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回家祭祖，我跟母亲说爷爷奶奶以及父亲的坟边多是田坎，你年纪大了，不方便就让我和弟妹们去完成就是了，母亲却坚持说她还能走，坚决要跟我们一起去，还带上了小竹篮和镰刀，以便割掉坟上的杂草。
父亲的坟在寨子旁边的水塘上。这个水塘多年前曾供应寨上的饮用水，通了自来水后，彻底成了鸭子们的游泳池。水塘往后扩上去，成了个太师椅状的卧槽。如今家族里死了人，已不再向往那有四公里之遥的祖坟山，都就近安葬，一来抬棺没那么辛苦，二来便于祭拜。
给父亲烧纸钱时，母亲叮嘱我们别忘了那些曾经熟悉的坟主。父亲旁边长睡着的是在世时辈分最高最受尊重的祖公，属我的曾祖辈了。再往上还有堂叔公、堂叔、堂舅等等，我们都一一给他们烧了。
到位于槽顶右手边的爷爷坟头时，母亲就忙着去扶正被牛拱斜了的篱笆，割除坟上杂乱的野草，不停地说虽然还不能落土为安，总算能回来跟族人一起，不用那么孤单可怜了。
祖父死时，我父亲才六岁。祖父原先埋在两里外的一处半坡上。解放后，祖父身后三米处通了一条公路，公路的上面是公社所在地，后来改成了乡政府。祖父的脚下曾是一片高低不一的水田。几年前，乡政府要开发，水田全被征拨，成了水泥地和平房。因暂时找不到合适的坟址，我们只好暂时留着祖父见证开发的车声和人声。眼见得祖父坟前坟左坟右的一米开外已被开发商的挖掘机深挖成平地，祖父孤悬在三米高的坟基上，随时有坍塌的危险。同时，母亲竟在家里发现了一条小蛇，这可是她嫁过来几十年第一次见到，母亲以为是爷爷忍不住来表达不满了。尽管阴阳先生说本年内不宜入土，母亲也不再等待。她担心一场大雨过后，爷爷的坟塌了的话，既对不住爷爷，也要被乡里人闲话说枉自儿孙辈都吃了皇粮，竟然让爷爷去遭受孤零之苦和坍塌之灾。
清理完毕，母亲突然指着爷爷左边对我们说她已看中剩下的这一小块空地，倒是有点窄，但也足够安放一座坟了，到时她就来这里跟列祖列宗一起。
在旁边放牛的堂弟忙说这可不是话了，母亲却很开通地说每个人都有那么一天的，早定下才不会留下麻烦。
乡亲们都有身前选好自己坟地的习惯，可这事出现在自己母亲身上，我难免戚戚之感，甚至想哭。
辛苦一生的母亲，还没享到几天福，竟要给自己预想后事了？
如果运气好一点的话，母亲是可以不用回乡务农的。她年轻时曾被抽去参加湘黔铁路建设，谁知才去一年多，就因为国家经济紧张养不起那么多吃公粮的人而被遣回乡了。母亲后来常常遗憾地说要是能够继续跟着大部队开往凯里，就不用回乡务农了。
那些年，工人是老大哥，即便铁路工人不免也上山下乡和日晒雨淋，但每个月总有点工资拿，医疗和精神生活的福利也会比农民好。农民只能靠工分挣口粮，家里劳力少的话，挣不到足够的粮食，青黄不接时，得掺杂着粗粮和野菜才能勉强熬到下一季收成。要是不幸遇到天灾，首先要勒紧裤带甚至逃荒的便是农民。
每当说到省城，母亲就忍不住回想当年做铁路工人的时光，说那时她们很羡慕省城里的姑娘也能开公交车，还说起她们饭后和节假日里走过的地方，比如太子桥、三桥和喷水池什么的。前年回家过年时，曾带母亲重游了省城，但她只有感叹了：早已旧貌变新颜，找不到旧时的模样了。
回乡几年后就嫁给我父亲的母亲成了个十足的农妇。印象中，在区供销社工作的父亲很少做家务，更别说干农活了。每次从单位回来，顶多就炒点菜。父亲也会不时带些朋友来，看他们侃侃而谈的样子，似乎很有见识，激起我们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我们的美好理想倒是萌发了，现实却很骨感，我们总得先填饱肚子，但充饥的主要原料是自然食物，那时我们的自然食物主要来自田地里。父亲通常是半个月才回家来休假几天，因此家务和田地里的农活以及我们的衣食问题就都落在了母亲的身上。虽然奶奶和我们可以助点力，但奶奶年老，我们还年幼，家里的主要劳力还是母亲。割草砍柴和挑粪，主要靠母亲；忙不过来时，要去请人来帮忙，更是要靠母亲出面。
也许是一年多的省城见识，也许是没能正式吃上皇粮的遗憾，使母亲在支持我们读书方面跟父亲惊人地一致。
我大妹妹第一次考县师范没考上，不甘心，跟母亲申请复读，母亲同意了。第二次去考又没考上，妹妹又于心不甘，又请求复读，说宁可多干些家务，母亲又同意了，并没真的要她多干家务。第三次进入师范的考场后，妹妹终于如愿以偿了。母亲的感言很朴素：
“我反正是注定务农了，再多辛苦一点也没什么，但她一考上，就有一辈子的好日子了。”
父亲在五十六岁时带着劳累所致的脑血栓后遗症去见了祖宗，那时小妹还没初中毕业，继续含辛茹苦着将小妹培养成艺专生后，母亲却成了十足的空巢老人，牵挂我们便成了母亲主要的生活内容。
我因不满意毕业分配结果而毅然南下后，去我宿舍里收拾衣物时，母亲曾伤感地说：“这孩子，说走就走了。”
我们原单位领导乘势请她劝我迷途知返算了，说年轻人容易冲动，外面可没那么好，但母亲并没有那样做，只是从此以后，广州的天气情况就成了她看电视新闻时主要关注的对象。
香港回归前，我打电话回家时，母亲曾说近来谣言纷纷，中国和英国可能要打起来，劝我不如回家算了。
