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经常骂我嫂子是废物，让她滚回娘家，终于在离婚后迎来了报应

我有酒和茶。

你有故事，就来找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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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喜欢凝视骷髅，还要枕着骷髅睡觉，睡着之后，骷髅会跟他说话，告诉他自己当年是什么样的人。

放到现实中，这肯定会被当成一种行为艺术，说他是疯子。然而，他真的疯了吗？如果他只是跟自己对话，跟死亡对话呢？

不被常人理解的还有竹林七贤中的阮籍，人们不理解他为什么要登高长啸，无法接受他在邻居妻子面前睡着，说他跟回娘家的嫂子告别是不守礼法，说他在母亲过世的时候不哭就是不孝。

这就是群体文化或世俗观念跟个体之间的矛盾所在，群体文化虽然有其合理的地方，可以制定出约束所有人的统一规则，但是如果过度放大规则，不允许个人有任何不守规矩的行为，群体文化的弊端也就显现出来了。

诚如蒋勋在《孤独六讲》中所说：“如果你仔细观察，便会发现在群体文化中，婚礼丧礼都是表演，往往与真实的情感无关。”

其实何尝只是婚礼丧礼，群体文化作用下的很多事情都有表演的成分，悲伤难过是给别人看的，幸福快乐也是给别人看的，是为了赢得别人的认可，这样势必会削弱真实情感，当一个人习惯了表演之后，面具就摘不下来了。

那些说阮籍不哭就是不孝的人，都是戴着面具的人，他们所说的“孝”或者“道德”，就是一种表演，如此就应了蒋勋的话：“当道德变成一种表演，就是作假，就会变成各种形态的演出，就会让最没有道德的人变成最有道德的人，语言和行为开始分离。”

同理，当婚姻变成一种表演，同样是作假。如果两个人都在表演，都在活给别人看，也就罢了。可如果一方在表演，一方想要真情实感，婚姻注定不会长久。

就像朋友冰冰谈及她哥嫂的婚姻时所说：“我哥经常骂我嫂子是废物，让她滚回娘家，终于在离婚后迎来了报应。我一点也不心疼她，在我看来他是咎由自取，他太虚伪，对待外人永远比对待家人要好，总是在外人面前装好人，回到家就变成恶人，他以为活给别人看就算成功，到头来却发现，越是恭维你的人，在你落难的时候越容易落井下石。”

2

如果一个人能做到从始至终戴着面具表演，倒也不是什么坏事。能在所有人面前都装好人，也就算得上是好人了。但如果是区别对待，给这个笑脸，给那个冷脸，则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冰冰的哥哥就不是始终戴着面具的人，如她所说，他喜欢在外人面前装好人，把道德变成一种表演，被人恭维认可了就心满意足。而回到家之后，他就摘下了面具，露出了不道德的一面，不是欺负这个，就是欺负那个。

他的妻子不是虚伪的人，也不想追随他变成虚伪的人，一次两次受欺负还能忍，但次数多了，就不愿意忍了。他们在这种情况下离婚，即便他继续在外人面前装好人，也挡不住别人得知真相，从而会在心里给他归类，虽然嘴上会继续恭维他，但心里已经种下了不与他为伍的种子。

结果就是，在他遭遇苦难的时候，没人愿意帮他，尤其是他的家人，坚决要跟他划清界限，谁叫他平日里一直在家里作恶多端。

这是一个毁在群体文化中的典型，相较于竹林七贤那种标榜自我的人来说，他是另一个极端，从来没有反思过自己，没有想过自己应该怎样适应群体文化，只是盲目迎合，到头来不得不回到个体的世界中时，才发现没有自我，没有方向，这就是冰冰所说的报应。

3

不光是冰冰的哥哥，很多人都因为盲目迎合群体文化而吃过亏，都因为把道德、婚姻当成表演而吃过亏，原因都在于他们没有活出“自我”，以至于从来没想过如何适应群体文化，而是彻底服从。

这种问题可以细分为两个方面去理解，我们逐一来讲一下，希望对其他人有所启发。

父母手中握有一把剪刀。

蒋勋说：“我母亲和许多母亲一样，手上一直握着一把剪刀，专门剪孩子的头发，这一把看不见的剪刀叫作'关心’或'爱’。因为这把剪刀，母亲成为我走向孤独的最后一道关卡。”

他这番话让我想起了一幅画，很多人应该都看过：父母在孩子小时候剪掉了他的翅膀，等到孩子长大了，却又责怪孩子不会飞翔。

这幅画中的父母手中也有一把剪刀，同样是以“爱”或“关心”命名，动辄就是“我们这样做是为你好”，接着不许孩子看课外书，认为孩子的爱好是玩物丧志，不许早恋，不许这样，不许那样。

最要命的是，父母的这一套标准不是他们独创的，而是代表了群体文化，他们认为所有父母应该都会像他们一样，于是就不允许自己的孩子有个性，认为有个性是一种毛病。试问，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怎么飞？往哪儿飞？他们不仅被剪掉了翅膀，而且被关在了笼子里。

冰冰的哥哥肯定也受过这样的教育，即便不是父母这样教他，也必然有人这样教他，否则有个性的人不可能盲目迎合群体文化。

生命的意义在于寻找意义。

我们经常说生命是有意义的，但意义是什么呢？意义在哪里呢？作为个体的我们，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吗？

有的人虽然想过这些问题，试图跟别人讨论，结果被别人一句“不要胡思乱想”所切断。这也是群体文化的弊端之一，认为想生死的问题，想生命意义的问题是胡思乱想，这就在无形中剥夺了很多人跟自己对话的机会，认不清自己的本质，所以也就谈不上做自己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要一头扎在生死和意义的问题上，而是，作为个体，每个人都有义务去思考自己活着的意义，对自己多一些认识。

关于这个问题，蒋勋的观点值得参考：“我想，有没有可能生命的意义就是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你以为找到了，却反而失去意义，当你开始寻找时，那个状态才是意义。”

他所说的是一种“等待戈多”的意境，在贝克特的戏剧《等待戈多》中，两个人坐在荒原上等待戈多，等到戏剧结束也没等到，意义就在于过程。

从现实的角度来说，我们没必要上升到这种“形而上”的高度，我们可以自己去定义生命的意义，定义的根据是自己，所以我们要认识自己，认清自己的天性，人性的优点和弱点，找准自己的位置，做自己该做的事。以此为基础去适应群体文化，才不至于迷失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