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与几位居士闲聊，说到现今庙宇遍地，巨佛林立，堪称佛教发展之盛世。亦有居士认为，当今是佛教兴盛，佛法衰败，可与梁武帝佞佛有一比。此论，甚合我意。
南北朝时期堪称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掀起的一轮高潮，上至公卿贵族，下至平民百姓，对于佛教都有一种不可遏制的狂热，梁武帝更是狂热之中的翘楚。但是，很不幸，梁武帝佞佛已成历史定案，不光官修的史书这么说，佛教的文献里也这么说。
要说这个梁武帝也够冤枉的。他几乎把佛教抬高到国教的位置，在全国大建佛寺佛像，广收僧人，最兴盛时佛寺多达两千八百多所，僧尼八万多人。他本人不仅参与佛教著作研究和编译、召集佛法大会讲经说法，而且，还多次把自己舍身同泰寺。至今，寺院钟鼓、断荤食素斋、礼忏超度、佛教音乐、“三教同源”等等中国佛教文化，都深深地烙着他的印记。但是，就这么一个“和尚皇帝”，最终是背着个“佞佛”而载入历史。
所谓“佞佛”，是指谄媚佛、讨好于佛。简单地说就是迷信佛教。梁武帝如此为佛教的发展卖力，却落得个佞佛、因佛亡国。即使按照佛教因果报应，梁武帝属于诚心兴佛却无善报。
我曾以为，唯物史观如此评价也就罢了，佛教也指梁武帝佞佛，有拿皇帝抬高自己的嫌疑。但是，再看看梁武帝与达摩大师对话的那则禅门著名公案，又推翻了最初的那个怀疑。佛学是深层次的哲学，不能仅仅从表象上来看待和分析。“佞佛”问题，亦是如此。
此公案多有记述，版本大同小异。
时，梁武帝问达摩：“朕一生造寺度僧、布施设斋，有何功德”？达摩答：“实无功德”。梁武帝出乎意外，讶意道：“弟子未达此理，愿和尚为说”。达摩回答说：“这些无非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有非实。”梁武帝再问：“那怎么才是真功德呢？”达摩回答说：“净智妙圆，体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帝问：“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师曰：“廓然无圣！”帝继问曰：“对朕者谁？”师曰：“不识”。帝不契，达摩遂辞行。
有佛学研究者如此分析：武帝最终也没放弃佛教，那么就不会从佞佛乱政的角度去思索问题，他竭力想寻找的，只能是一个为何诚心兴佛却无善报的解释。萧衍定在苦苦思索:为什么自己到头竟落了个现世报？其实，在最后一次舍身时，他就面临过同样的质疑。当时，在萧衍恋恋不舍地结束了三十七天僧侣生活回宫的当夜，同泰寺就遭到了雷劈，一座塔被烧成了焦炭。当时，他是如此向天下人解释这桩尴尬事的:“道愈高魔也愈强，行善就一定会有障碍。”所以，他下诏重修那座塔，而且要比原来高上三层，至死都没有完成。萧衍的苦修，不过都在一个“有”字上下工夫，尽在沙上筑塔，根本看不清事物的虚幻本质，一生纠缠实相，破不了一个“我执”；肉眼凡胎不识真佛，听不懂达摩的点拨，离《金刚经》所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境界隔了何止十万八千里。
所谓“佞佛”——不得佛教真谛而大兴佛教，此为佞佛。所执之教是谓邪教尔。邪教之兴，岂不是“佞”！这也难怪六祖慧能大师为之定论:“武帝心邪，不知正法。”
如此看，梁武帝的兴佛，实在是一种佛教发展的形式主义，所以，劳累无功，未得善果。如此看，形式主义真是害死人呐！
推而广之，诸如主义、价值观、意识形态、社会形制等诸多学识、制度，只看形式、只懂得形式上学习和遵从，实在也是害死人！
殊不知，又有多少人现在正在做着这种看似满腔热情、执着追随，实则佞奸不二的事呢！
☆ 作者简介：易书生，闻道阁主，著有《大道真人》，正在起点中文网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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