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审美心灵的历史变迁
乡土小说讲述的是发生在中国农村生活的沧桑巨变，也展现着审美主体的心灵所经历的人生百态。当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在启蒙与革命话语中完成审美观照之后，进入到十七年时期的文学则迷失了审美主体存在的痕迹。当我们回首这条道路时会发现：“作为中国现代小说重要构成部分的乡土小说沿着两条路向前突进。一条是以沈从文为旗手，后接汪曾祺、孙犁等人，他们持非功利主义美学观，疏离启蒙、革命等主流话语，采取亲和态度，把乡村看做人生价值理想的寄居地，笔下的乡村因而呈现出一种单纯宁静、平稳舒缓的诗化状态，充分体现天人合一的理想追求和农耕文明意识。”（1）
暑假很快就到了。我们从阴森肃穆的祠堂奔跑出来，穿过大片披着金黄色的外衣、沉甸甸地垂着稻穗的田野，手足并用爬上老鳖岩，准备到溪滩玩耍时，眼前的情景让我们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那一片曾经是我们乐园的溪滩地，不知何时被整饬成了一垅垅整齐划一的茶园，更让我们吃惊的是，那些头顶烈日，在茶垅间挥汗如雨帮张水清除草的，居然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父亲和母亲。
“我们”的父母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气息，他们将自己对于美好生活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曾养育了自己的土地上。我们看到的是中国传统农耕文明在现代社会的继承和发扬，即便是进入到20世纪的当下，中国农民对于物质的追求和他们理解生活的方式仍旧没有脱离传统文化赋予的模式。在一片繁忙的劳作中，作者却悄然地讲述着时代的变迁带给人们心灵世界的变革。小说中的核心人物张水清没有和“我们”父母做出同样的选择，他将所有土地出租给了别人，承包了鱼塘。在张水清的头脑中，已然闪现出不同于传统农业社会的谋生方式．他是在用全新的思维去处理社会变革带来的馈赠。
我们看到的是“同一件事物可以使这批人高兴得要跳舞，却使另一批人伤心得想流泪；这全要看我们记忆中哪些观念受到了刺激”（2），在单纯的现象之下，涌动的是不同时代审美标准的历史演进，而生活在不同时代的人们由于受到来自于特定文化氛围的影响，他们的文化心理结构也会呈现出历史的波动。小说《鲶鱼》紧紧围绕着张水清展开，从他来白角外提亲到入赘陈家，再从他不参加工分考评到他用电瓶渔具．张水清所有的行为都超出了白角外人的理解，对于他们而言，张水清的出现就是绝对的另类。但我们正是在张水清的身上看到了前所未有的生命活力，他所代表的是全新的生活方式、全新的思维模式．而支撑这一切的核心正是张水清对于生命的全新理解。当他不再满足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方式时，中国传统农业社会的生存模式就开始松动了，这正是小说《鲶鱼》作为一部新乡土小说最为核心的情感点——它意味着属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审美心灵逐渐发生着历史的位移。
二、知识分子的审美情怀
任何一种形式的乡土小说无法摆脱的情感节点都在于作者始终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来解读农村社会，即使是他们出生在那里，或曾经生活在那里，他们也始终是以他者的身份来解读发生在这里的一切，“站在现代文明的立场上，知识分子对乡土既有对原始、落后一面无情的批判．也有着对乡土无限深情的回望；既有对乡土苦难的共同记忆，又有着对乡土传统人性、朴实温情的追忆；既希望通过现代化来改造原始、落后的乡土，又希望回到记忆中那承载千年文明熏陶的乡野之地，寻找飘荡无依的灵魂的栖息地。”（3）
当作家们以知识分子的视角去审视中国乡土世界时，他们所秉承的审美价值取向是将乡土文化置于现代文明之下。虽然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并不抗拒乡土文化，并一直将其视为现代文明的源头，但他们并不认可延续乡土世界的审美价值观，我们可以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中找寻到这样的证据：鲁迅对于浙东农村的描述，尤其是他笔下的闰土都是作者极为熟悉的，他是怀着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感情来描写他们的生活、情感、心灵。但闰土的一声极为自然的“老爷”却彻底葬送了二人进行情感沟通的可能性，鲁迅始终是以知识分子的审美标准来考量中国的乡土世界的。进入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后，作家们对于乡土生活的认识有了全新的变化。正如上文所述，审美心灵的历史变迁逐渐影响和改造着生活在乡土世界的人们，这就为知识分子重新设定理解乡土世界创造了审美表达的再造空间。
