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易书生
平定李自成等的第一次起义，是历史再次给予明朝的一个机会，但是，崇祯皇帝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改变大明王朝的命运。
此外，还有那个被屈死的袁崇焕，一战击毙满清的酋首努尔哈赤，若非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满清能否顺利入关也是个变数。
崇祯帝在位前后共有十七年的时间，十七年是个什么概念？比孔子周游列国以“求仕”多三年，比影响中国千年帝制的秦帝国存世时间还多两年，特别是比他的老祖宗朱元璋投奔郭子仪开始创业到建立大明王朝还多一年，可以这样说，十七年是可以做许多事的。但是志于励精图治的崇祯帝，为什么没有力挽狂澜、挽救大明王朝衰亡的命运？清朝皇帝乾隆曾经评论说：“明朝的灭亡，不是亡于流寇李自成，而是亡在明神宗即万历皇帝朱翊钧手上。”也有人说这是明朝的“定数”，明朝国运至此“气数已尽”。我倒觉得，所谓“大势所趋”只是后人回头看的结论，历史既不存在“假设”，也不能重新来过。但是，千头万绪的历史表象里还是隐藏着一些足以警示后人的伏笔。
纵观历朝历代，天灾固然可怕，最为可怕的却大都是“七分人祸”带来的灾难。天灾可以通过人的努力实现灾年无灾，人祸则可使丰收之年一样饿殍遍野，流民千里。
崇祯帝登基，客观上已非太平盛世，但总比他的老祖宗朱元璋创业之初好的多。
明末的确存在着财政危机，但是并不是说一点钱也没有。别的不说，李自成攻入北京后，从宫内搜出的白银多达3700多万两，黄金和其他珠宝还不在其中，这么多钱，足够新政权两年以上的全部支用，若用于赈灾助饷，也不会有那么多的饥民举起义旗，若及早拨付100万两给吴三桂用于紧急入卫京师的军需，历史也将会改写。只是在崇祯帝看来，这些钱都是皇室的私房钱，岂能用作接济灾民、保土卫国！皇帝如此，臣子尤甚，让他们捐资以助军饷，个个是守财奴，一毛不拔。
崇祯帝面对的也不是缺少干部，仅按嘉靖时统计，“历代官制，汉七千五百员，唐万八千员，宋极见至三万四千员。本朝从成化五年武职已逾八万，合文职盖十余万。”只是这些干部大都是既得利益者，是一群只知道贪污受贿、迂腐无能之辈。
经历两百多年的明朝官场，卫国保民的概念对于官僚们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你在那里中饱私囊，我在那里为国家担忧，多吃亏呀！干脆，你贪我也贪，管它国家亡不亡，贪到手的都是自己的，国家亡了自己照样生存。整个官僚体系俨然成了权钱交易的大市场，金钱取代了一切价值标准，买官鬻爵盛行，科场舞弊成风，负责考核选拔官吏和惩治贪污的官员也都大肆贪污受贿，“不肖有司应劾者，反以贿得荐；应荐者，多以不贿止”。甚至明码标价：“督抚也，非五六千金不得；道府之美缺，非二三千金不得；以至州县并佐贰之求缺，各有定价。”即使李自成进攻北京城的最后生死存亡关头，这些吏部仍然在选官的过程中大肆收受贿赂。