非典时，母亲也在电话里劝我形势不妙的话，先回老家去呆着，说老家空气好，不会惹瘟疫。
美国在南海指手划脚时，母亲又劝我回家，说中国和美国怕是又要开战了，老家在山区，打不着。
我觉得有点好笑，但又不敢笑话她，毕竟她是在担心我。即使她显得闭塞，但她的闭塞是在乡里务农抚养我们几十年所致。我都认真地跟她说那些传言只是谣言而已，我在广州很安全。
南下后第一次回老家过年时，回程前一晚在坎下的幺公家聊得晚了点，母亲便拿着电筒来等了。祖奶笑话她说就这几步路，都走了二十几年，还怕丢了？母亲说：
“那可说不定。上个星期对面寨的那小伙，一脚踩空后，就没了。那段路他也走了二十几年呢。”
母亲其实是来间接催我早点回去睡，明天还要赶远路。坐了几分钟后，母亲留下电筒给我和弟弟，提醒我们别太晚，她先回去睡了。
五分多钟后，我和弟弟回家了。上到楼上，我难过地发现母亲已睡在我们隔壁的那一间，没在楼下跟父亲一起睡。我和弟弟没有说话，赶快静静地躺下，不打扰这珍贵的母子空间。
母亲也曾来我这里，却不是来享福，而是来帮我照看孩子。孩子进幼儿园后，母亲私下跟我说我们可以不需要她了，她出来三年，缺席了族中和亲戚间的诸多人情，该回去还点情了。我知道她的潜台词里还有另一层意思：“孩子进幼儿园了，我对你们没也没什么作用了。”但我理解她的烦闷，亲自送她上了飞机。母亲离开不到半个月，我们觉得还是应付不过来，又叫她再过来帮忙，她二话不说，又来帮了我们三个月。要知道，她一个长年生活在山区的苗族老太太，来到广州，语言不通，饮食不惯，气候也不适应，虽然有我跟她说苗语，但我显然难以替代她熟悉了几十年的左邻右舍和三亲六戚。
有了房和车后，我也多次请她再来住住，她却总是婉拒，说我刚买房和车，生活难免紧张，就算有所宽裕了，也要忙着工作和教育孩子，不想来增加我们的负担。她强调说：
“我一个农村妇女，没什么文化，在钱和工作上帮不了你们什么，但至少可以不增加你们的负担。”
我立即泪湧。我始终认为，父母把孩子养到成年，就已完成任务，以后他们还帮助孩子的话，是他们好心；他们不再围着孩子转，也是他们的权力，孩子照样要孝敬父母。我实在不明白时下的一些成人为什么总以父母的永远施与为荣。我觉得这些所谓的成人其实还没断奶，还不如那些能自己事情自己做的儿童。也许有的人会说因为你父母没钱，所以没法施予和索求。我的回答是：其实你们不知道父母大方地为你们付出时心里的隐痛。溺爱的父母不是负责任的父母，只知索取的孩子不会感恩不会成大器。有境界的父母和懂事的孩子不会无原则地施与和索取，比如李嘉诚就没有一味地宠爱他的孩子，否则他的孩子也担当不了大任。
母亲其实已为我们付出太多。母亲虽然没文化，没能吃上商品粮，更不是什么官，但永远不会降低她在我心目中的伟大和神圣。在有境界的人眼里，富贵与受尊敬之间并没有天然的等号。
既然母亲不愿意来跟我一起住，我只好逢年过节寄点钱去。母亲从不跟我们几兄妹提钱的事，每次收到钱后，总是在来电话时说怎么又寄钱给她了，说她生活在农村，开销不大，叫我们以后别老是寄钱给她，别因为寄点钱给她而闹出家庭矛盾。
家里有点什么大事时，只要母亲去开口，族中人和亲戚们总会乐意来帮忙，当然这与母亲平时的乐于付出分不开。母亲常告诫我们，人家有了困难时，觉得你会帮才来求你，可不能袖手旁观，人家也不会天天来麻烦你。母亲甚至要求我们见着那些乞讨的人时，能给就给点，也穷不了自己。一辈子做好事才难，做一两次好事也做不了？做人别太狠心，人人都有困难的时候。
每次回家，母亲都提醒我们见着熟人时主动打招呼，说人家并不图你什么，就只需要一点尊重。出门在外的人，千万别让人说你高傲和冷漠。
我宿舍的窗外曾有别人家种的果树，每到成熟季节，窗外就黄橙橙一小片，触手可及。母亲却严肃地警告我：不属于自己的，不要伸手，即使人家好意赠送，也不要贪得无厌。做人要做得值价。
清明假期结束，回来前母亲又劝我说如今房和车都有了，人也过了五十，养好身体，顾好家就行了，别再奢求太多，尤其不要因为心多而走错路。这又使我想起她曾经的告诫：“心多不养家，艺多不养身。”
母亲让我明白尽孝不在于让老人按年轻人的方式去生活，依着自己的喜好活得自在开心就行。
母亲让我懂得生活要善于规划。她常说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周就一世受穷。她务农的收入不高，却从不乱吃乱用，从没差过谁的钱。
母亲令我坚信，人要读书上进，但更重要的是要安好心。
能成为母子，是我的荣幸。愿母亲大人健康长寿，来世还做母子。
（2017、7、27）
作者简介：吴晓锦，苗族，贵州省惠水县人，广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广州市南沙区作协副主席，广州市南沙区珠江中学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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