤冷凄惨的雪境，更能映衬诗人悲苦至极万念俱灰的内心。再看晚唐诗人赵嘏《江楼感旧》：
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
同来望月人何在？风景依稀似当年。
诗中有人有物。人即诗人，物有楼、月、水、天。在诗人的妙笔下，人物共融，情景交合，却表达的是独有的情结感受。独上江楼去思缈然，这令人是何等的悲苦欲哭？“月光如水水如天”，七个字却用了两“如”、两“水”，看似犯了为诗大忌，却更显诗人匠心独运，在描写景物的相互联接与烘托气氛的弥合上，起到了浑然一体、情景相长的作用。从而引申出后句物是人非，缅怀久远的悲苦情思。
以不尽之言为诗，着意于诗的朦胧美、梦境美。有感于官场的腐败、民间的凄苦以及人生的悲悽，诗人们善于运用一些含蓄模糊的笔触，营造一些情真意切却又迷离多解的情境，意欲表达诗人深挚缠绵、细腻动人的相思之情及嫉世忧愤、如鲠在喉的难言之苦。试看杜牧《泊秦淮》：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前两句以传神的两个“笼”字，将月夜泊船秦淮河岸的环境、气氛，那迷离的夜色以及公子王孙的醉生梦死、歌女的浅斟低唱，都活灵活现地展现出来。后两句则是通过议论引发深度的感慨。商女吟唱“玉树后庭花”，既能引起对陈朝忘国的悲情追忆，又为晚唐衰落的国运走势染上朦胧、凄凉的时代色调；不仅是诗人咏史感怀的忧思，更是激发诗人进而引发世人对社会现实的忧愤情思。再看元稹的《行宫》：
廖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话玄宗。
完全是白描手法，短短四句，将人物、时间、地点、形态娓娓道来，事态看似平缓自然，完全是一副日间常景。但细细咀嚼，却发现寓意幽邃，心抒深远。宫古而寥落，花红而寂寞，妩媚动人的青丝宫女而今变成白头老妪，宫事应接不暇而今却反而静坐闲聊。而“话玄宗”，更能引起人们不尽的联想与深思！这种对日间常态的描写却能引出人们如梦迷离的万千思考，正是该诗以少纵多的神妙之处。难怪宋人洪迈赞曰：“人称乐天《长恨歌》凡120句，读者不厌其长；微之《行宫》才四句，读者不觉其短”。可谓道尽了其中的奥妙。
宛曲达意，引而不发，追求诗歌的含蓄美、题外意。受制于某种时政大局和人文环境，而要表达独有的心境、难言的苦衷以及难以启齿的诉求，诗人们可谓费尽苦心，搜肠刮肚，肌理妙凑，采取比兴、隐喻多种手法，以达到既能宣泄情感、表明诉求而又不失体面、进退自如的初衷。请看李商隐《寄令狐郎中》：
嵩云秦树久离居，双鲤迢迢一纸书。
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
这首七绝可谓宛曲达意的典型。诗中嵩云、秦树、双鲤、果园、茂陵秋雨病相如，处处皆为隐喻而专有所指，把诗人寂落的处境、悲苦的心结、欲求助昔时友人而又难以启齿的情态描得惟妙惟肖。李商隐早年行卷时，客读于太尉令狐楚府中，与东家三个儿子情如同胞。只是因为后来他娶了李党要人的女儿为妻，使得深染牛党色彩的令狐绹深为反感和气愤，多次对李商隐作梗使坏。此时令狐绹贵为武宗朝右司郎中，而李商隐在苦于幕府求职疲于奔命的间隙闲居洛阳，迫于生计无奈为旧友修书求助。诗中尴尬的处境、良苦的用心通过细腻宛曲的表达，让读者不禁心生凄冷、潸然泪下。再看杜牧《赠别》：
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
蜡烛有心还惜泪，替人垂泪到天明。
以“情”起始以“情”落笔，表述的是惜别友人时的一往情深。多情与无情本是反笔，此处却显奇效。因长期以来友人的眷顾，情深意长盛情难却而别离之际因其太多情太深情而无法表达，“无情”却成了多情之至的最真切的表述，以至樽前无法举杯，苦笑难成。此处以“唯觉”总领，更加重了诗人此刻心中的空落、沉重。蜡烛有芯人亦有心，蜡烛流泪人亦泪。“到天明”则更显时之长情之深。杜牧此行告别扬州，实在是内心戚戚，难以作别。早年他在朝廷屡受排挤，好不容易投奔在亦师亦友的淮南节度使牛僧儒的麾下，被委以重任授任掌书记，同时在日常生活包括私生活中也备受呵护关爱，所以杜牧遂有“十年一觉扬州梦”之慨。此次离别，告别师友，告别歌舞女媛，自是满腹情思在心头，一言难尽口不开！
探寻艺术手法的新奇多样，强化以情感人的恒久魅力。为诗之道，意在达到新、奇、妙的审美效果，但究竟采取何种艺术表现手法呢？“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一直为古代诗人的所遵循的律条，在中晚唐表现得尤为突出。这里略举一二：