户科给事中韩一良曾给崇祯帝上疏道破“规则”：当今世上，干什么事不用钱？哪个官员又不爱钱？做官是花钱买来的，因此这些官员上任后，为了收回成本当然就得贪污受贿。因此，说到害民，就将这归咎于知府和知县等地方官的不廉洁上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人没法廉洁。他们薪水极低，而上司却想方设法要勒索，过往官绅要打秋风，进京朝觐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两银子，这些钱又不能从天而降，叫他们如何廉洁呢？比如，县太爷孝敬上司、送往迎来拉关系和考满朝觐这三项，就要花费20万至80万。孝敬上司和送往迎来是年年不断的，外地官员上京朝觐是三年一次，考满则需要九年的时间。即使按照最有利于开销者的标准估计，九年花二十万，这个大窟窿需要县太爷全家十四五年不吃不喝不穿不用才能填平，这还没有计算养老和防病所必须的积蓄。
明朝后期的商业是比较繁荣的，农业生产已经摆脱了单一经营的格局，走向多种经营。明朝末期，商业发展已经达到鼎盛，世界各地的白银大量涌入国内，据说有五亿多两，从而导致国内通货膨胀，官办企业纷纷倒闭，私人商业资本得以迅猛发展。此时的明朝商人，其富有程度连皇帝都无法比。而这些商人大都与官僚相互勾结扶持，穿一条裤子。曾经有一位官员提出要加征商业税，却被群臣参劾得差点下狱。你征商业税，那不是与官僚们过不去？大家岂能容他。
按道理说，那些随先帝拼杀打天下受封者的后人应当对这个王朝有点感情吧，不是，这些“世家”子弟早已忘记了祖辈们的感恩戴德，他们除了享受还是享受，成为一个个横行乡里、无法无天的“高衙内”，他们不仅靠祖荫坐享其成，成为特权阶层，而且贪婪成性，不择手段兼并土地，大量应税耕地滚雪球一样集中在这些王公、勋戚、豪强、官僚名下，变成免税耕地，以至于富者田连阡陌，贫者立锥无地，而且极力隐匿田产，逃避纳税。实际征收田亩赋税只有全国田亩总额的一半，再经各级官吏层层克扣，到国库就剩不了几个子儿。
崇祯帝手下的官僚们不仅肥的流油，且拼命守护着既得的利益，官商勾结，上对付皇帝，下压榨黎民百姓，什么王朝的存亡、皇帝的“中兴”之志等等，都已全然抛弃脑后。失地农民与日俱增，再加上加派辽饷、剿饷、练饷，赋税繁重，根本就没法和平地活着。
治国的根本就是治吏。此时崇祯帝，正是国难思良将，不管是科场、保举还是后来的抽签，他都希望能找到得力的人。在位十七年，他一共任用过50位内阁大学士，用过吏部尚书13人，户部尚书８人，兵部尚书17人，刑部尚书17人，工部尚书13人，都察院左都御史132人，六部和都察院领导像走马灯一样，但是选来选去，总是找不到满意的官员，用一个失望一个，一怒之下，还杀掉了薛国观、周廷儒，尚书薛贞、刘之凤、甄淑、王洽、陈新甲等阁臣，还有地方大吏郑崇俭、袁崇焕、刘策、杨一鹏、熊文灿、范志宪、赵光抃等七位总督，蓟镇王应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养冲、登莱孔元化、大同张翼明、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马成名、顺天潘永图等八位巡抚也先后被杀。据统计，崇祯十四年后，关押在大牢内的三品以上官员就达到140多人。如果这些被杀被关押的都是贪污受贿者，也可安抚黎民百姓，但是，这里面却有袁崇焕这样的国之栋梁，不能不说崇祯帝识才用人的水平不仅不高，而且自毁长城。
