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二月，宋真宗赵恒驾崩，死前留下遗诏，升皇后刘娥为皇太后，并“权处分军国事”。
这是因为他的儿子宋仁宗赵祯还未成年，当时还不到13岁，无法亲政，所以安排老婆给儿子站台。
宋真宗交代得很清楚，刘娥是暂时性的代替宋仁宗掌权，等到宋仁宗成年就归政。
不过，草拟这份遗诏时，还是出了点小波折。
当时，副相王曾在写诏书，准备按照宋真宗的意思去写，但首相丁谓却突然要求他把宋真宗遗言中让刘娥“权处分军国事”中的“权”字去掉。
“权”是临时代理，去掉“权”，就是把临时变成终身，这显然是在帮助刘娥争取权力的延续性。
至于丁谓本人，如果帮助刘娥名正言顺的更长时间掌权，得到刘娥的认可，他也就能更长时间掌握政府权力。
丁谓跟刘娥曾是政治上的隐形同盟，他们曾携手搞掉了共同的政敌，北宋名相寇准、李迪等人（寇准、李迪曾反对刘娥当皇后，斥责丁谓是“奸佞之人”）。
所以，丁谓帮助刘娥争取权力，是想在新朝让这个同盟更紧密，共同掌握权力。
刘娥想不想去掉这个“权”字？这是毫无疑问的，如果不去掉“权”，按照礼法，她只能辅佐宋仁宗四年，然后就要交还权力给皇帝。
只不过，她本人当时无法表态，她需要避嫌，且遗诏未颁布前，她是无权指手画脚的。
丁谓是首相，有他出面为刘娥争取，也就足够了。
但正在写诏书的副相王曾毫不犹豫就把丁谓的要求给顶回去了，坚持按照宋真宗的遗言完善遗诏，不给刘娥和丁谓得寸进尺的机会。
而且，丁谓无法跟王曾深入争执，先帝宋真宗亲口说的话，金口玉言，谁敢随便更改？
于是，最终的遗诏，还是宋真宗原版的，让刘娥“权处分军国事”。
这起事件，其实是文官集团在为新皇帝宋仁宗张目，他们不希望刘娥掌权时间太长，这是基于唐朝武则天带来的恐慌。
丁谓也是文官集团的一员，但他在陷害、贬斥寇准、李迪等名相的事件中，已经把自己放在了大多数文官的对立面。
所以，他虽然是首相，但除了极少数党羽可以代表外，他已经无法代表文官集团说话，他只能选择刘娥作为同盟。
文官集团显然不想看到丁谓跟刘娥合流，在遗诏颁布仅四个月后，就抓住丁谓的把柄，在王曾的主导下，把丁谓给搞掉了，将其贬斥出京。
当时的刘娥，才掌权四个月，还不是太强势，只能妥协，放弃了丁谓。
至于丁谓和王曾在起草宋真宗遗诏时，争来争去的“权”，刘娥也没有遵从，她实际掌权时间长达十一年，宋仁宗直到她死后，24岁时，才拿到皇帝的权力。
但这次争执，起码让刘娥无法肆无忌惮地按照她自己的意愿行使权力。
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到了宋仁宗成年后，应该归还权力而不还的刘娥，在面对文官集团时，始终都有些理亏。
宋仁宗19岁时，才是个七品小官的范仲淹，就敢上书要求刘娥还政，而刘娥还无法反驳，只能沉默应对，这就是“权”字保留，带来的好处。
文官集团就是依靠着刘娥在掌权后期的名不正，才能多次理直气壮地把刘娥的一些不合理要求给顶回去。
他们一直防备着刘娥成为又一个武则天，并保护着宋仁宗。
宋仁宗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三月，刘娥病死，她在死前也留下一份遗诏，要求：“尊太妃为皇太后，军国大事与太后内中裁处。”
“太妃”是指宋真宗的小老婆杨淑妃，她跟刘娥的关系很好，两人在宋真宗时期的后宫中同进同退，还曾一起哺育宋仁宗。
刘娥留下这么一份遗诏，我想大概有两个目的。
其一是为了延续太后秉政的格局，让自己不还政给宋仁宗变得更具合理性，以免死后被清算。
宋仁宗一直拿不到权力，成年后还是傀儡，多少会有些怨言，刘娥让跟自己关系亲近的杨太妃有一定权力，可以保护死后的刘娥及其家族。
其二是为了安抚部分支持刘娥的官员，刘娥掌权十一年，多少拉拢了些亲信官员，为保证他们的政治安全，就需要有个能延续刘娥政治态度的人。
但刘娥的打算被支持宋仁宗亲政的文官集团粉碎，最终颁布给天下人看的刘娥遗诏中，删去了“皇帝与太后裁处军国大事”这一条。
宋真宗的遗诏没人敢更改，为何刘娥的遗诏，文官集团就敢理直气壮地更改？
原因还是在宋真宗遗诏中的“权”字上，刘娥自己就是个代理，凭什么再去安排谁掌权？
这依旧是当初王曾和丁谓的争执中，力保“权”字写进宋真宗遗诏中，给擅长讲究名正言顺的文官集团带来的政治应对优势。
当然，即使刘娥的遗诏被更改，宋仁宗最终也没有清算她，文官集团也不支持搞清算运动。
文官集团只需要防备武则天出现，只要不出现，其余就都是小节了。
比如，曾强烈要求刘娥还政的范仲淹，就表示：“太后受遗先帝，保佑圣躬十余年，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力劝宋仁宗放弃追究刘娥生前做的事。
于是，刘娥虽然违背了“权”的名义，让宋仁宗对其不满，但死后，终究还是保住了自己应该有的待遇，以前的事也被免于清算。
宋仁宗亲自下诏书昭告天下：“太后垂帘日诏命，中外毋辄以言。”
当然，这也是宋仁宗“仁”的表现，作为一位皇帝，成年后被压制了七、八年，还能大度地对待非自己生母的刘娥，是很不容易的。
参考文献：《宋史》《续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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