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公元1336年，元顺帝至元二年，蒙古族统治中国的第65个年头，大元帝国达到了鼎盛期，四海归一，天下太平。明代叶子奇曾对这一时期大加褒奖，《草木子·克谨篇》：“元朝自世祖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轻刑薄赋，兵革罕用。生者有养，死者有葬。行旅万里，宿泊如家，诚所谓盛世矣！”
这一年，元王朝的掘墓人朱元璋刚满9岁，在安徽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乡下，拖着鼻涕饥肠辘辘地帮地主老财放牛；青田人刘伯温26岁，被铨选为江西省瑞州路高安县丞，仰天大笑出门去，意气风发走上仕途。25年后，他神机妙算为朱元璋运筹帷幄；金华人宋濂27岁，刚刚接过老师吴莱的衣钵，在浦江主教东明精舍，传道授业解惑。32年后，他为朱元璋撰写《奉天讨元北伐檄文》，敲响了元王朝灭亡的丧钟；苏州人高启出生，33年后，腹有诗书的他参与编修《元史》，为灰飞烟灭的元王朝盖棺论定。
这一年，在处州松阳县的一户王姓家庭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49年后，他担任《太祖高皇帝实录》编撰总裁，为刚刚入土为安的朱元璋树碑立传。
二
王景，字景彰，号常斋。曾用名王奎、王景章、王景常。松阳人称王翰林或王学士。
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四月十五日，王景出生于松阳二十四都靖居村。
清顺治十一年(1654)版《松阳县志·山川》记载：
“莲花峰，在县东四十里。高七千余丈，秀异雄伟，形若莲花。中有金门庵，下有资圣寺、天井岩、风门洞。一名蓉川。学士王常斋、长史包雨庵世居其下。”
蓉川，即今松阳象溪镇靖居村。
靖居，旧称净居，自古山水形胜，人文底蕴深厚。西北是层峦叠嶂的莲花峰，蓉川水流绕东南潺潺而过，汇入松阴溪。溪流南岸的平畴，坦荡如砥，阡陌纵横。
元代，邑人王文焕隐居靖居村，后在村西山坳筑庐讲学，并著有《蓉川十景》诗，被府、县志书收入，流传至今。其中《西山爽气》最为里人推崇：“一山屹立齐昆仑，万山拱接推雄尊。伏龙未肯作霖雨，晴霏湿烟生昼寒。金天储精玉韫石，午夜龙光射奎璧。城市嚣尘几变迁，山中爽气今犹昔。”
民国《松阳县志·理学》载：“王文焕，一名子敬，字叔恭。少负雅操，夙承家学。以元末之乱，不屑仕进，遂取孔、孟诸儒绪言，研极精微，著《道学发明》、《大学发明》、《中庸孟子解》及《心镜图治心铭》诸作，以心为明镜，毋自欺；为药物，畏敬恐惧，克复省察；为工夫，巍然负泰山、北斗之望。学者宗之，称为西山先生。”
在西山开馆讲学前，王文焕在靖居比邻的板桥村施过教，与村里的隐逸诗人周权交往密切。周权有诗与王文焕酬和：《西山王君教授吾里，寓馆湫陋，形于咏歌，次韵勉之》（见汤光新《此山集全编》）。
民国《松阳县志·隐逸》载：“周权，字衡之。通经史，工于诗，至京师，欧阳玄荐与馆职，以母老辞不受。有《此山集》。”
王文焕西山开馆后，周权不时造访书院，并有诗留念：《西山书馆植菊为临豕所践，感而有赋，因再次韵》（见汤光新《此山集全编》）。
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有王文焕、周权两位“大儒”在，郡邑学子纷至沓来，一时间，西山坳书声琅琅，靖居庄人文蔚起。
明陈琏《翰林院学士王公景彰墓碑铭》（以下简称《墓碑铭》）记载：
“公讳景，字景彰，自号常斋，姓王氏，世为括苍松阳人。唐观察使朗之后，代有闻人。宋南渡以从龙功得官者，十有三人，遂为大族。七世祖利政，髙州助教；六世祖祖光，大理评事；越二世，讳宗儒，仕至国子祭酒者，曽大父也；讳可仕，卓有学行，乡邑推尊者，大父也；父讳必庄，博极群书，通性理之学。”
王利政和王宗儒的名字，收入民国《松阳县志·仕宦》里。
“世”为括苍松阳人、“世”居其下，两个“世”字，皆为世代之意，它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王景出身于官宦和书香世家，而王氏世家就居住在松阳二十四都莲花峰下的靖居村。
这从靖居村的包氏宗谱上可以得到佐证。
靖居是包氏聚居地，松阳人俗称靖居包。此地先有潘氏卜居。根据《丹阳包氏宗谱》记载：蓉川包氏始祖包友行，字景贤，宋元之交，自蟾湖客游本邑二十四都蓉川，入赘蓉川潘工部女儿潘氏。蓉川包氏宗谱始修于明洪武十七年（1384），至民国17年（1928）共十二修。
蓉川包氏宗谱里，最早提到王景的，是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时任吏部右侍郎的缙云人李鋕。李鋕与靖居贡生包洪伉为同学至交。包洪伉，字以谦，号益斋。包洪伉七十大寿，李鋕写了《恭贺益斋先生七帙序》：
“且靖居乃古蓉川，距松郭四十里许，山水最佳；其若'靖峰积翠’'风门鸣籁’'天井归云’……凡十景，而西山之爽气为首胜。王翰林、潘工部旧有题咏。”
清咸丰六年（1856），靖居包氏修谱，处州府学廪生叶大楫作《蓉川包氏重修谱序》：
“括郡之西，松邑之东，星分牛斗，里号芙蓉。廿四都地擅膏腴，一十景天开锦绣。万山耸笏，磅磗而气釀秀灵；二水拖纹，溁洄而脉涵清淑。王翰林之高咏犹新，潘工部之留题足慕。”
清光绪十九年（1893），靖居包氏修谱，蓉川包氏后裔包汉辉作《蓉川包氏重修谱序》：
“迄元时，景贤公又徙于靖居，联姻于潘工部之家，生四子，长文举、三文昌，受业与王翰林之门，宦绩功业，昭垂志乘，至今赫然。”
三
家学渊源的世代秉承，加上靖居村浓厚的人文底蕴，王景少小聪颖，“公自幼聪敏异常而有至性，十岁通尚书，十五举业成”（《墓碑铭》）。除了祖父、父亲的言传身教和耳濡目染，王景还拜松阳另一位隐逸“大儒”练鲁为师。
清顾嗣立《元诗选·癸集辛下》载：
“练鲁，字希曾，少博学，凡经史子集，靡不精究，为诗文有逸思。至正间，以父进官京师，因省亲就试于京，中第而归，益肆力于学……号倥侗，有《倥侗子文集》行于世。一时邑之彦达若王景、项民彝、王继行、包公贵，皆出其门。”
练鲁的父亲练进，元至正初诏入翰林。练鲁去北京看望父亲，恰逢至正五年(1345)三月会试，练鲁“以宦籍就试”，“廷试进士，七十八人及第”，练鲁为其中之一。
不过，有元一朝，江南士子多隐而不发，留恋山林乡野，即使蟾宫折桂，也退居江河湖海，万山丛中的松阳也概莫能外。元朝共98年，根据《重修浙江通志稿·考选谱》记载，松阳只有元至正五年（1345）乙酉张士坚榜两位进士，练鲁和周梓，但两位同榜进士都倦于仕进。练鲁写有一首《北斗山》诗，其归隐的心境袒露无遗：
“隐者巢居在翠微，松花服食茑萝衣。人间万事不着眼，坐看浮云天际飞。”
