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活着》，成就了张艺谋、巩俐和葛优。《活着》太苦了，但作者余华却很好笑。2021年，贾樟柯导演的纪录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上映，镜头里余华的幽默展现得淋漓尽致。有人评论，余华是一个被写作耽误的喜剧人，逗笑能力堪比郭德纲。
在贾樟柯的镜头里，余华坐在街边小餐馆桌前，被调料瓶、筷子筒、餐巾盒包围。
他举着手机看篮球赛，投入时，不禁发出“哎呦”的叹惋疾呼。
一声“哎呦”之后，一段长达二十分钟的单人脱口秀表演开始了。他就像一个深谙喜剧之道的演员，死死拿捏住每一位观众的笑点。
他金句频出。
“人类口腔是这世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只要作品能发表，什么光明结尾都能写”，“女孩给我递小纸条，我费尽心机小心翼翼拆开，生怕错过美妙表白，结果对方只是想批评我弄坏了借走的图书”……
放映厅里，一阵又一阵笑声传来，持续不断，为他喝彩。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中，余华在看球赛
读过一两部余华小说的读者，免不了要被他作品中的苦难所“误导”，觉得作者本人也一定是严肃的、忧郁的、苦大仇深的。
看完电影后就会发现，真正的余华是幽默的，灵动的，甚至是可爱的。
在《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中，余华淡化了自己的作家身份。
他并没有聊太多的文学观点，而是在聊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爱情故事、个体感受等一些更为私密化的东西。
故乡是一面镜子。作家对故乡的私人化记忆，决定了他们会如何书写自己的作品。
当人们开始重新适应余华这个有些“反差萌”的形象后，再返回去读他写下的文学字句就会发现，文学与人生息息相关，文学赋予了人类一种尊严，普通人和作家站在同一个故乡。
而这一切，都有迹可循。
余华与贾樟柯
幼时的余华，是一个对故事结局痴迷的小男孩。
他与文学的初遇，在70年代末。
那是一个书荒的时代，书本不是缺章少页，就是没头没尾。在余华看来，小说没有开头尚且可以忍受，没有结尾则实在让人难受。
少年余华，每日最常做的事，便是躺在床上，幻想自己读过的每一本小说的结局。想了一个不满意，就再想一个。
在下一本没头没尾的小说到来之前，他有的是时间寻找最令人满意的版本。
青年余华
类似的体验，写下《芳华》和《陆犯焉识》的作家严歌苓也曾有过。在她的短篇《书荒》中，她曾这样描述“书读不全”的体验：
“或许是那种不甚幸运的阅读导致了我谎述故事的习惯。我从来不能忠实地，照本宣科地讲述一本小说。大概我从来没那份从容把一本小说囫囫囵囵读下来，没读的，接不上的，我就编。”
正是这样破碎的阅读，在作家生命中埋下了第一颗关于创作的种子。
余华的每个故事，都始于一个没头没尾的场景，和一场漫长的幻想。
《活着》源自一首名为《老黑奴》的美国民歌。
余华听了以后深受触动，便开始想象一个中国农民的一生，一个顺从又执着的“福贵”诞生了。他看起来对一切苦难都逆来顺受，但谁也无法从他身上夺走活着的意志。
《许三观卖血记》源自余华在大街上遇见的一个泪流满面的老人。他联想到，究竟是怎样的遭遇，会让一位年事已高的老人不顾体面、旁若无人地在大街上痛哭呢？
《第七天》则始于余华头脑中突然出现的一个荒诞场景：一个死去的人接到通知，要去火化自己。由此，他展开了一段奇异的人生旅程。
在文坛，弃医从文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国内的鲁迅、郭沫若，国外的欧亨利、契诃夫。
余华也不例外。高考两度落榜后，他曾被分配到一家卫生所当牙医。
余华从未接触过医学，但上班第一天，就开始给人拔牙。
他的师父姓沈，70多岁，也没有上过医学院，一上来就吆喝他：“小余啊，你看一遍，下一个就你干了。”
余华当时很紧张，连用哪把钳子都不知道。
好在，他们服务的对象主要是农民，农民的牙齿总是到了不得不拔的时刻才会来医院，所以余华一眼就瞧见了自己该拔哪颗牙。
拔牙的过程惊心动魄，但又出奇的顺利。“当时我感觉压根不需要我拔，它自己就要掉下来了。”
此后，沈师傅坐在椅子上看报纸、开处方，余华负责拔牙。
在长达5年的职业生涯中，他大约拔下了10000颗人类的牙齿。他曾多次在散文中提到过，特别不喜欢别人张开的嘴巴，他觉得那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
拔牙拔得够够的了。
