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那个春天，当非典SARS在中国横行时，一位87岁，名为邓铁涛的老中医力挽狂澜，扭转了治疗那个急性传染病的被动局面。他主要用的方子叫“仙方活命饮”，并不神秘，但邓老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大智大勇令人钦佩。
在当下这场抗新冠病毒疫情战役中，中医得到高度重视，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抗疫的主力军。邓老若九泉有知，一定欣慰不已。为此，我们转发邓老此文，以作纪念。
中医没有微生物学说，反而在病毒性传染病的防治上超过现代的西医，似乎不可理解。
疾病有内因和外因，有不内外因，这是中医的三因学说。外感六淫之邪为外所因；内伤七情为内所因；饮食饥饱、疲极筋力、虫兽金刃等为不内外因。这是宋·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的疾病分类。传染病属于外所因的外感病类。
风、寒、暑、湿、燥、火之感染为外感病的病因，统称外邪。仲景时代强调“寒”邪，故其巨著名《伤寒论》。
金元时代刘河间创立“六气皆从火化”的新说，这是“温病学说”的启蒙时代。
明代吴又可《瘟疫论》对急性传染病的病因提出“戾气”、“厉气”说，最后认为这些“戾气”、“厉气”有多种多样因而又提出“杂气”说。此书著于公元1642年，吴氏杂气之说已摸到“细菌”的边缘了，可惜当时我国没有光学的发明，而失之交臂！但吴又可创立的“达原散”、“三消饮”等方为制止疫疠之流行起到卓越的作用。在2003年也有用“达原散”治疗SARS的病例。
如果从传染病学的病因病机来看，在公元1798年吴瑭“原病篇”已比较完整地提出中医对传染病发病机理的认识。吴氏论“原病”共3条，总括言之：(1)岁气、年时（气候与环境因素）；(2)藏精、冬伤于寒(人体内在因素)；(3)戾气、时行之气（致病物质）。
各种各样的致病物质，在大自然环境中早就存在，但要到一定的自然气候和社会环境，适合其生存发展才能横行为害。另一方面在同一个自然气候和社会环境下，不利于人的生存。但最后决定能否成病的关键，是“不藏精”，所谓不藏精不专指房劳说，一切人为之能动摇其精者皆是。就是说“正气内存、邪不可干”，这是中医理论可贵之所在。
反观现代西医，至今只把着力点放在致病物质上。SARS的罪魁祸首是冠状病毒，带给人这种病毒的是果子狸。因禽流感把鸡杀光！
而中医学对大自然气候环境的变化方面还有一门“运气学说”。近200年来受到批判的“五运六气”学说，经过2003年SARS之战，已再次为中医学界所注意和重视。2003年为癸未年，是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之年。我不懂运气学说，当时我曾根据粗浅的见解答记者问，预测6月以后广东疫情将退，我认为SARS乃湿邪之疫，6月阳气升发湿当去则疫亦止。
中医把疾病看成是变动的而不是静止的，从病情千变万化之中，掌握其规律，并提升为诊断模式。
张仲景———寒邪自皮肤而入，循六经传变，按六经辨证。
叶天士———温病自口鼻而入，按卫、气、营、血辨证。
吴瑭———分上焦、中焦、下焦，按三焦辨证。
王孟英———赞成卫、气、营、血辨证之外，又分外感温病与伏气温病两大类。
从上述可见中医对外感病有几种诊断模式至今未有统一。上述几种模式应看成是辨证的发展。应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排斥。模式之统一，责任在21世纪的中医。
总之，中医对传染病的诊断是抓住致病物质“邪”（包括多种细菌与病毒），它在进入人体之后，引发病人的各种反应特点而作为辨证依据的。
(1)把邪分为风、寒、暑、湿、燥、火与疫疠之气；
(2)邪进入之门户为皮肤与口鼻；
(3)邪的发展横向为六经，纵向为三焦，纵横向为卫、气、营、血。王孟英更强调邪气内伏自内而外发的补充；
(4)根据我国时间医学理论，掌握四季流行病的规律分为：风温、春温、湿温、暑温、秋燥、冬温等。这便间接掌握了各种不同传染病流行季节的常见病的规律。
几千年来，靠以上的诊断模式，建立中医对传染性、流行性、感染性疾病的诊断理论。
西医以微生物为靶子，千方百计寻找杀灭病菌、病毒的药物，或研制预防疫苗。自抗生素发明50多年来，对细菌性疾病的治疗取得显著的成绩，但由于抗生素的毒副作用越来越强，尤其是病菌的抗药性比新抗生素的研制更快，不少有识之士十分担心，将来会出现无药可治的细菌性疾病！
若论病毒性疾病，近半个世纪以来一再证明如乙脑、登革热、流行性出血热，中医治疗远胜于西医。新瘟疫SARS之战则是众所周知，优势有目共睹不必多言了。疫苗之研制则是西医的优势。但中医药防治亦是优势。
中医对传染病治疗的优势，不仅在于有多少张验方，更关键在于有正确的理论指导。
中医重视“邪气”对人体的伤害，但更重视“正足以胜邪”的掌握，在治疗过程中处处注意维护人身的“正气”，故有“留人治病”之原则。
“祛邪”是治病常法，其宗旨不单在于杀灭病邪，而重在使“邪气”不得安生而被逐出体外。给“邪”以出路比之“邪”、“正”两伤更为高明。温病学家叶天士说：“或透风于热外，或渗湿于热下，不与热相结，势必孤矣。”这几句话似乎平淡，但实际可以看作是中医治疗传染病的战略思想。引而申之，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辨证准确，用药得当，都能达到“祛邪”之目的。