“十五举业成”，王景15岁就读完了为应对科举考试而需准备的学业，但此时的元王朝在经历了短暂的祥和宁静后，似乎一夜之间陷入了天下大乱，刘福通在安徽、徐寿辉在湖北、方国珍在浙江先后起事。
时局动荡，又受老师练鲁的影响，王景“乃辟'常斋’以屏世纷，益求性命道徳仁义之说，期于实践，凡'经史子集’，渉猎殆遍，发为文章，髙深雄健，得古作者意”（《墓碑铭》）。
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王景在莲花峰下开辟了学舍，躲避世事纷扰，广泛涉猎，遍阅经史子集。经，指儒家“十五经”及相关著作；史，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等；子，指诸子百家著作和类书；集，指诗文词总集和专集等。
在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同时，王景也开始开门纳徒。同村的包文昌、包文举兄弟投到他门下。包文昌后由辟举仕县丞，包文举由辟举授国子助教，升长史，《栝苍汇纪·卷十二》载其所著有《两庵》、《和陶》、《璧水》、《海岱》等集。
在高耸的莲花峰下，美丽的蓉川溪旁，王景读书授业两不误，根本感觉不到时光若流水。
四
山中无甲子，人间日月长。时间到了公元1370年，也就是明洪武三年，这一年，王景34岁。
靖居村距离松阳县城四十里，远离连接府、县的通济古道和松阴溪水路，可谓天高皇帝远。但是改朝换代的震荡，还是波及了这个僻陬山村。
最先感受到的，是名声在外的王景。
明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发布诏令：“治国之道，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宜令郡县皆立学，礼延师儒，教授生徒。”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又昭告天下：“自今年八月始，特设科举。务取经明行修、博通古今、名实相称者。朕将亲策于廷，第其高下而任之以官。使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毋得与官。”（《明史》卷七十）
“郡邑交荐，不就”。松阳县、处州府极力推荐王景出山，但王景不为所动。这时，王景的父亲王毕庄站了出来。老王语重心长地对儿子说：
“吾家世受宋爵，暨元不竞。汝生命在斗箕，此其兆也，当思先世以儒道显，希圣贤之迹，立身行道，非止于事亲，当移忠于君也，汝其勉之”（《墓碑铭》）。 。
父亲的这一番话，有如一块石头扔进池塘，激起层层涟漪，王景闻言，不禁遐思万千，心绪久久难以平静。王家先祖在宋朝出仕履宦，光耀门楣。到了元朝，韬光隐晦，蛰伏在莲花峰下。祖父、父亲非不能，而是不为。但出人头地、兼济天下的欲望一直在家族的血脉里奔涌。父亲说得对，大丈夫安身立命，事亲事小，忠君为大。
老王的这几句话，言近旨远，与其说说服了王景，倒不如说给了王景走出大山的理由。
王景听完父亲的谆谆教导，“拳拳服膺”。
明洪武四年（1371）正月，深感人才匮乏、求贤若渴的朱元璋又发布诏令，令各行省连续三年举行乡试，所有举人都免予会试，赴京师听候选官。也就是说，只要通过乡试中举，就可以铨选当官了。
明洪武四年（1371），王景参加浙江乡试，高中举人。此次乡试，浙江省儒士荟萃，王景脱颖而出，引得众人关注。宁波人郑真虽然夺得乡试第一名，但对王景褒奖有加，“景彰，世为括苍儒族，而清谨好修，力学不倦，为古文歌诗，皆典雅蔚赡可喜”（郑真《常斋记》）。
洪武五年（1372）十二月，浙江各地举子们启程前往南京，参加洪武六年（1373）三月的吏部考选（见钱茂伟《王应麟学术评传》）。
《濠梁录》载：“(洪武六年)三月二十六日，吏部尚书詹公奉旨，注拟浙江进士八人为中立府所属教官。盖以诸进士辞以不能居州县之职，故优待之，且以濠梁为国家兴王之地，教育之职必慎选进士为之者，欲其养成人才也。于是中立府临淮县儒学教谕郑真首授是选，洪基定远县教谕，胡惟中五河教谕，王景彰怀远教谕，郭可学宿州灵璧县教谕，陈希贡徐州萧县教谕。既准所拟，四月初八日，于指挥司请文引。”（钱茂伟《王应麟学术评传》）
王景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詹公即詹同，字同文，初名叫书,婺源人。元至正年间，举荐茂才，任命为郴州学正。朱元璋攻下武昌，召他为国子博士，赐名同。洪武四年晋升为吏部尚书。洪武六年，兼任学士承旨。王景曾作《吏部尚书詹公同传》（明焦竑《国朝献徵录卷二十四》），为詹同作传。
五
怀远是王景宦海生涯的第一站。
怀远县地处安徽省北部，位于淮河中游，在淮北平原的南端。境内有荆、涂两山夹淮对峙，又是涡、淮两河汇流之处，形势险要，历代为兵家必争之地。每当改朝换代兵戎相见时，这里经常成为争夺角逐的战场。明朝开国元勋常遇春、花云等都出自怀远。
王景到任后，住在县治里。安顿好一切，王景找人算了一卦。“得易之恒。筮者曰吉，恒者，常也，久也。常故能久，久则悠远矣，且恒刚上而柔下，雷风相与巽而动，有恒久之义焉。于是，以常名斋”（明郑真《常斋记》）。
王景的“常斋”名气很大，和他同时被詹同授任临淮县儒学教谕的郑真，后来专门写了一篇《常斋记》，记叙“常斋”的由来和王景在怀远任上的政绩。明诗人乌斯道有诗《赋王景章拙斋》：
诸子便獧方得意，我心椎鲁动违时。
能言鹦鹉休相笑，钝足驽骀不自支。
山屐每因春兴著，酒船长信晚潮移。
静看炉鞴长施巧，此日黄金合铸谁。
战乱后的怀远，满目凋敝，百姓流离失所，食不果腹。位于县治东南的儒学馆舍，元末时被战火焚毁。王景组织人手搭建临时用房，开展教学；一边会同知县唐蔚，在儒学原址上兴建馆舍。
明郑真《常斋记》载：“兵燹以来，学校之事，有所未遑。景彰既至，而馆舍萧然，在学子弟皆复业之，家樵牧童竖迫于有司，勉强应命，从师授业之诚无有也。”
学校蓬户瓮牖，差强人意。学生们原先在家砍柴或者放牛，这些被迫来上学的顽童，根本无心读书。王景循循善诱，毫无懈怠，“景彰曰：吾惟尽其职焉耳。昼夜程督，不见有不堪之色，人以是敬惮之”（明郑真《常斋记》）。
“时方兵燹后，学校甫兴，日与诸生披荆棘、建学官，讲明'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亹亹无倦，士子多有成就。”（《墓碑铭》）
王景在怀远任上，旰衣宵食，一干就是三年多。期间，因营建儒学馆舍、竭力督学兴教，颇获好评，加之文笔卓荦，名传朝野。
《宋濂年表》记载：“（洪武八年）九月，明太祖命皇太子朱标及秦王等出游凤阳府，以讲武事。诏宋濂等从行。”宋濂是太子朱标的老师。朱标出游凤阳，朱元璋令宋濂随行。
