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懂史记？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此之前，我们需要知道任何一本书都有其宗旨，只要了解其所提倡的精神那么读懂一本书不是什么难事。
所以要了解、读懂史记那么一定要先知道这本书中所提倡的精神。
以精神为切入点就能从细微之处窥整本书的全貌。那么《史记》有那些所提倡了那些精神呢？
小楚认为在这本书中存在着以人为本的精神、自强不息的精神、舍生取义的精神等。
“人本”精神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它也是古代中国传统思想的之一，古代中国的思想家们提倡“敬天、事鬼、远神、重人”。
在这一传统思想的不断浸淫下而形成的文化价值取向深刻地影响了中华民族几千年。
但先秦时代“民”的含义与我们现在的意义有所不同，在那时“民”普遍是指那些以从事体力劳动为生的被剥削阶级。
在史记这本书中所存在的“人本”思想并不只是“民本”这一先秦传统词汇的延续，而在史记中的“人”所指的范围远超于“民”。
其中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统治阶级、剥削阶级，还有着一般意义上的贫民。
故而梁启超先生在读完史记后就评论道：“最异于前史者一事，曰以人物为本位”，所以史记一书中所提倡的“人本”精神，在某一种程度上开创了中国史学界“以人为本”的传统。
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所展露出的“人本”精神，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先秦时代“民本”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在先秦时代，思想家们就已初步意思到“人”这一物种在大自然的崇高地位。
《尚书·泰誓上》中有言：“唯人万物之灵”，《孝经·圣治》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天地之性，人为贵”。
这里提到的“人”与《史记》的并无多少差异，都是超脱于阶级之外，被称为万物之灵的“人”。
同时，先秦思想家们在辨析民与君的关系时，就充分意识到了“民”对于“君”的作用。
其一，“民“是国家经济的重要支柱。“君”不从事劳作，也不进行经济生产，所以君之所用，国家之财，皆出于民。
有关民是国家强盛的根本在《左传》中也多有体现，如《左传·哀公元年》所载：“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研究，我们得以知道从先秦时代开始，我国的先哲们就以明白所谓“民”才是国家兴亡的根本性因素，也是统治阶级们生活资料的来源。
于是乎“得民心者得天下”“、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成为了那个时代最为朴素的“人本”思想。
其二，君为民立，应为民服务。《左传·囊公十四年》：“天生民而立之君”，这巧妙的把“民、君”的地位融合在一起，他们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共生的关系。
君为民所立，民众的拥护才使得君的地位显贵。
而君主一旦把自己凌驾于“民”之上，那么人民推翻的不是“暴君”而是“独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孟子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先秦时代朴素的民本思想是通过强调民对于君的巨大作用来体现的。
不过这种民本思想的实质是统治阶级对自身以及被统治阶级的反省而已。
统治阶级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权力其实来源于民，并且认识到自己的权力并不是无限的，在享受权力所带来的好处之时也要承担一定的义务。
而被统治者阶级也开始逐渐觉醒自己的权力意识，如在意识到君主为“独夫”之后他们也会起身反抗和呐喊。
正是先秦哲学家们对“民”与“君”的这种朴素辨析，标志着他们对人的主体性认识的逐渐深化，于是“民本”思想也构成了司马迁撰写《史记》时所提倡的人本思想的基础。
司马迁在对“民本”思想进行了提炼和总结后，又依据当时的社会发展规律，形成了《史记》独特的以人为本的叙事原则和治史观点。
这也是历史上第一本以“人”作为出发点，将国家与人联系在一起，从“个人”的生存与发展轨迹而得出国家兴亡之道的史书。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古代中国人的精神信仰，正是在这种刚健有为、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的指导之下，我国克服了无数的困难，并且在古往今来的悠悠岁月里创造了灿烂的文明。
先秦哲学家们普遍追寻“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锐意进取的精神，这一精神经过时间的沉淀后逐渐发展为一种注重建功立业，寻求扬名立万的人生价值取向。
尤其是面对有限的人生时，他们开始意识到“生之有涯而知无涯”，但他们并没有因为意识到每个人逃脱不了死亡而沮丧。
在他们认识到生命的有限之后，反而激起了他们的生命热情和独特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
所以在中国古代就一直流传着一个“三不朽”的传说，即立德、立言、立功。
古代知识分子就是想用此三不朽来达到名垂千古的人生目的，孔子也说过：“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