余华看到在县文化馆工作的那帮人整天在大街上游玩，第一次体会到了生活的不公。“我每天在那拔8个小时的牙，他们在街上东逛逛西晃晃，问他们为什么不上班，他们说溜大街就是在上班。”
余华当然也喜欢这种工作，他也寻思去文化馆谋个闲差，还倍儿体面，自由自在。
出于这样一个契机，余华开始走上小说创作的道路。
余华学习写作小说的经历和拔牙类似，都是“撸起袖子就干”。
虽然他当时认识的字少，但他很自信，阅读的起点也很高。
第一次，他找了一本叫《人民文学》的杂志来看。首先看的是标点。什么时候该使用引号？什么时候该使用逗号？什么时候该使用句号？
看了两页以后，就觉得“算了，还是直接写吧！”
“后来的评论家总赞扬我的文字简洁，那是因为我认识的字少。”这就是所谓毛主席说的，“坏事会变成好事。”
从文的道路一开始并不顺遂。余华总在被退稿。据他自己描述：“我收到的退稿加起来，比中国的城市还要多。”
彼时，他住在一个院子里，邮递员总是会将退稿从围墙外扔进去，他父亲一听到“啪嗒”一声，就意识到退稿来了，随即便会吆喝余华去拾掇。
青年余华
余华也时常调整自己投稿的策略。每当被退稿一次，他便会将自己投稿的杂志调低一个档次。
拔牙拔了5年，投稿也就投了5年。
就在他准备放弃时，1983年1月，《西湖》杂志发表了他的小说《第一宿舍》。同年12月，《青春》杂志也发表了他的小说《鸽子，鸽子》。
那一年，最让余华感到高兴的事是，他接到了《人民文学》编辑周雁如打来的长途电话。周雁如告诉他，他投去的三篇小说都写得很好，都会发表。但有一篇，结尾不够光明，要改。
余华一拍脑门应允：“改！只要能发表，别说结尾了，我从头到尾都给你改光明咯！”
就这样，余华被邀请去北京改稿，来往车票及住宿费全部报销。
稿子不到一天就改好了。余华并没有急着回家，而是在北京待了一个月，玩遍了所有景点。离开北京前，他兜里装着各种报销费用，加起来总共有八九十元。
在八十年代，这十足是富人的派头。在回家的路上，余华路过德州，为父亲带回一只扒鸡：“你儿子真的出名了！”
第二年，1984年8月，余华如愿被调到文化馆，正式走上文学道路。
第一天去报道时，余华故意迟到了两个小时，却发现自己是第一个到的，他意识到“这个单位来对了”。
接下来的日子里，余华整日在大街上溜达，找人陪他玩，直到没人跟他玩，才意兴阑珊地回家开始写作。
1998年，余华、苏童、莫言、王朔4个中国作家去意大利参加远东地区文学论坛，讨论的议题是“我为什么写作”。
当时，他们四个作家互相根本不知道对方是写什么的，余华率先站上去就将自己的稿子念完了。
“我为什么写作？不愿意做牙医，不想回忆青春时发现只剩下张开的嘴，想睡懒觉，不用上班，还能挣稿费。”
第二个上去的是莫言。莫言是当兵的，哨兵，需要每天站岗。当了好几年哨兵后，他想给自己撸一双皮鞋，可是没有钱。写小说是为了买皮鞋。
在后来的访谈当中，余华调侃自己、莫言和王朔的理由都不靠谱，赞苏童“纯洁”。苏童说“我是因为考上北师大后发现自己热爱文学，于是开始写作”。
但苏童当时是最后一个念稿子的，听完前面三位作家的分享后，他死活不愿再上台。因为他觉得自己写的很丢脸。
“我怎么会这么写呢，我太蠢了，我怎么能说自己是因为热爱文学才走上文学道路呢！我应该跟你们一样，瞎编！”
莫言称余华为“残酷的天才”。
余华的残酷，源自童年的经历。这段经历，决定了他一生的方向。
余华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成为描写苦难的作家，也正是由于童年经历的深刻影响。他见过太多生离死别，自小便觉人生悲凉。
余华的父母都是外科医生，每日回到家中，衣服上都带血。而他的童年，则是在医院里度过的。
他见过血淋淋的白大褂，病人最惨不忍睹的模样，甚至是从手术室内拎出来的血肉模糊的、破碎的人体组织……
念到小学四年级，余华全家搬往医院的职工宿舍。他的住所对面，便是太平间。夜里，年幼的余华常被撕心裂肺的痛哭声惊醒。每次听到这种哭声，余华便意识到，又有一个人纹丝不动地躺在太平间的水泥床上、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这时，他会搬一把小板凳坐在家门口，看着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属，一边痛哭流涕，一边互相安慰。
家里没有厕所，只能使用医院的厕所。太平间则是必经之路。
夏日炎炎，为了贪凉，余华跑到太平间的水泥床上午睡，他意外发现这里竟然是全世界最凉爽的地方。多年后，他读到海涅的一句诗——“死亡是最凉爽的夜晚”。
他恍然大悟。这不正是自己在太平间午睡时最切身的感受么？
他感受到苦难的力量，这也正是文学的力量。
这么多年，他成为了苦难最亲密的见证者，甚至参与其中。
《活着》剧照
这段特殊的童年经历，对余华后来的写作风格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对死亡和苦难高度敏感，但只要动笔，却又变得极度冷静和克制，甚至带着一种旁观者的残忍。