《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一百一》记载：“上阅《舆地书》得《濠梁古迹》一卷，命内臣驰驿以赐东宫，且题其外，令濂询访随处言之。皇太子至池河驿，得上所赐书，大喜，以示濂，濂因启曰：临濠古迹，惟涂、荆二山最著，涂山在昔钟离县西九十五里，荆山亦在县西八十三里，二山本相联属，而淮水绕荆山之阴，神禹凿之，水始流二山间，民获免阻修之艰，禹之功也。”
凤阳府古称临濠，怀远县为其所属。凤阳境内荆、涂二山最为有名。洪武八年（1375）十一月，宋濂与朱标约定同游二山。头晚，宋濂特地邀请怀远教谕王景来到船上住宿，第二天黎明乘船前往涂山脚，步行入山。游完涂山，又入荆山。一个月后，宋濂写就《游涂荆二山记》，流传至今。
此次游山的，除了王景这个毫不起眼的县教育局长，都是当时的名家大儒，太子正字桂彦良、晋府长史朱伯言、楚府长史朱伯清和吴认伴读王致远等人。66岁的宋濂邀请39岁的王景同游，夜宿舟中，抵足而眠，当是以文相知。
洪武九年（1376），王景在怀远教谕任上满三年，“考为九州二十五县最”（《墓碑铭》）。时方朝廷用人之际，如果不出意外，王景将获擢升。
但是，事情就那么凑巧，“命未下而父卒”（《墓碑铭》）。
六
洪武九年（1376），王景回家奔丧守制，“闻讣哀号顿绝复苏”、“凡治丧，悉从古制”（《墓碑铭》）。
洪武十二年（1379），王景3年守制满，恰逢朱元璋征召天下“博学老成之士”，《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一百二十八》载：
上谓礼部臣曰：为天下者，譬如作大厦，非一木所成，必聚材而后成，天下非一人独理，必选贤而后治，故为国得宝，不如荐贤……宜下有司悉心推访，礼送于朝，朕将显用之。
王景遇到了生命中的第二个贵人。时任浙江布政使安然推荐王景应诏。《明史卷一百三十七列传》：“安然，祥符人，徙居颍州。元季以左丞守莱州。明兵下山东，率众归附。累官山东参政。抚绥流移，俸余悉给公用，帝闻而嘉之。洪武二年，召为工部尚书，出为河南参政，历浙江布政使，入为御史台右大夫。十三年改左中丞，坐事免。未几，召为四辅官。”
《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一百二十六》：“洪武十二年八月甲辰，以御史台右御史大夫丁玉为左御史大夫，浙江布政使安然为右御史大夫。”
安然在调离浙江布政使前，推荐王景以“博学之士”应诏。王景到南京后，朱元璋亲自接见，“访以治道”，随后，安排王景“日直翰林，随班朝见，锡晏西序”（《墓碑铭》）。
此次应诏京师，在朱元璋的眼皮底下，王景展现了他的卓越文学才能，“制《藩王朝觐仪》，改赐日本书，作《乐章》与《京城钟楼记》”（《墓碑铭》）。《藩王朝觐仪》等事关国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王景的每篇文章，“太祖皇帝皆亲览”。
明翰林院侍讲学士廖道南评价王景文章：“予考《文衡》，乃见王景彰所撰诸篇，俱舂容尔雅，畅茂敷贲。乃知国初浑厚和平之气，不独于运数见之，是有征于文物也已”《殿阁词林记卷四》。
王景的《京城钟楼记》一文，高深雄健，体现了王景为文的特色：
天子之都，众大之地，故必涣鸿閟之具，以昭天休。俾民靡或踰于防，古之明王建大中之极，楼域之亢爽以棲钟楼，挈壶氏掌之，伺日晷之出内以为晨昏，节非欲侈，为壮丽大观也。不如是，则天纪不修，而大音希闻于远也。国朝混一华夏，建都应天，据龙阜、阻大江，招城万雉以镇服四海。皇上维清缉熙，德懋周溥，以为政令之行，自京师始。肇建谯楼于皇城之西地，当崇冈既亢且阳，凡为楹二十又四，高若干丈，下为驰道，上悬巨镛，蒲牢追蟸，作其鳞之而鼓晋三八，周列于次，扶桑启曙，众华藟动，徐疾三止金奏，爰作以数节之一百又八声，处天地无远，不格天关，以开地户，以辟人文，以启崦嵫。景昧数，亦如之。於是，戒百司，饬群隷，令于众曰：凡兴作休偃，毋先时亦毋后时，敢有不恭罚无赦。呜呼！圣皇恪守旧章，以为民防，天时正于斯，人纪修于斯，国容观于斯，建一楼而百度举，其谁敢不饬？是宜表天声于四海，而垂则于亿万斯年之永也。
“偶逐征鸿过邺城，谯楼鼓角晚连营”。谯楼，又称钟楼，钟楼巍然屹立，有如鹤立鸡群；晨昏钟鸣一百零八声，回响在芸芸众生的内心深处。钟楼是京师标志性建筑，其时的南京城，文学大腕云集，王景能获准为谯楼作记，不知羡煞了多少文人。
七
王景在南京没停留多久，“寻升大名开州知州”。
开州，即今濮阳，位于河南东北部。自古以来是中原要冲，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商灭夏的“昆吾之战”、春秋晋楚的“城濮之战”，晋郑的“铁丘之战”，秦末的“项羽章邯之战”，汉末曹操吕布的“濮阳之战”，五代晋梁的“德胜之战”，宋辽的“澶渊之战”等均发生于此。
元、明之交，开州饱受战争蹂躏。《万历大名府志·田赋志》记载，洪武初年，承金、元之后，户口凋耗，闾里空虚。
王景此次上任开州，与几年前履职怀远不同。那时他只是一个八品小官，分管教育一块。而知州为从五品，主政一方，上令下达，治理百姓，审决讼案，稽察奸宄，考核属吏，征收赋税等。
“发其素蕴以施于政，宽而平、明而恕，不为浅功近利，民皆安之” （《墓碑铭》）。
王景以学者的聪明睿智和宏阔胸怀，整顿州衙和属邑吏治，以宽宏、公正、严明的态度施政于民，使得州、邑僚属致力于公，专心为民。
“复修学宫，建坛墠，劝农桑，均赋役，得新籍户三千口，若干田赋”（《墓碑铭》）。
开州历经连年战乱，百废待举。王景首先修建学校馆舍，使流落街头乡野的孩童接受启蒙教育；建造祭坛，用以法天地、敬神明、尊祖宗，使得民心归拢；鼓励农民耕种田地，赋役征派，公平公正。政通人和，又休息与民，不到一年，开州新增人口3000，并顺利完成田赋征收。
开州任上，王景兴建了“郭忠烈公祠”，祭祀邑人郭嘉，褒其忠烈，并作《郭忠烈公祠记》：
开州为古河朔地，大河环绕，土厚水深，其融结磅礴之气，荟蔚而成英烈之风。以故贤杰挺生，奇才辈出。而慷慨激烈，与日月争光者，于唐则有吴忠公溆。于元则有伯颜文节公师圣。若城亡与亡，父子殉节，郭忠烈公其尤著者也。按本传，公讳嘉。祖昂、父惠，俱以战功显。公慷慨有大志，登泰定三年（1326）进士第，累迁广宁路总管。有诏团练义兵，公招集民数千，教以坐作进退，号令齐一，赏罚明信。东方诸郡钱粮之富，甲兵之精，称公为最。至正十八年（1358），贼至，围城垣数十里，有大呼者曰：“何不出降。”公射之中颊。贼稍退，遂开西门逐之。父子力战以死。事闻，赠河南江北等处行省右丞，封太原郡公，谥“忠烈”。我朝武功耆定，海寓统一。洪武三年（1370）访天下死节之臣。本州判官欧阳萃以公事上闻，上嘉其死事，诏大名开州立庙祀焉。呜呼!元有天下百余年，平日高爵厚禄名列朝绅者，不知凡几。迨其末造，王政不纲，天下瓦解，郡县守土之臣多望风逃遁。而广宁一路，公独竭力拒守，捐躯殉难，谥之曰“忠烈”，洵不愧矣。今新朝定鼎，不以胜国孤臣稍存异视，特诏建祠立祀，千秋旷典，何其隆欤？开州，公桑梓之邦也，有司遵明诏创建祠宇，奉公入祀，将见洁笾豆以静嘉，妥忠魂于陟降。后之骏奔庙中者，有不起敬起慕，景仰遗徽，而永永弗替也哉!是为记。