如果按照西医之模式，所有有效中药方剂通过细菌培养，抑菌试验，大都属于无效的结果，有些药方甚至可成为细菌的培养基。比如张仲景的白虎汤与人参白虎汤，有人用动物实验全无退热作用。但1955年石家庄中医郭可明就是用这两方加减治疗乙脑20例，疗效达90%（世界医学统计病死率为30%～50%）。20世纪70年代中央一首长高热，用尽西医方法无法退热，后请岳美中先生会诊用白虎汤3剂而愈。
中药与方剂，是中医药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神农氏尝百草而创医药。第一本中药学是《神农本草经》。唐代出现世界第一部官颁药典———《新修本草》。但用药治病自伊尹作汤液之后，便知道多种药物组合成方，产生更好的疗效。古代医学分为“医经”、“经方”、“神仙”、“房中”四大学派。医经、经方成后世中医学的主流。现在驰名世界“鸡尾酒”疗法，从方剂学观只是中医伊尹时代之水平。
中医制方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之下根据药性的寒热温凉，升降浮沉、药物归经，按君、臣、佐、使以处方用药。因此，“医方”已成为中医治病的最为重要的手段，成为中医伟大宝库重要组成部分。宋代政和年间《太平圣惠方》选验方16834首，至明代朱棣的《普济方》载方61739首。
辨证论治是中医理论之精华，但历代名方验方则是中医战胜传染病的武器库。例如使刘海若能苏醒过来的“安宫牛黄丸”是清代吴瑭温病条辨的名方。与“安宫牛黄丸”齐名的“至宝丹”是宋代《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方，“紫雪丹”是宋代许叔徽《本事方》方。以上3种药合称“三宝”，是中医治疗高热神昏谵语的3张王牌。西医每逢高热，便用冰敷以降温，认为可以保护脑细胞。但往往使邪气内伏，而产生后遗症。我们的“三宝”既能退热，又能保护脑细胞。
如果今天拿“三宝”去申请药审，一定不能通过，因为有重金属成分朱砂1～3两。这说明中药方剂是不能以西药理论为准绳的。从清代到现代用“安宫牛黄丸”者可谓不计其数，从未闻有什么副作用。当然辨证错误应用于寒证的患者便要命了，这是用错药而不是药之错。
(1)中医没有细菌学说不能参与传染病的防治。(2)以统计学为准绳抹杀中医之疗效。例如1956年蒲辅周一人成功治疗乙脑167人，卫生部却以其使用了98组中药处方，不具统计学意义，不承认其疗效。(3)中医药不能重复，怀疑中医药的科学性。不懂中医辨证论治，只照西医的辨病，如何重复?
由于社会上重西轻中已成风气，中医教育之偏差按西医学的观点认为《伤寒论》与《温病学》为几百年乃至一千年前的著作，在20世纪已落后了，乃将这两门经典课降低为选修课。致使后之学者，只知细菌、病毒之感染与抗生素之应用，而把中医治疗传染病的精粹丢掉了！这种情况从全国中医院治疗发热病来看，已是普遍之现象了！因此大温课，并深研四大经典，以培养真正能用中医药治病救人的“铁杆中医”，实为当务之急也。
血管给药，是西药的一大优点。中药注射剂的研制，这是提高中医治疗效率的一大途径。二三十年来，这方面已有一些可喜的成就，但仍很不够。如果在这方面下大力气，下工夫，抗菌消炎领域，中药针剂将成为一支主力军。我校与药业集团已经开始合作，正在起步，希望会有惊人的成就。
我15年前对温病的展望，至今仍然值得参考。《展望温病学》一文1990年刊登于《新中医》11期。文章最后我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1)中医学是综合性的科学，它重视宏观，重视整体，重视动态观察，重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温病学亦不例外，必须保持这些特点，发扬这些特色，并应加强对运气学说之研究。我过去错误地认为运气学说是玄学，现在应该重新认识它，希望有人能利用天文、气象、生物、物理、化学等多学科的最新成就去研究传染病的流行病学与发病机制。这一研究一定会产生新的边缘学科。
(2)引进西医的分析科学方法进行辨病，在准确辨病的基础上，按中医寒温辨证的理论与方法，进行辨证，实行辨证———辨病———辨证之方法，从而摸索出各个病证的规律，写成包括发热性、传染性、感染性疾病的《发热病学》。到那时，就可以不再用《伤寒学》与《温病学》去教育学生了。但此一工作不是十年八年所能完成的。中医院校学生今天还必须学习《伤寒论》与《温病学》。我主张把《伤寒论》扩大为《伤寒论学》即把自仲景之后一些伤寒名家的理论与见解统编人教材中，使之成为一门现代的课程，不单只教学生以仲景原书。
(3)论发热，除外感发热一大类之外，还有内伤之发热，这是中医学一大特色，这是西医学至今未有而中医领先的伟大成就。“甘温除大热”之说倡于金元时代，距今已六七百年了，许多中医怀有瑰宝而不自知，这是非常可叹的事啊！用甘温如参、归、术、芪之类治疗39℃～40℃之高热，这是中医之绝唱，可惜能掌握此技者尚少耳！故应大大加以发扬、提倡与普及。因此在《发热病学》中应加入“内伤发热”的内容。其中包括阴虚发热、阳虚发热、阴阳俱虚之发热。这样一来这本巨著，自宏观到微观，从外感到内伤，从寒到温，从中到西，都包括无遗了。
企望我这一建议，能为人们所接受，有学者去实行，这是笔者的万幸。
以上是我在15年前对温病学的展望，其实就是对《伤寒论》与《温病学》等有关传染病学或发热病学的展望。今天仍然值得参考。故重复引用以结束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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