崇祯帝看人事调整没有给国家带来新的生机，朝臣们畏罪饰非，不肯打起精神实心做事，衙门间政事推诿、扯皮的风气依旧，只有他身边的太监才是真正肯为他做事的人，索性重又袭用老祖宗用过的伎俩，下令大肆招收宦官，重新形成了“重宦官、轻文臣”的人事格局。
宦官干政始终是大明王朝的一个魔咒。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初，鉴于历代宦官专权，危害朝政的教训，就严禁宦官干政，明确规定宦官不得兼任外臣文武衔，还铸书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铁牌一块，立于宫门。建文帝对宦官的约束也很严格，曾晓谕各处地方官吏对外出内侍严加监督，有不法之处即可将其械送治罪。但是，在明朝两百七十多年的历史上，始终无法摆脱宦官干政的身影。既有大名鼎鼎七下西洋的“三宝太监”郑和，也有正统时期的王振专权、成化时期的汪直暴虐、正德时期的刘瑾专横、天启时期的魏忠贤阉党。而崇祯皇帝至末日来临之际，宫中宦官总数不下十万人，创造了中国前所未有的新纪录。大批太监到行政部门、军事前线，监视官员和军队将领，充当“钦差大臣”，一些文臣武将视向宦官行属礼为一种耻辱，却敢怒不敢言。这些得志的太监，不仅专横、暴戾、贪婪、无耻，而且作威作福、敲榨勒索，甚至纵兵为盗，抢劫平民，甚至乱杀百姓，割下老百姓首级，冒称是被歼灭的敌人，向皇帝请功。
除了那些被杀、被贬、被关、发配、革职的，立于崇祯朝堂的，为人比较正直、有些才能的所占数量很小，阁臣较多的是一批贪才、庸才、蠢才，受到宠信的也多是些善揣测上意、惯排斥异己、奸猾无比的小人。
就如那个周延儒，虽说中过状元，但品行不好，曾同魏忠贤的党羽冯铨一起搞过同性恋。当年大臣建议由宫廷出钱补发军队的欠饷时，时任礼部右侍郎周延儒迎合上意说：“军队要求发饷，不能轻易答应，要不然，发了这个地方军队的饷，那个地方的军队就会跟着要讨饷。闹事讨饷，都是军队中的不良分子要挟主帅的行为。”此种言论竟得崇祯帝赏识，任命他入阁为相。就是这么个“人才”，在崇祯帝上吊前几个月，他到前线视察军队，把大军屯驻在通州，根本不敢与清兵交战，每天在军中饮酒娱乐，却振振有辞地向崇祯帝请功，把一次根本就没打起来的战役吹成大捷，在皇上眼皮底下糊弄。
还有温体仁，他是由周延儒当首辅时拉进内阁的。温体仁胸无大志，才识短浅，生性猜忌阴险，曾为魏忠贤写过颂诗，向魏忠贤的死党行过贿，又有娶妓女、受贿赂、夺人家产等恶行。他入阁后，很快排挤掉周延儒而为首辅，在阁八年多，是崇祯帝所有阁臣中辅政时间最长。他的拿手好戏是窥伺皇帝的意旨。有人批评他没有尽到辅佐皇帝的责任，他却对皇帝说：我起草的诏旨总是抓不住要领，但经皇上御笔修改，才能无懈可击，我连颂扬、执行、照办都唯恐不及，哪能说得上窥伺皇上的意旨呢！这番拍马屁的话，崇祯帝反倒觉得他朴实可靠。
还有被崇祯帝在廷试时亲拔为第一名的“可用之才”魏藻德。当李自成引兵城下，与崇祯谈判，只要求割西北一带立其为王、犒军白银百万就退军河南，还可为明朝内灭群贼、外遏清兵。崇祯帝召魏藻德计议，他却明哲保身，一直鞠躬俯首，始终不发一言，气得崇祯帝挥袖把他斥出。
崇祯帝自缢前几个月，他每天都要召见大臣，让臣子们出谋划策，大臣们拿不出什么好办法，只会惶恐地说“为臣有罪，为臣有罪!”之后就是沉默，实在逼问的急了，翻来覆去还是拿“练兵”、“加饷”这些话来应付，气得崇祯帝回宫后痛哭并且大骂：“朝中无人!朝中无人!”