因为夙夜在公，身心交瘁，王景积劳成疾，无奈只得辞官回乡养病，“会以疾归乡里”（《墓碑铭》）。
八
洪武十三年（1380），44岁的王景回到家乡靖居养病。
“明年，征赴阙”（《墓碑铭》）。
洪武十四年（1381），王景赴南京，入朝陛见朱元璋，被留在皇帝身边，“御书姓名于策命，覆检山东诸司牍奏，日给食大官”（《墓碑铭》）。
“亡何，授山西布政使司右参政”（《墓碑铭》）。
没过多久，王景因擢升离开南京，远赴山西。《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一百三十九》记载：
（洪武十四年）九月辛丑，以儒士张璲为福建左布政使，以王廉为陕西左布政使，安处善、徐子民、曹岱、梁伯兴、彭友信、韩宜可、李宜之俱为右布政使，处善湖广，子民山东，岱浙江，伯兴河南，友信北平，宜可山西，宜之江西，又以教谕王景为山西布政使司右参政，吕原度为山东布政使司右参议，张景翔为周府右长史。
此前的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十三日，朱元璋在奉天门选官，定下南北更调用人之法。他命吏部：以北平、山西、陕西、河南、四川之人于浙江、江西、湖广、直隶有司授职任官；浙江、江西、湖广、直隶之人，于北平、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广东、广西、福建有司授职任官；广西、广东、福建之人，于山东、山西、陕西、河南、四川有司授职任官。
此次擢任山西，王景遇到了此后将患难与共近20年的韩宜可。韩宜可，字伯时，浙江山阴人。洪武初，荐授山阴教谕，转楚府录事，擢监察御史。曾弹劾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等权贵。韩宜可“诗文高老”，在获任山西前，像王景一样应诏在朝，受命撰祀钟山、大江文；谕日本、征乌蛮诏等。
南京到山西，迢遥千万里。王景和韩宜可结伴出行，乘驿车昼夜兼程赶赴山西。
明代省布政使司设左右布政使各一，从二品，属于省级最高长官。其下有左右参政各一，从三品，左右参议各一，从四品。参政和参议分别负责府县、特种专项事务。韩宜可任右布政使，王景任右参政，两人属上下级关系。
不过，韩宜可和王景名为上下级，但是同为浙江老乡，又都是惺惺相惜的文人，两人在山西任上，心有灵犀，配合默契。
洪武初期的山西，与其他地方不同。元末中原地区兵燹、疫病、天灾大行其道时，山西却有如世外桃源，远离战乱，风调雨顺；经济繁荣，人丁兴盛。元人钟迪《河中府(蒲州)修城记》记载：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而河东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记载：(洪武十四年十二月)是岁计天下人户一千六十五万四千三百六十二，口五千九百八十七万三千三百五……山西布政使司户五十九万六千二百四十，口四百三万四百五十四。
正因为山西人口稠密、物华天宝，朝廷下达的赋征也多。《山西通志·田赋卷四十四》记载：“明洪武初定天下田税，亩五升或三升；惟山西稻苇而外有斗一二升者，有一斗有八升有七升者，坡地五升，奇硗角山沙亦二三升。是以山西之粮在江北独重。”
朱元璋非常倚重山西。《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三十》记载：（洪武十三年二月丁亥）户部奏定文移减繁之式……天下有司仓库金谷钱帛，其陕西、北平、四川、山东、山西五布政司供给军需者，两月一报，其余布政司并直隶府州半年一报。
此前的洪武十四年正月，国子助教、温州乐清人赵新出任山西布政使，朱元璋亲自接见，谕之曰：“今布政使视古之牧伯，其任甚重，在承流宣化通达民情也。若上德不下究，下情不上达，远迩乖隔，上下不亲，民不可得而治矣。卿等慎之。”
赵新，字彦铭，又作彦明，号止轩，乐清城关人，曾任职开封知府。但赵新在山西任上没呆几个月，《大明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之一百三十七》记载：（洪武十四年）癸丑，召山西右布政使赵新为翰林院修撰，不久致仕。
赵新从山西被召回的原因，在朱元璋批准他退休回家的诏书里说得很清楚：“惟卿质直无伪，涉猎书史，始为国子助教，能举其职，及迁山西布政使，虽无所设施，而持身廉洁，朕以卿本儒者，而才不及中人，不宜任以政务，授翰林修撰，既而见卿年老多疾，特令致仕，卿其保厥终始，以副朕怀。”
作为浙江老乡，韩宜可和王景非常清楚赵新来去匆匆的原因。前车之鉴，后车之师，两人到任后，丝毫不敢懈怠。
“以承流宣化为己任。振纪纲，恤民隐，厚风俗，清吏弊，善彰恶瘅，百司肃然，上下虚心属目，冀见真儒之用”（《墓碑铭》）。
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意有以税粮挠法者，按之不伏辜，上章诬以事”（《墓碑铭》）。
布政使分管“民政”，催缴征收税粮是主要职责。在征收粮食时，有官吏与地主豪强相互勾结，贪赃枉法，韩宜可和王景依法查办后，对方不肯服罪，向皇帝上书，诬告韩宜可和王景。山西税粮为朝廷所重，朱元璋的神经非常敏感，不问青红皂白，不但罢免了韩宜可和王景，还将两人万里充军到云南。
很快，新的官员就任命了。《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八》记载：
（洪武十五年九月）庚申，以吴昭为山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邵勉为左参政，钱寿禄为右参政，刘安礼为左参议，王惟善为右参议。
九
《墓碑铭》载：“与韩同谪居云南临安”，《明史列传第四十》载：“与伦先后谪云南”。
《说文》：谪，罚也。
对王景来说，这是一次九死一生的贬谪充军。
一切要从头一年说起。
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正当王景和韩宜可一路颠簸，风尘仆仆赶往山西的时候，明朝厉兵秣马多年的30万大军，在大将军傅友德和左、右副将军蓝玉、沐英率领下，跋山涉水，一路杀奔云南。年底，明军攻入昆明，元朝镇守云南的梁王把匝刺瓦尔密败走普宁洲忽纳寨，与左丞达的，右丞驴儿等自缢而死。洪武十五年（1382），明军分兵两路，一路往临安（今建水），一路向滇西，于三月攻克大理，俘获元大理路总管段世，鹤庆路总管高氏出降。
