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从历史上找答案。1696年英国土地银行破产是欧洲近代第一次金融恐慌，引发了英国银行业停兑，史称“1696年停兑”。在这场始料未及的恐慌中，各方都很无辜，没有人想故意制造危机，始作俑者威廉三世的初衷其实是整顿金融市场。所以，关于1696年这场危机的探讨颇具哲学色彩：在金融圈，善花如何结出一个恶果？
土地银行倒闭之后，威廉三世突然发现市场上流通的金银币有太多的残次品。各家银行有各家银行的铸币方式，虽然确实有足值货币，但磨损的残币还占多数，即使皇家造币厂投入一些足值货币，它们也会立刻被人收藏起来。从现代金融理论角度来看，货币残损理应收回重铸，无论作为国家统治者还是金融市场主管人，王室都有责任整理货币。否则，足值新币就会被人收走，拿去重新铸造，人们甚至会故意从足值货币上剪掉一些，拿着这些残渣重新铸币。千万不要小看这点儿残渣，残渣就是钱。
无论中西，动这个脑筋的大有人在。早在汉代五铢钱时期，我们就有“侵边五铢”（也称剪边五铢）这种古钱。所谓“侵边”就是人们把铜钱边缘剪掉，拿着残渣去铸造新钱。
大约1500年后，即将崛起的大英帝国不甘落后，也出现了硬币剪边的现象。有资料提供了一组数据：当时财政大臣朗兹提供的数字表明，自伊丽莎白时期以来，有1500万英镑白银被熔铸成银币，但是只有600万英镑正在流通，其中400万英镑已经严重缺损。而进入财政部的税收收入中，不足值的铸币占了50%，使得银块的价格高于银币所代表的价格，一盎司银子的价值为6先令3便士，而不是面值所代表的5先令2便士。
“大剪刀”们打磨铸币的行为似乎在大同盟战争开始的时候更加猖獗了。1688年，手工铸币的含银量还是88%，但是到1695年就已经缩减到了50%。手工铸币被废止使用的传言也早在1695年之前就已经在街头巷尾流传。对于这些残次货币，我们必须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不能以现代眼光看待它们。
在全球范围内，各国货币铸造都经历了“分散-集中”这样一个过程，货币刚刚出现的时候，自由铸币，货币重量、信誉靠市场调节；后来，随着世俗权力的发展，王室统一了铸币权；再后来，经济总量增加，货币超越了贵金属本位承载能力，由国家发行货币，直到今天，不同的只是虚值和实值。
在货币铸造主要依靠私商的年代，是不能用国家或者王室统一铸币的逻辑来解决现实问题的。在英格兰银行出现之前，英国一直都是一个自由铸币的国家，只要有信誉，谁都可以铸造货币。千百年来，人们始终自由铸币，残损货币当然是市场上的常见品种。因为常见，所以人们早就见怪不怪，残损货币成为人们所接受的货币。
公众接受残损货币，银行也接受残损货币，总体看来，货币流通并未出现问题，有人这样评论那段历史：有别于欧洲其他地方的是，英格兰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时铸币是稳定的，具有良好的声誉。原本平稳的市场，如果有人突发奇想想干点儿什么，哪怕是国王，哪怕是出于善意，都可能引发动荡。市场制度是千百年来经济自动循环形成的，如果有效率更高的运转方式，它早就会被先人想出来——在钱面前，先人不比今人笨。
威廉三世怎么不想一想，货币可以整理一次，但流通多年之后一定还会有残损，难道再整理一次吗？如果非要整理残损货币，那么也不是不可以，比如让市场上的残币在同一时间消失，又在同一时间供给足量足值货币，问题必定迎刃而解。遗憾的是，同时收放货币难度实在太大了，根本不存在可能性，货币回收必须一点儿一点儿进行，投放也不可能在瞬间完成，新币和旧币之间的替代一定要有一个过程。更重要的是，整理货币是要花钱的，残币必定不足值，重铸成足值货币需要成本，这部分成本究竟应该由谁承担？不要小看这个差价，这是非常重大的利益之争，放到哪里都不省心。
在清朝，这个差距被称为“火耗”，每次出台关于“火耗”的政策时，台前幕后都腥风血雨，不知多少人头落地。有人估计，当时英国重铸所有货币的成本在200万英镑左右，要知道，整个英格兰银行的资本金只有120万英镑。实际上，这是一个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为什么？现代金融学有一个格雷欣规律，通俗地说，它就是“劣币驱逐良币”。一旦市场上出现劣币，良币就会逐渐退出流通，被人们收藏起来，直至完全消失。