这种冷静的力量就好比一把泛着银光的手术刀。1993年，他用这把冰冷的手术刀剖刻出了震动文坛的小说《活着》。这是一个极简又悲惨的故事。
主人公福贵是个地主家的阔少爷，整日吃喝嫖赌游手好闲，终有一天输光家产，从地主阔少沦为贫困佃农。此后的几十年，亲人相继死去。最后，只剩下福贵一个孤寡老汉，守着一头老牛苟且度日。
书中最触动人心的场景，是福贵儿子有庆的死亡。余华仅用一句话就刻画出了福贵失去爱子的悲痛心情：“我看着那条弯曲着通向城里的小路，听不到我儿子赤脚跑来的声音。月光照在路上，像是洒满了盐。”
著名编辑朱伟曾说：“在余华的笔下，死亡总是很轻易就到来。”余华自己则说：“只有一个个人都死了，只剩下福贵这样一个老人凸显的活着，才特别有力量。”
福贵是死亡的见证人，和苦难的修行者。或许他曾一无是处，但当他经历了一连串的人间悲，也就磨练出了对苦难的承受力，继而无怨无悔地活下去。
这或许也是每一个普通的小人物，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正如余华在书中所言：“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所有的苦难终将烟消云散，只有活着，才是最大的胜利。”
余华的故乡嘉兴是一个文人辈出的地方。郭沫若、矛盾、巴金、丰子恺、徐志摩、金庸、李叔同……
这些文人后来无一例外都走向了离乡的道路，余华的人生与他们趋同。
离开故乡并不容易，但迈出第一步后，下面的几步则要显得容易许多。
1993年，余华辞职来到北京，见到了一个更大更开阔的世界。
在双榆树的朋友家中，他第一次看到了导演伯格曼的《野草莓》，感受到了电影真正的力量。那晚，33岁的余华激动地从从双榆树走回了十里堡的住所。
二者中间的距离，整整隔了30公里。
余华认为，只有不断行走，消耗体力，才能平复自己被电影震撼到的内心。
伯格曼《野草莓》
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带给了余华内心新的冲击，也帮助他迅速成名，升级换代，跨越阶层。
在租来的9平米出租屋写下《活着》后，余华成为当代著名作家，纯文学领军人物，作品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在近30个国家出版。
在各大文学奖项的颁奖典礼现场，常常能见到他的身影。
他的作品将张艺谋送去了戛纳。
在北京30余年，余华觉得，只有不写作的时候，才意识到自己是生活在北京。一旦提起笔，他发现让自己感到最安全的地方，仍旧是家乡浙江嘉兴海盐县。
写作对他而言，就是回家。
小时候，父母很忙，就把他和哥哥反锁在家里。家中的二楼可以看到一片广阔的田野，兄弟二人时常趴在窗子边看风景，余华把这个房间戏称为“景观房”。
闯祸后，余华就会躲到田野里。晚上，父亲去寻他，他就发出一阵哭声。这哭声是信号弹，目的是为了让父亲辨别方向，好找到他，免得走过了。在稻田里躺的最久的一次，余华直接睡着了，醒后，只好自己灰溜溜回家。
回家后，发现父亲还在动手术。
青年余华
在《一千零一夜》里有一个故事，讲的是巴格达的一个商人。他坐吃山空，把他自己的财产全部挥霍掉了，然后变成了一个穷人。
他每天都在梦想着，能否回到过去富裕的生活，有一天他做了一个梦，梦里出现了一位智者，智者告诉他：“你的财富在开罗。”
他第二天便背上包裹去开罗了，结果被抓到了警察局。在警察局里，商人告诉警察：“我是因为做了一个梦才来到这里的，我来寻找我的财富。”
警察训斥他：“你这个蠢货！我做过两个这样的梦，说我的财富在巴格达。梦里，那些财富就埋在一个院子里的一棵树底下。”
商人听完警察的描述，发现那个院子正是自己的家。他赶紧回家，回到家以后，果然挖出了财富。
人只有离开了最熟悉的地方，再回来，才会知道自己真正的财富究竟在哪里。
《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里，余华站在从小常去游泳的海边
2014年，余华罹患湿疹，手掌、脚底全部裂开，疼痛难忍、求医未果。因一次意外的契机，他回到家乡海盐住了5个月。
几乎是奇迹般的，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下，湿疹竟然痊愈了。
这或许就是故乡的力量。
对作家余华而言，是“离开故乡”成就了他。最初，他不得不离开。但他也是幸运的。
因为，通过文字，他随时都能回到自己想要折返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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