云南历为少数民族居住地，司马迁在《史记》里称其为“西南夷”。明初云南人口只有25万人，土地荒无、人口稀少。云南平定后，朱元璋谕告傅友德等留江西、浙江、湖南、河南四部兵守云南，以控制边防要害，由沐英统率，军队开始屯田。洪武十七年（1384），朱元璋命令把留戍云南的军士家属，全部从内陆送到云南，落籍为军屯户。还从内陆人口稠密的地方如江南、江西等地，大量移民到云南充实边疆，实行大规模移民垦殖。大量汉人入滇，保证了中央政权对云南的令行禁止。
与此同时，一大批文人官员被贬谪到云南各地。云南府有费良弼，精于天象之类，曾任苏州太守；楼琏，以明经历官主簿、知县和广东道御史等；平显，洪武初应孝弟力田，博学能文；逯昶，通经术，能赋诗；刘有年，以明经荐拜监察御史；郑旭，以学行荐国子学；堂仪，曾傅太子；增日章、陈士瑞均为翰林学士，在云南耕读而终；毛铉，翰林侍读等；大理府有朝廷画史金润甫，进士谢廷菃等；永昌府有监察御史范从文、姬思忠，进士刘寅，儒士祝璀以至翰林院学士杨慎等。此外曲靖府、楚雄府、澄江府，乃至比较边远的蒙化府、鹤庆府、广西府、北胜州等都有谪戍流寓士人定居。
在戍兵屯田、移民垦殖的时候，朱元璋将众多文人官员谪居云南，应该是有意为之，用心良苦。相比于广袤的中原和富足的江南，云南不但是不毛之地外，还是文化的沙漠。明以前，云南的儒学教育停留在上层贵族集团的小圈子里，“今考旧志，终元之世，所载科甲之选，仅仅五人焉”（明天启《滇志卷八》）。朱元璋把这些文人谪居到云南各地，有如把文化的星星之火，撒落到了云贵高原。
事实证明了朱元璋的高瞻远瞩。
王景和韩宜可一路颠沛流离，于洪武十六年到云南临安。同时被贬谪到这里的还有另一位浙江老乡桂慎。桂慎，字宗敬，浙江慈溪人，洪武间任中书舍人。
说是贬谪，其实是万里充军。官员罢官贬职后，被剥夺了薪俸禄养，生活往往捉襟见肘、难以为继。自洪武十六年（1383）至洪武三十一年（1398），王景在云南临安呆了15年，有关这15年的谪戍生活，陈琏在《墓碑铭》这样描述：
“与韩同谪居云南临安，箪瓢屡空，不以介意，日以经史自娱。虽故人馈遗，非义者一不受。自总兵西平侯，及文武缙绅，莫不礼重之。仰思朝廷声教，溢于前代，撰《铙歌》二十，《平云南颂》一。铺叙圣徳以润色鸿业，以为'碑铭记序杂文’又若干卷。”
陈琏(1369一1454)，东莞人，字廷器，号琴轩。洪武二十三年(1390)中举，历任桂林府教授、国子助教、许州知州、滁州知州、四川按察使、南京通政使掌国子监事、礼部左侍郎，正统六年(1441年)，年逾七十，辞官归里，景泰五年(1454年)，病逝于家，年85岁。
事非经过不知难，陈琏40年为官，一生坦途。王景15年的步履维艰的贬谪生活，在他笔下显得过于轻描淡写。
《墓碑铭》惜墨如金，避重就轻，清嘉庆《临安府志卷七》却不吝笔墨，记载王景和韩宜可在临安文庙讲学，“提倡文教”、“士绅多尊礼之，使子弟受学”、“从游者多以诗书自励，其士习最淳，……弦诵之声，达旦不缀，士届成童，而后诗文人相与立文会，严学规，就正于校官之贤者”、“人文蔚然起”等等。
后世的志书对王景的讲学评价很高，《临安府志》载：“临安文化之开，自韩都谏、王学士两先生谪戍始”。《滇史》载：“二公皆博学宏才，诗文高古，滇人多从之游。后皆召还。临安文风二公倡之，郡中至今崇祀。”《云南通志》载：“初，临安人不知学，自二公来相与讲论庚唱，郡中子弟翕然从之，于是文教始兴，至今犹景仰焉。”
王景和韩宜可文庙讲学，一方面是云南落后的儒学教育，激发起了文人的责任感。另一方面，文人清贞孤介，“虽故人馈遗，非义者一不受”，授徒讲学，既为稻粱谋，又保持人格独立。
与此同时，王景还应邀撰写了大量的'碑铭记序杂文’，如《敬思堂记》《龙泉山道院记》《文节先生墓志铭》《云津桥记》《为新建府治记》《董庄愍死节威楚序》《重修涌金寺记》等等。这些文章，有的是应景之作，王景之所以为之，除了人家慕名而来盛情难却外，可观的润笔费应该也是原因之一。此外，王景还和另外两位贬谪者平显，程本立共同纂修了《云南志》。
事实上，王景以谪戍者的身份，能在官修的文庙里从容地授业讲学，能够悠游各地提笔撰写各类碑铭记序，与两位执掌云南的文武大员分不开。
武官是镇守云南的沐英。沐英(1344-1392)，字文英，濠州定远人，朱元璋养子。大朱标11岁，在马皇后的抚养下长大。12岁随朱元璋攻伐征战，开始军旅生涯。18岁的沐英被授帐前都尉，参与守镇江，开始担当军事要任。以副帅之职随邓愈征讨吐蕃，因军功被封西平侯。以右副将军参与平定云南，后留滇镇守，励精图治，使云南的农业、商业得到飞速发展。沐英非常重视教育，增设府学、州学、县学达几十所，兴建了一大批儒学馆舍，择选民间优秀及土官子弟入学，赐给饮食和衣服，并亲颁学制、学规，礼聘人才任教。洪武二十二年（1389）沐英到南京述职，朱元璋说：“汝在，朕无西南之忧。”沐英虽年少从军，但一直求知若渴，暇余就找儒生讲说经史。沐英对谪居云南的儒人不但没有丝毫歧视，反而礼遇有加，奉为上宾。此外，沐英还是一个极具感恩之心的人，洪武十五年（1382)九月，沐英因义母马皇后病逝，悲伤过度而咳血；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五月，沐英因太子朱标的去世，伤心过度沉疴再起，于两个月后病逝于云南任所，年仅48岁。被追封黔宁王，谥昭靖。三年后，建祠祭祀，王景作《黔宁昭靖王祠堂碑》。这是题外话。
文官是云南布政使张紞。张紞（?-1403），字昭季，陕西富平县人。洪武十五年(1382)，朝廷平定云南，朱元璋下诏派张紞主持云南政务。《明史·张紞传》：“二十年春入觐，治行为天下第一，特令吏部勿考……紞在滇凡十七年，土地贡赋、法令条格皆所裁定。民间丧祭冠婚咸有定制，务变其俗。滇人遵用之。朝士董伦、王景辈谪其地，皆接以礼意。”明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之二十四》：“是时，云南寓贤董伦、王景、韩宜可辈，不问识不识，皆厚恤之，以故迁谪至者如归。”
不过话说回来，即使沐英和张紞两位军政要员再怎么礼遇厚赉，贬谪的低人一等和思乡的遥不可及，还是使王景的内心备受煎熬。每当夜深人静或逢年过节，飘零他乡的悬浮感和思念亲人的酸楚感交织于心头。如《新春偶成》：
“南来憔悴滇阳客，每向年光感去留。万里归心背残腊，五更清梦落神州。”
韩宜可也有类似的诗，如《和王太原中秋韵》：
“未忍他乡死便休，每依南斗望中州。青天有月来今夕，白发无家度几秋。客计空弹冯子铗，愁心长倚仲宣楼。明年此会知何在，且赋新诗纪远游。”
洪武三十一年（1398），桂慎、韩宜可先后离开贬地临安，王景作《送五云韩先生诗序》，文中充满了不舍、羡慕和伤感之情：
“予与韩先生伯时、桂慎同斥十又六年，坎土禀蹇迤，自意与世绝矣，长与荷戈执戟者伍矣……不浃十辰，首拔桂慎于拱稽中，未几，复有伯时之命……伯时行矣，天之生材，非徒美其身也，将以斯民济也……伯时行矣，其将何以处我哉?系以诗日：“劝君以仙家霞觞之清酒，赠君以一唱三叹之朱弦。人生聚散等萍梗……”