托物寄兴，情真意切。李商隐的五律自喻诗《蝉》，就是以蝉自喻、蝉人化一的范式。前半部形象地描述蝉处境的凄苦及良苦用心的枉然，隐喻自己行为高洁却屡遭不幸以及处境的凄凉悲苦、环境的冷酷无情。后半部由蝉及人，写自己命如泛梗，漂泊无踪与寒蝉随风悲鸣如此一辙，命苦如蝉。前半部是以蝉自喻，后半部又自写归蝉。托物寄情，物我相融高度地统一在一起。还如元稹《离思五首》中的名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以山、海、云、水作比，形象而又充分地表达了他与爱妻感情的博远辽阔、密不可分以及缠绵不断的思念之情。还有女诗人薛涛《柳絮》中“二月杨花轻复微，春风摇荡惹人衣。”以轻复微的柳絮杨花作托，将自己丧父后生活无着，奔波于幕府宫邸，出没于歌厅舞场，多次爱情受挫以致终生未嫁，四处飘泊的悲苦人生，表述得极为真实切帖。
立意奇僻，反笔见妙。从反面立意亦为反笔。杜牧《赤壁》放言：“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一反常调，敢于提起自己的警世奇语。认为赤壁之战的获胜，不在于计谋、指挥、应战，而是老天帮了忙，获胜存在着极大的偶然性。这种反笔之妙，发论奇警，确实有令人深思之处。韩愈的《春雪》写到：“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春花”，则又是一种曲情达意的反笔。白雪本是一种自然现象，却要说成是春花，表达的是诗人盼春早归的急切心情。李德裕在《登涯洲城作》凝思：“青山似欲留人住，百匝千遭绕郡城”，却是以反笔表述诗人“事到艰难意难平”的复杂心情。宣宗继位后，前朝宰相李德裕受牛党迫害而连贬海南荒蛮之地。登上涯州城，登高望远，怀念帝都，心潮难平。这“百匝千遭”的绕郡群山，正是四面环伺、重重包围的敌对势力的象征，身处此境，自是凶多吉少。人往往希望变成绝望后心情反而会平静下来。他不说自己为千山万峦所阻隔，却言“百匝千遭” “留人住”，这种反笔将诗人此时的情愫、心态、矛盾、纠结描述得冷峻深刻，入木三分。
字、词、句的精到活用，尽显张力。先看数字入诗。柳宗元的《江雪》不必赘析，看看张祜的《何满子》倒也令人惊奇：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可谓句句有数字，层层寓深意。“三千里”极言距家之远，“二十年”道尽入宫时间之长。“一声”、“双泪”尽显情之专意之痴。其结果是唐武宗的宠妃孟才人，在武宗弥留之际为皇上吟歌献舞，唱完这首《何满子》，身体即殒，肠已数断。还看杜牧《江南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寄扬州韩绰判官》“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隐约中可见江南青山隐隐，江水迢迢，透示的却满是缠绵悱恻的忧怨情思。可见这数字入诗，是具体的数也好，是概念的量也罢，于诗句中嵌入这些看似枯燥的数字，却顿显真切自然而鲜活生动。
再看叠字入诗。顾况大手张扬，仰天长叹“我欲升天天隔霄，我欲渡水水无桥”（《悲歌》）。白居易多情难忘，寄思幽远：“欲忘忘不得，欲去去无由”（《寄远》），“弦弦难掩声声思……嘈嘈切切错杂弹”（《琵琶行》）。而王建又呈现多思多愁的《宛转词》：“宛宛转转藤上纱，红红绿绿苑中花。纷纷泊泊夜飞鸦，寂寂寞寞离人家。”可见，叠字入诗，活用多端，运用之妙，天工无比。
还看地名、人名入诗。久享盛名的刘禹锡《乌衣巷》中全是地名：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还有温庭筠的《咸阳值雨》：“还似洞庭春水色，晚云将入岳阳天。”人名入诗则见白居易诗句“每被元老偷格律，苦教短李伏哥行”（《戏赠》元稹、李绅）。他悼友追思的诗句多次提到元稹的名字：“卷中多道赠微之”、“应共微之地下游”。如此等等，地名、人名入诗，既能使人顿显辽阔的时空观，又生相见如昨的亲切感，其效果奇妙难言。
“文章憎命达”，诗歌更是如此。环顾中晚唐时期凡有成就的诗人，无不历经坎坷，命运多舛，其成功全赖于孤诣托付，苦心为之。他们竭殚苦思，舍身心以为之，在构建诗歌殿堂中，体物之精细入微，用情之呕心沥血，描写之典丽精工，塑造诗意形象之立体多维，可谓光华别样多神采！尽管经过“安史之乱”，盛唐的如日中天，已渐次滑落成夕阳西下的斜阳，但这诗坛的精采纷呈，无疑为这斜阳涂上了迷人的绚丽色彩。而这中晚唐诗歌浩瀚如海，佳作如山高不可测，其艺术表现手法上的秘笈技艺亦如大海深不可量。如同铁遇强磁，吸引得世人和无数中外诗人学者竞相眷顾，吮吸探秘，居于深山不知归。
作者简介：韩惠民，笔名寒岩，陕西西安人。戎马倥偬，后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陕西省分行。大学本科（汉语言文学）毕业，专注于唐宋诗词文学的探析研究。现为陕西省散文学会会员，《中国作家在线》《望月文学》杂志特（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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