孔子从儒家的视角鼓励人们应该在自己有限的生命中，奋发图强、建功立业，使自己成为历史进程的参与者，而不是匆匆过客。
毕竟青史留名也是自己生命的另一种延续。
而正是这一种对功业的不懈追求，以达到自己死后能流芳百世的价值观，在历史的演进中积淀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
司马迁正是受此思想的侵染在身受宫刑之后选择与命运进行搏斗，他将自己的悲愤人生经历转化为一种独特的、不受命运制约的不屈之情。
他用笔把自己的悲愤写进史书，即使客观上不能改变自己悲惨命运，但是他却能将历史上和他拥有相似经历的悲愤之士写进史书来消解痛苦。
经过他的美化，这些人物仿佛都是司马迁的化身，在完成他没有完成的伟大功业。
司马迁幼年熟读史书，中年遵从父亲遗愿立志要修一本继孔子之后的第二部《春秋》，但是《史记》草创之际，他就因为李陵辩护而身受宫刑。
横遭此祸，司马迁的灵魂和肉体都受到了巨大的伤害。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沉沦，反而把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与儒家“三不朽”的进取精神，强调实现个人价值的精神融合在一起，去研究历史、评价人物。
因此他十分推崇那些勇于突破自身桎梏、拼搏进取、并且把建功立业当作人生终极目标的人。
因而人不分贵贱、不分贫富，只要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积极进取，获取了一定功业，司马迁都会为其立传。
除此之外，司马迁还打破以往史记只为王公贵族写传的传统，把眼光投入到了社会的各个阶级。
如你能在《史记》中看到司马迁如何浓墨重彩的对游侠、刺客，盗贼、刺客、农民等社会下层人物进行描述，反而是那些缺乏拼搏进取精神的大贵族要么没有记录，要么一笔带过。
因为在他看来，那些被排挤在权力之外的底层民众，创业历程艰辛无比，基本上没有什么资源可供其使用。
而这些毫不起眼小人物凭借自身的不懈努力在历史的舞台上翩翩闪过时，他们锐意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的精神就显得可歌可泣，慷慨激昂，值得大书特书。
所以司马迁在为这些小人物立传之时，着重于描写他们拼搏进取，自强不息的精神。
中学时代我们学习过《孟子·告子上》中的一句话：“生，亦以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说的是人在面临自己生命与道义的选择时应当坚守道义。
不错，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崇尚气节又是中华民族精神一个显著特征。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这是文天祥坚持为南宋殉国而引颈受戮之后，人们从他的衣带中发现的一首遗诗。文天祥的一生正如这首诗所写的那样为天地之间的“道”奔走。
当时蒙古铁骑肆虐世界，而南宋经过几十年的艰苦抵抗之后也日渐不支，南宋最后的军队在1279年崖山海战时战败。
此战之后，丞相陆秀夫背着幼帝赵昺跳海殉国，南宋至此覆灭。
尽管南宋政权覆灭，但是中原大地仍然有着诸多反元势力，他们散尽家财也要举义兵讨贼。
文天祥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但是他失败了，在当时如日中天的蒙古铁骑面前，他所带领的农民军犹如螳臂当车，他明白失败是必然，但是却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就是“道义”。
文天祥被俘后灭宋总指挥官张弘范来劝降，他不为所动，后来元世祖忽必烈亲自劝降，他却说只求一死，这就是中华民族所永不磨灭的气节精神！
孔子说：“杀身成仁”，孟子说：“舍生取义”，荀子说：“敬节死制”，这看似不同的主张背后都是在强调人应该：“临大节而不可夺”。
这种坚守道义的精神又与西方为宗教而殉道大相径庭，这种精神来源于人的生命本体却又超越了普通的生命意义，这是为了天地之间的“道“而献身。
正是这一悲剧性的精神产生的崇高道德感召力使得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心中的”道义“前仆后继，慷慨赴死。
同时司马迁在《史记》中也热情的歌颂了为了人世间的道义而牺牲的英雄，并且司马迁的人格理想也寄托在他所塑造的一百多位人物之中。
尤其当司马迁的笔下人物面临生死抉择之时，如活下去的意义有益于生命价值的实现之时，选择了活着这是一种伟大的生（如司马迁）。
而当活下去已经无法让自己个人理想实现之时，这时的死又是一种伟大的死（如李广）。
司马迁还认为生命的价值远大于生命本身，生命本体不过是实现生命价值的一个载体而已。
司马迁对这些为了“道义“而悲情牺牲的仁人志士，则是毫不吝啬的歌颂和赞扬，这种高尚的牺牲精神与崇高的人格风范不断地激励着古往今来无数的忠臣志士爱国勇士，慷慨赴难，杀身成仁。
尤其是当中华民族面临民族存亡危急之时，这一舍生取义的精神总是不断地在各种人身上展现，进而形成了强大地民族凝聚力，并且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源泉。
当然《史记》作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言”的皇皇巨著，其中所表现的精神还有很多，如爱国主义民族精神、锐意变革创新精神等等，但囿于篇符有限，我们不能全部说完，有机会咱们再独立开一篇，娓娓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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