十
洪武三十一年（1398）六月二十四日，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去世。六月三十日，朱元璋的孙子朱允炆即皇帝位。一朝皇帝一朝臣，朱允炆随即晋用齐泰为兵部尚书、黄子澄为太常寺卿。七月，召方孝孺为翰林院侍讲。八月以云南布政使张紞为吏部尚书。
张紞成为王景生命中的第三个贵人。新皇即位，大赦天下，那些贬谪各地的官员齐聚南京，等待安排职位，一时间，颇有些僧多粥少。朱元璋高屋建瓴，他将那些才学官员贬谪到穷山恶水之地，让他们去“承流宣化”。同时苦其心志，饿其体肤。这些人在朱允炆手里获赦和起用，必然对其感激涕零和死心塌地。
王景在赴任开州知州前，曾经“日值翰林”。张紞就任吏部尚书后，向朱允炆推荐王景入翰林。
明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二》载：“吏部尚书张紞前为云南布政，雅知其贤，荐升翰林院侍讲。”
明谈迁《国榷卷十一》载：“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戊寅（1398）八月，召王景彰于云南。为礼部右侍郎兼翰林侍讲。”
张紞推荐王景入翰林，看中的是他学富五车，可当大用。这个“大用”，就是纂修《太祖高皇帝实录》。按照明制，新皇帝登极后，即诏修前朝实录。
《明史列传第四十》记载：“建文初，召入翰林，修《太祖实录》。用张紞荐，除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讲。”
《国榷卷十一》载：“建文元年正月丁酉，敕修《太祖高皇帝实录》。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董伦、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讲王景彰为总裁官，太常寺少卿廖升、翰林院侍讲学士高逊志为副总裁官，国子监博士王绅、汉中府教授胡子昭、齐府审理副杨士奇、崇仁训导罗恢、云南马龙他郎甸长官司吏目程本立等纂修。”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底，王景从云南回到南京。这一年他63岁，已过花甲之年，按理应该退休回家提笼架鸟或含饴弄孙。但对张紞来说，却是正当其用，因为放眼朝野，堪任《太祖高皇帝实录》总裁的，能有几何？明初的“文学三巨头”，高启于洪武六年（1373）被腰斩，刘基于洪武八年（1375）寂寞去世，宋濂于洪武十四年（1381）在流放途中病逝。而即使同为总裁官的董伦，也已75高龄，垂垂老矣。
《太祖高皇帝实录》的纂修于朱允炆即位后的两个月开始筹备，建文元年（1399）正月正式开局修书。正当王景和纂修官们在汗牛充栋的史料里爬罗剔抉的时候，收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墓碑铭》载：
“洪武卒年，召回，入翰林。会太夫人项卒，守制于家，服阕回京。太宗即位，初授翰林侍讲，未几，升学士阶，奉政大夫。”
陈琏的《墓碑铭》写于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这时，明成祖早已完成了对建文朝的清洗，包括旧臣的清除和档案的清空。有关王景在建文期间的事情，陈琏讳疾忌医，闭口不提。
事实上，当朱棣与朱允炆叔侄两军对垒时，王景已经回到靖居老家守制。命运似乎特别垂青王景，他在靖居丁忧的三年，正是朱棣与朱允炆叔侄兵戎相见的三年。朱允炆优柔寡断，军国大事听从齐泰、黄子澄、方孝孺等文人，三人急于求成又纸上谈兵，东施效颦西汉景帝削藩。靖难之变爆发后，朝中的文官无法置身事外，大都卷入其中。
建文三年年底（1401），王景回到南京，其时《太祖高皇帝实录》纂修已近尾声，王景参与了最后的审定。十二月，《太祖高皇帝实录》完稿。
建文四年（1402），朱棣与朱允炆进入决战期。三月初，淝河之战爆发；四月中旬，小河之战爆发；四月下旬，灵壁之战爆发。灵壁一战，指挥使宋瑄战死，总兵何福单骑而逃，其他如左副总兵陈晖、右副总兵平安、都督马溥、徐真、都指挥孙成等三十七名主要将领，以及监军副都御史陈性善、大理寺丞彭与明、钦天监副刘伯完、指挥王资等一百五十名军官全部被俘。五月，朱棣率军渡过淮水，攻下扬州、高邮、通州（今江苏南通）、泰州等要地，准备强渡长江。六月初三，燕军自瓜洲渡江，十三日进抵金川门，守卫金川门的李景隆和谷王朱橞开门迎降。
靖居的三年守制，再回到朝廷，王景淡出了朱允炆的视线。当朱棣的燕军向南京摧枯拉朽逼近，朝中文武同仇敌忾时，王景几乎游离在漩涡之外。正是这样的游离，使得王景得以保全自身。适逢乱世，没有人能主导自己的命运，就是贵为九五之尊的朱允炆，也在乱军中不知所终。
朱棣的军队攻进南京后的情形，清谷应泰《明史纪事》记载得很清楚：
“是日，茹瑺先群臣叩头劝进，文臣迎附知名者：吏部右侍郎蹇义，户部右侍郎夏原吉，兵部侍郎刘俊，右侍郎古朴、刘季篪，大理寺少卿薛岩，翰林学士董伦，侍讲王景，修譔胡靖、李贯，编修吴溥、杨荣、杨溥，书黄淮、芮善，待诏解缙，给事中金幼孜、胡濙，吏部郎中方宾，礼部员外宋礼，国子助教王达、郑缉，吴府审理副杨士奇，桐城知县胡俨。”
茹瑺时为兵部尚书，他和24位文武官员审时度势，选择了归顺。更多的人在城破时和朱棣登基后，选择了与建文朝生死相随。与王景一起同修《太祖高皇帝实录》的那几个人，廖升自缢死；胡子昭与两个儿子一同被杀；程本立自尽；高逊志遁迹雁荡山以卒。对王景有荐举之恩的张紞，朱棣解除其职务，给一半薪水，并勒令居住京师。张紞从朝中回来，在吏部后堂自缢死。
但归顺并不意味着平安无事，王景马上就遇到了生死的关口。
朱棣登基，要起草登基诏书，告谕天下。朱棣首先想到了宋濂的学生方孝孺。方孝孺为翰林学士，朱允炆讨伐朱棣时，“诏檄皆出其手”。南京城破后，忠于朱允炆的文臣武将，有的自杀，有的被杀，有的遁无影踪，方孝孺“被执下狱”。此前，在兵发南京时，朱棣的谋士姚广孝曾有请托，“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明史▪方孝孺传》记录了朱棣让方孝孺起草诏书时的情景：
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孝孺慨然就死，时年四十有六。
杀了方孝孺后，朱棣的目光落到了宋濂的另一个学生、翰林侍读楼琏身上。楼琏没有像方孝孺那样大义凛然，明李贽《藏书▪翰林侍读楼公》记载：
楼琏，字士连，金华人。常从宋濂学。洪武中，以儒士召，历官
至监察御史，谪戍云南。建文嗣位，屡下诏求贤，琏以文学举入翰林为
侍读。靖难兵入，命方孝孺草诏，孝孺哭且骂，授之笔，掷诸地，曰：
“身可死，诏不可草。”改命琏及王景，琏惶惧不敢辞。归而愤闷，妻子