自缢前三天下午，崇祯帝召见新考选官32人问策，答卷上又全是些套话，一无可用。
自缢前两天早晨，崇祯帝再次召见文武诸臣，众臣皆沉默不语，他流着泪恳请大臣们想办法，大臣们也泪流满面来回应，忽有人奏对：“当务之急为考选科道。”众臣也跟着说这人当起，那人该用。崇祯帝俯首在御案上写了七个大字：“文武官个个可杀”，起身退朝。
崇祯帝最终依持的宦官们又怎么样呢？前有太监郑希诏与总督吴阿衡置十万火急之军情于不顾，饮酒百杯，烂醉如泥；太监刘元斌监军河南，杀良冒功；宣府监军太监杜勋、居庸关协守太监杜之秩开城投降。后有大太监曹化淳打开北京城为李自成献门；大小宦官献媚新主，导引李自成等人入宫，并把宫内嫔妃按像貌分出三等造册，呈李自成、刘宗敏选用。崇祯帝如此信任的人却是如此的丑态，气得李自成也看不下去，斥责这些“阉人”：“汝曹背主献城，罪应当斩！”吓得宦官们呼啦就跪倒了一片，许多人吓得当场失禁。
有忠君报国之心却无救国图强之力的刘宗周，曾指崇祯帝用人失当，“聚天下之小人立于朝”。这话毫不夸张。
崇祯帝的朝堂，大多都是走门子、塞票子上来的无耻之徒，德行上且不论，能力上只能是庸才用庸才，笨蛋用笨蛋，小人用小人，成就一窝的庸才小人立于崇祯帝的朝堂。而按照明朝官僚体制，驿站当马夫的李自成、在延安府当捕役的张献忠，是没有资格和机会进入官僚阶层，即使进入官僚队伍，在那样层层庸腐的官场之上，无论如何也施展不出才华。什么叫“逼上梁山”？就是因为看不到希望，把人逼到了墙角，他不揭竿而起还等死吗！该显示和成就的人物，你不用他，历史终归会通过你不愿意看到的方式来展示他，那些出身名门、科场或保举上来的明朝大员，或降或败，拜倒在这些从底层“造反”的人门下。两位出身根本不入明朝官宦之流的人物，最终成为彪炳史册的义军首领，当了大明王朝的掘墓人。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丁未，天未明，皇城不守，鸣钟集百官，无至者。乃复登煤山，书衣襟为遗诏，以帛自缢于山亭，帝遂崩。”（《明史》）
关于崇祯的死，历来众说纷纭。一些文章说到崇祯帝自缢前遣走三个皇子后、令周皇后和天启皇帝的懿安皇后自尽、亲手杀死几位妃嫔和幼女昭仁公主的悲凉。在我看来，亡国之君最后的那段时间必然是凄凉甚至凄惨的，如果对老百姓的凄凉日子早有感同身受的刻骨铭心，修得真功，整治官吏，把握天时，勃然再兴，又怎能落得个凄凉的结局？
在那个凄凉而非悲壮的日子，北京阴雨闭天，飞雪满城，景山目睹了崇祯帝走完35岁人生的最后一幕，也目睹了四十多天后，刚刚称帝的李自成匆匆败走的景象。
景山该是京城内至今最为著名的甲申遗存了。
甲申年，不止有李自成，也有崇祯帝。
数十年前的十一月，毛主席来到景山，据说他是想看看明清两朝交替时的历史遗迹。毛主席观看了那颗“歪脖”槐树，也拾级而上登临万春亭。我不知道这位深谙历史的伟人面对此处景色会生出何种的感慨，只知道他不止称赞了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也曾说过：崇祯其实是个有作为的皇帝，“但他面对那样一个烂摊子，只好哭天抹泪地走了”；“治国就是治吏。如果我们的干部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
李自成的教训要吸取，那是革命党取得成功后旋即溃败的教训。崇祯帝也并非完全是代人受过，历史上没有那么多太平盛世任人坐享，无论日子好坏，赶上了，成功者叱咤风云，历史铭记，失败者凄凄惨惨，留于后人去思考。所谓“气数”，仰或所谓“历史的规律、历史的必然”，怎能一两句话轻松作答！
景山的确没有多高，缓步几分钟就可登上景山之巅的万春亭。
驻足万春亭极目远眺，老北京城的景色尽收眼底，北面是笔直的地安门大街和钟鼓楼，东面可望雍和宫、国子监和孔庙，西面是碧波荡漾的北海和琼岛白塔，南面则是紫禁城。
据说，即使现在周边高楼挺拔，但是，景山还是被作为观赏紫禁城全景的最好地点。此言不虚。并不高耸的景山，足以看到那里琉璃屋瓦，殿堂楼阁，一派皇家气势，只是，那里包括崇祯帝在内的明清两代皇帝，都已走进历史。
☆ 作者简介：易书生，闻道阁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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