在自由流通的货币时代，格雷欣规律导致了一个悖论：残损货币应该被整理，每次整理发行良币都会适得其反，在一定时间内，良币越来越少，残损币种反而越来越多。谁都想先把残品花出去，遗憾的是，威廉三世却一厢情愿地认为，如果不整理货币制度，市场就将趋于混乱。历史事实告诉我们，自由流通货币制度本来已经形成，一旦有人试图重塑货币制度，重塑者又无足够实力，就有可能引发市场恐慌。这正是：没有混乱，我们就制造混乱！
那么，在自由铸币时代，究竟是否应该整理货币？1696年，围绕是否应该重铸货币，英国展开了一场前无古人的大讨论，辩论双方的代表者在历史上都颇有名气。现有资料表明，主张不能重铸货币、发行虚值货币的人是时任财政大臣威廉·朗兹。他不是金融学家，也没有拿得出手的经济学著作，或许是宦海沉浮让这位财政大臣洞悉世事，尽管不懂金融学，他也是一位能吏。他提出：重铸货币可以，新货币只是旧货币的八成重，旧币也不必收回，依旧流通即可。
在威廉·朗兹眼中，英格兰银行已经发行银行券，货币何必一定足值？货币只要按现在市场上的银价减重1/4，减凿货币就没有获利空间，就自然没人去做，只要能提高货币流通量，就一定能刺激贸易发展。从实用的角度来看，威廉·朗兹提出的建议虽然存在问题，但总体看还是很好的，王室重铸货币减重1/4，与市场流通残损货币相仿，没有成本。否则，如果没有收益反而要倒贴，那么王室也不会有动力重铸货币。更重要的是，足值货币会被人立刻收藏起来，对整理货币没有任何用处。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重量级人物站了出来，极力反对威廉·朗兹的方案，此人就是世界历史上著名的约翰·洛克。洛克被视为资产阶级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伏尔泰、卢梭、休谟，甚至富兰克林都自称他的学生，可见其影响力。被奉为神的洛克，其实不一定有多高的金融造诣，他在金融界的号召力来自当时建立的道德制高点。
洛克是思想家，是当时英国的道德标杆，是一位不折不扣的世界级伟人。在公众意识里，他认为错误的事情一定是违反道德的，所以不能做。在这一点上，洛克有点儿类似于中国古代王朝的“清流”，他们自诩清高，但有的人没什么办事能力。洛克提出：天赋人权，人只受自然规律支配——在货币上，货币单位就是自然重量，所有货币必须足值。如果国王敢于拿自己的印鉴充当货币，或者在货币上减重，这就便宜了银行，是绝不能被自然规律允许的！在贵金属作为货币的时代，官方货币减重是一种残酷的剥削手段，但是，私铸货币标准是否应该统一，在不同时期、不同历史条件下会有不同答案。
我们再次强调，当时英国的铸币权并非只掌握在皇家造币厂，银行甚至私商都可以铸造货币，实际流通的货币是一个市场自身平衡的结果。洛克是“光荣革命”的旗手，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可是，这位思想家显然不太懂金融学，更不知道“格雷欣规律”。货币重铸固然是好的，但他本人不会支付货币重铸的200万英镑的成本。洛克固执地认为银行和唯利是图的私商是货币减凿的黑手，数百年来他们因货币减重获益，当然应当为货币重铸承担所有成本。
秉承这种思想，洛克提出了非常激进的重铸建议，官方强行收兑残损货币，回炉重铸，而成本则由货币持有者承担。让私商承担重铸成本看起来合理，实际上根本无法执行，残币在天下人手中，难道让天下每一个人承担成本？至于私商，人家就是干这个的，怎么可能与虎谋皮？趁乱打劫，人们早就在等这一天了！当时只有英格兰银行进行货币创造，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的货币储备，发行的银行券和硬币越多，被挤兑的风险就越大。
如果这个时候制造英格兰银行挤兑，就一定事半功倍，商战如战场，这样的机会对手不可能不把握！1696年5月，威廉三世发布了货币整理的命令：缺损的、不完整的货币都必须送回造币厂回炉重铸，不得在市面上再行流通。整个货币重铸的成本加到了银行业头上，银行对于把残损货币送到造币厂这件事根本没有积极性，威廉三世又不允许银行发行残损货币。这样一来，银行实际上就没剩多少货币可以兑付了，危机立刻就凸显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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