曰：“得无伤方先生邪?”琏愧曰：“我受刑犹可，正恐累及尔辈耳。”逡
巡一夕，自经死。
为了一道登基诏书，连着死了两个名儒，这肯定是朱棣始料未及的。如果按这种方式找下去，可能还要死人，并且死的都是名声在外的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纵使朱棣驰骋疆场练就了一副铁石心肠，也于心不忍，何况，死的人已经太多了。
朱棣改变了令人起草登基诏书的方式，由朝堂上的大庭广众转为私相授受。这一转变，使得登基诏书由谁起草成了历史悬案。民间流传有两个版本，一说是王景，一说是无锡的王达。
明李贽《藏书▪侍讲学士王公》记载：
王达，字达善，无锡人。洪武间，为大同训导。过北平，私上谒成祖旧。成祖喜，礼达。建文末，荐升国子教职。靖难后，姚广孝又荐达，升翰林编修，再升侍讲学士。达谦和恭慎，能诗文。上尝问达建文君事。对曰：“建文君亦可与为善，顾辅导非人耳。”上终薄达。一日达侍，问达十难字，达识其八。上曰：“朕更有难字难汝。”达惧，服银屑死。上顾怜之，命有司归其丧。或日达草靖难登极诏。或曰：草诏者括苍王景学士也。
不过，我们稍加分析，就可拨开历史迷雾。朱棣物色草诏人时，王景为翰林侍讲，王达为国子助教，两人笔下功夫难分伯仲。但相比之下，王达与朱棣更为密切。两人在洪武间就建立了友好关系，“私上谒成祖旧。成祖喜，礼达”，后来又有姚广孝的推荐。而王景一直贬谪在云南，与朱棣缘悭一面。但到后来，王达却不为朱棣待见，最终“服银屑死”。
而王景却得到朱棣赏识和重用，“太宗即位，初授翰林侍讲，未几，升学士阶，奉政大夫，居清华之地，掌丝纶之命”（《墓碑铭》）。《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之十》记载：“洪武三十五年秋七月丙戌，升翰林院侍讲王景为本院学士，擢吴府审理副杨士奇为编修。”
这一切，或许都源于王景起草了诏书。这与明哲保身无关，与见风使舵更无涉，这是一位66岁高龄的儒者的选择，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因为这一道诏书，王景与朱棣变得心有灵犀。朱棣曾经在朝堂上问诸大臣，用什么礼仪规格来安葬朱允炆。满朝文武面面相觑，鸦雀无声。此前，朱棣刚刚开出29位或罢职或磔死或族诛的奸臣名录，大规模的杀戮正在进行。正当所有的人都噤若寒蝉时，王景趋前一步，顿首说：“祭葬仍天子”(谈迁《国榷卷十二》。此语一出，那些平素与王景友善的官员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但谁都没想到，朱棣闻言微微一笑，颔首“从之”。
朱棣要的就是王景这个建议。他挥师南进，饮马长江，为的是“清君侧”、“诛奸臣”、“奉天靖难”，并不是与侄儿争夺皇位。谁知道朱允炆“不究朕怀，阖宫自焚，以自绝于宗社”呢？如今，以天子礼仪安葬建文帝，既宣告了朱允炆已死，一切皆木已成舟，又能展示朱棣宽宏、博大、无私的胸怀。满朝文武只顾得保全自己的卿卿性命，哪会替朱棣着想？
偏偏王景想到了。
十一
虽然年近古稀，但明成祖朱棣却舍不得王景回家颐养天年。
“日承顾问，宠眷益隆”（《墓碑铭》）。
“成祖时擢为翰林学士，一时朝廷诏敕之属皆出王景之手”《浙江人物简志》。
建文四年（1402）十月九日，朱棣诏令重修《太祖实录》，命曹国公李景隆和兵部尚书茹瑺为正、副监修官，侍讲解缙为总裁官，以翰林学士王景、右通政李至刚、侍读黄淮、修撰李贯等人为纂修官。这次重修，前后仅用了八个月，至永乐元年（1403）六月成书，全书一百八十三卷。
永乐元年（1403）秋七月，明成祖“诏翰林学士解缙备辑群书，类聚而统之以韵，取便检阅，毋厌浩繁”。永乐二年（1404）十月，翰林院呈上所纂录韵书，朱棣赐名《文献大成》。
但朱棣看完《文献大成》后，很不满意，“上以其未备，遂命重修”。朱棣任命姚广孝、郑赐、解缙任监修，胡俨、王景等五人为总裁，永乐三年(1405)开馆于文渊阁，“供事编辑者三千余人”，由皇宫光禄寺负责这些编书者的饮食。永乐五年(1407)十一月完工。“太子少师姚广孝等进重修《文献大成》书，凡二万二千二百一十一卷，一万一千九百五本，更赐名《永乐大典》，上亲制序以冠之”(《明太宗实录》卷三十六)。
永乐三年（1405）九月，应天府乡试，王景出任主考官。《大明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四十五》：“永乐三年八月壬申,应天 (官)[府]乡试，奏请考试官，上命翰林院学士王景、侍读学士王达考试，赐宴于本府。”
除了担任《永乐大典》的总裁，古稀老人王景还做了很多事。
自云南回南京后，王景一直荐才举贤。史谨，字公敏，昆山人。少从倪瓒、高启游。博学好古，工诗、画。甫冠，从戍滇阳。洪武三十一年（1398），王景荐其才，授应天府推官。周景辰，名焕，松阳人。永乐中以明经举，王景荐入文渊阁，纂修国史，后擢知连城、松溪二县。程仲坚，字希朴，松阳人，永乐间举贤良，授监察御史，朱棣曾亲书“清白御史程仲坚”，王景有诗《赠清白御史程仲坚》：“伊洛渊源起缙绅，卯金之后早相亲。先生昔是文章客，使相今为社稷臣。十载沾恩铭肺腑，百年遗训在经纶。远乘骢马临松邑，泣向山前荐藻蘋。”
王景还不顾年老体迈，乐于帮人修文作序。永乐二年（1404）八月，建文元年《太祖实录》纂修罗恢的罗氏家族修族谱，延请王景为之作《湖西罗氏二修族谱序》。同年，刘基之嫡长孙刘廌裒辑刘基有关的御文诏诰、行状事实等文，名之曰《翊运录》，请王景为序。王景欣然作《翊运录序》。为罗氏宗谱作序，是应景文章，老同事的面子不好驳。而为刘伯温的文集作序，王景欣然为之，这篇序纵横捭阖、文采飞扬：
“天生圣人，开基启运，必生命世之臣，以为之辅。如伊挚于商，吕望于周，张良于汉，皆翊其君、建皇极、行王道，以致太平，以开景运，以制礼乐，动为世轨也，行为世则也，黼黻河汉也，昭回日星也，衣被草木也。后世畏之如雷震，望之如神明，禁其力而不敢肆。故其君端拱无为，飙行霆驱，莫之谁何。我朝太祖圣神文武钦明启运俊德成功统天大孝高皇帝，以天纵之圣，除胡元之乱。不数年间，遂开六合，奄有万国，荣光贯日，王气浮淮，跻斯民于春台之上。熙熙皞皞，玉烛调，泰阶平，虽曰虓虎熊貔，柱国之臣，为之宣力，然亦藉明良豪杰与图治功也。
方天造草昧，定都建康，西有伪汉，东有伪吴，长舻大舰，日夕相搪击，天下未知所向，有若开国翊运守正文臣、资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弘文馆学士、太子赞善大夫、护军、诚意伯刘先生者，沉几先物，独识真主，遂委身而服事焉。太祖敬而信之，用其宏谋。西平江汉，东定吴会，天下大势，固已定矣。于是席卷中原，群雄归命，混一四海，大抵皆先生之策也。今观御书诏诰之推奖，国计事几之商榷，词命往复，弥缝参赞，千载一遇，虽伊挚、吕望、张良之卓越，亦不过于先生矣。先生真豪杰之士哉！年愈高，智愈明；功愈大，德愈邵。遂分爵土，终始荣显，殷周以来，一人而已。