纪江明在小说《鲶鱼》中没有刻意描写农村田园生活的快乐，也没有将中国农村社会的风土人情作为这部小说的主要内容，这一点与传统的乡土小说存在着很多的不同。我们无法在这部小说中找到那种被作者当做调味剂加入到小说文本的风俗描写，也无法寻觅到被人们视为情感添加剂的地域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为小说中人物所经历的事件进行详尽铺排，或是单纯为故事的发生、发展提供背景性的资料。因此，我们看到的就不再是单纯被作者所批判和怀疑的对象，“而是从根本观念上把乡土风俗对象化、目的化，如实地把它当做一种文化形态，与人的语言、行为、性格、心理融合在一起的密不可分的整体。因而新时期乡土小说追求的是人与环境的整体的、全面的文化观照，人与自然、人与历史、人与时代无不笼罩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4）
在张水清的身上我们就能体会到一种前所未有的精神性存在，他的语言、行为、性格、心理对白角外人而言都是异质化的存在，他不是与自然世界的完全融合，而是将自己与特定的20世纪80年代联系在一起，作者试图通过他向世人传递的并非是简单的改革信号，更为重要的问题在于张水清的存在得到了白角外人的认可和接受，意味着传统文化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之下开始出现了松动的迹象。
三、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审美冲突
当读者困惑于张水清是否可以作为现代文明对于乡土社会的冲击存在时．我们更应该认识到，他是从更为先进、更为开放的地方来到白角外的。在他的思维深处储存着他在外面的世界生活、成长过程中接受到的信息，对于更为先进的地区而言，这已经是落后的价值观，但对白角外人来说，却是他们精神世界中前所未有的事物。简单来说，张水清所代表的是现代社会高度发展之后创造的工业文明，他不仅没有依靠田间地头的劳作来谋生、养家．还灵活地运用现代文明的产物——电瓶渔具为自己创造新的财富增长点，他的每一个行为都能够成为白角外人津津乐道的谈资，他的每一次决定都超越了白角外人的理解程度。我们应该认识到：“乡土文学作为农业社会的文化标记．或许可以追溯到初民文化时期，那么整个世界农业社会的古典文学都带有'乡土文学’的胎记，然而这却是没有任何参照系统的凝固静态的文化现象，只有社会向工业时代迈进时，整个世界和人类的思想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在
纪江明的高明之处并不在于他紧紧把握住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特征——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冲击着传统的农业文明，而是他巧妙地将被人们所忽视的工业文明转化为直观客观的小说人物；当他不断赋予张水清前所未有的语言、行为时，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逐渐清晰、明朗起来的中国乡村社会的新面貌。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之中，纪江明在乡土中苦苦思考的并非是文化的断裂问题，他试图通过自己对于农村政治经济的考察帮助人们从全新的角度来理解这个时代。
不管中国文坛上创作乡土小说的作家们是曾经扎根于农村的知青，或是从农村中“鲤鱼跳龙门”的农家子弟，他们所接收的教育都不再是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而是以科技理性和现代文明作为最重要特征的现代教育，这一切使得他们时刻以逻辑化的理性思维模式观照中国乡土社会的生存状态。有别于其他作家在创作此类作品时所赋予的悲观主义情调，出现在纪江明笔下的乡土社会不再是一片凋敝的哀伤景象，而是充满着欣欣向荣的生命活力。我们必须承认．纪江明通过小说《鲶鱼》带给中国当代文坛的是一种带有乐观主义情绪的抒情文本，传达着作者对于美好明天的向往和追求。在作者塑造的张水清身上，读者更多地感受着隐藏在中国传统乡土社会中那份执著追求以及他们对于自己的命运和人生的自信心。
这一切都充分说明，进入到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它不仅会影响到每一个生活在中国乡土社会的中国农民，还将以更为强大的力量去影响，甚至是左右中国未来几十年间的沧桑巨变。当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的冲突已经无法避免时，固守农民文明传统已然不可取，我们更需要大胆地走出去面对新的时代。这或许正是作者在小说中塑造张水清的真实动机。
[参考文献]
[1]梁光焰．20世纪中国乡土小说审美形态的变迁[J]．名作欣赏，2012(14)．
[2]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180．
[3]杨静．论知识分子审美视域下的20世纪乡土文学[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8．
[4]贾平凹．我是农民——乡下五年的记忆IJ]．大家，1998(06)．
[5]丁帆．中国乡土小说史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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