先生栝苍之青田人。予忝为同郡，今年守职翰林，其孙廌等集其御书诏诰、行状事实等文，名之曰《翊运录》，盖取诰文“开国翊运”之语也，请予序其首简。予谓先生之器识事功，通于神明，文章道德，衣被后世，溥天下皆称道之，而先生不自以为至，是则先生之所至，世之人未必能知之。是录也，企太祖之知人善用贤也，企太祖之圣神文武同符于汤文也，见先生之真识也，见先生之宏谋也，见先生之勋业也。圣明会遇，自古为难，乃独于今见之。
先生之子中奉大夫、江西布政使司右参政，又能继武其后，结知太祖，以廉能见褒于制诰，可谓耀于前而光于后矣。后之子孙，尚亦继继承承，深惟祖宗积德创业之不易，绍隆先范，以副朝廷优礼功臣之意，将见与是录，同垂于千万载之不泯也。
永乐二年（1404）龙集甲申夏四月中浣，翰林学士、奉议大夫、兼修国史同郡王景序。”
王景的府邸在南京秦淮区老城南，旧称钓鱼台。当时的文人雅士，慕名上门，多有酬酢唱和。明邓林《和常斋见贶诗韵》：
君家住在钓鱼台，水色山光满目来。
西日乍沉凉月上，南风初起暮潮回。
体疲高枕从容卧，兴到新诗取次裁。
我欲携琴同唱和，不知东阁几时开。
邓林，初名彝，字士齐，后明成祖为改今名，新会人。洪武丙子（1396）举人，任浔州府贵县教谕。秩满入京，预修《永乐大典》。作为同事和文友，邓林的这三首诗，记录了翰林学士王景晚年悠游闲适的生活。
永乐六年(1408)七月十三日，《永乐大典》完成半年后，王景病逝于任上，享年七十三。
王景的墓茔在江宁凤栖乡（今南京江宁）。
十二
根据陈琏《墓碑铭》记载，王景原配毛氏，先卒。继娶李氏。有五个儿子，王宏、王荆，先卒。王诚、王信，未取功名，耕读在家。王贯，即向陈琏索墓碑铭的那位，举人。两个女儿，大的嫁松阳的周某，老二嫁给了镇抚戴贵。王景去世时，有四个孙子、四个孙女，尚幼。
戴贵其人，据《安徽文化网·绩溪历史人物传记》记载：“戴贵（生卒年月不详），字安荣，明朝石纹（今属安徽绩溪）人。父海明，洪武初任襄阳百户，贵以荫补留守右卫百户。洪武三十年(1397)率兵征过五开等处建功，升羽林左卫，千户世袭。永乐四年(1406)征安南，七年征交趾，每战辄先捷登，升本卫指挥佥事，调守交趾。宣德三年(1428)升都指挥佥事参赞、南京守备，管领6教场官军操练，历五十余年致仕。”《永乐实录》记载：“永乐十三年（1415）春二月戊子，行大平交址叛贼功赏。先是，上命行在礼部尚书吕震，兵部尚书方宾曰：交址遗孽，啸聚山林，劫害良善。将士皆能竭忠效力，殄除凶丑。今还，宜早定功赏。震等议拟以奏，上可之。羽林左卫副千户戴贵、孝陵卫副千户顾兴俱为指挥佥事。其余黄州等卫指挥同知，王暹等及千百户镇抚以下四百余人俱论功升秩有差。”
王贯，明永乐二十一年（1423）贡士，当年授应天府儒学训导。明正统元年（1436）任安徽铜陵教谕。据《铜都历代诗粹》（铜陵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记载：“王贯，字贯道，明代浙江松阳人，翰林学士王景之子。博通古今，勤于训导启迪，曾广拓学官，深得学子景仰。后入祀名宦。”
王贯诗《大江澄练》：“风恬浪静镜光浮，似练平铺昼夜流。合派百川声浩浩，朝宗沧海势悠悠。晓涵红日黄金满，夜浸银河碎玉稠。自是恩波深莫测，万年天堑壮皇州。
王贯的这首诗，与他父亲的诗《石笋山》可谓是异曲同工一脉相承：“何人醉卧木兰船，杨柳风高浪欲颠。溪上棹回无贺老，江东鹤化有坡仙。烟消古寺山横野，露落苍梧月满天。谁谓胜游非昔日，太平原是旧山川。”
这是迄今为止能找到的、王景描写故乡松阳的唯一一首诗。当然，父子的人生经历不同，写作时的生活环境不同，诗中所透露出来的人生况味也不同。王贯时为教谕，虽然是个八品小官，但被铜陵众多学子“景仰”，所以诗中但见踌躇满志。而王景的写作背景则迥然不同，此诗应该写于建文三年年底，王景为母守制结束，乘船溯松阴溪而上，过遂昌、建德，走水路前往南京，船过石笋山脚时有感而发。
母亲去世，意味着王景与松阳的最后一丝牵挂放下了。浆声欸乃，松阴溪两岸，田畴井然，村落点点，炊烟缭绕。王景的心里百味丛生，这是他与故乡松阳的告别之旅。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是多么希望在安静、祥和的莲花峰下终老，但造化弄人，他还要一路颠簸，回到已然战火逼近的南京。
事实上，王景有好几次告老还乡的机会。开州任上回家养病，云南获赦时，还有就是这次母亲去世。而“回家”的念头也确实多次涌上过心头。特别是洪武末年，结束贬谪时。从云南回来，一路行来，正是江南晚秋，秋风萧瑟，落叶缤纷。触景生情，多少感慨涌上心来，《题江南秋晚图》：“十年不踏钱塘路，江上晴烟渺轻素。并刀谁剪秋半帘，夕阳正在西陵树。对之便欲发浩歌，西风萧萧水增波。胥涛已入乱山去，木落台空幽思多。”
但是“回家”的念头刚涌上心头，随即被另一情愫给盖住了。“明朝响佩趋凤池，金璋紫绶光陆离。调元有手会须展，好揭元会还雍熙”（《送五云韩先生诗序》）。像所有的儒士一样，王景奉守“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信条。之所以不放弃，是心中的梦想还在，人生的追求依然在前方召唤。从怀远教谕的“首振文铎”，到开州知州的“教化聿兴、卓有令誉”，再到山西右参政“政声赫炜”，对王景来说，只是30多年黄卷青灯后走出的第一步，他渴望更大的舞台，来施展才学和抱负，但“青蝇兴谤，白璧奚伤”，因为小人的中伤，使得迈向理想的步履戛然而止。不过，即便“长与荷戈执戟者伍矣”，心中的那盏灯依然高悬于眼前，照彻梦想的天空，“谪居黔中，不易厥常。受知元戎，缙绅加礼。文章有奇，志节益厉”，从而把九死一生的贬谪转化成韬光养晦的修身。在长达15年的贬戍日子里，王景从容面对人生的泥沙俱下，内心始终保持着坦然、豁达和纯净。
这样的心态，折射在诗文上，多了份宽洪，少了些锱铢；多了份乐观，少了些悲戚；多了份憧憬，少了些寂灭。这就是一个真儒的品格，任凭历史风云变幻，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坚守自己的信念，坚韧地行走在“修、齐、治、平”的道路上，永不放弃。
“虽暂屈复伸，从跻翰苑，用能以弘才硕学，典司帝制，黼黻皇猷，润色鸿业”。
王景最后做到了。纪江明 个人简介： 纪江明，原名纪光明，因五行缺水，改今名。1969 年 6 月生。毕业于湖州师范学院中文系。曾在《青年文学》《萌芽》《文学港》《野草》发表中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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