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众多好莱坞进口大片都创下了不错的票房和口碑，而一部国产小成本影片在《毒液》和《神奇动物》两部大片的夹击之下却像是一匹黑马杀出重围，受到影迷的强烈关注，口碑一路向上，连续两周蝉联票房冠军，第三周周末单日票房峰值7282.6万再创新高，连续三周末逆跌，累计票房破6亿，走势赶超年初另一部口碑较佳的国产影片《无问西东》。也正是在这个国产电影爆款的助力之下，在刚刚结束的十一月，月度总票房以37.33亿，刷新了历史上十一月票房的最高纪录。
这部国产小成本影片虽然没有所谓的大制作，大场面，大明星，大特效，但是有心人自然会发现，“无名之辈”的成功是经过反复论证的。
“黑色幽默＋喜剧＋蠢贼＋失物＋方言＋小人物”，一旦把影片类型的核心要素提炼出来，便可将《无名之辈》的成功迅速追溯到《疯狂的石头》，两者有着强烈的相近性。
2006年上映的低成本黑色喜剧《疯狂的石头》在国产电影商业大片泛滥、艺术片曲高和寡的时代成功突围，如果没有12年前的这部电影，那么现在的大陆电影市场上可能就不会有50亿影帝黄渤，可能也不会有徐峥和他疯狂的囧途系列，可能更不会有宁浩这个知名的同为“第六代”的导演。
《疯狂的石头》里的黄渤
从某种程度上讲《疯狂的石头》改变了大陆电影的发展方向并不是毫无道理的，电影以350万的制作成本最终换回了2350万的票房，而它真正的价值远非票房数字可以体现，它让人们认识到，好故事、好演技比大场面和大明星更重要。小投资也能拍出好电影，给无数电影青年点亮希望。
十二年后，《无名之辈》以同样的类型和故事打出了一个漂亮的本垒打，只不过今天电影市场升级后的票房容量带来的是数以亿计的票房回报。
如果说，《疯狂的石头》只是《无名之辈》远在十二年前的参照物，那么，在近旁也可以找到一些“细节的同伴”。
比如，陈建斌在《无名之辈》里面饰演的渴望成为警察的保安与段奕宏在《暴雪降至》里的角色颇为近似；任素汐在《无名之辈》里面饰演坐在轮椅上的一心求死的残疾人与《77天》里江一燕饰演的旅行家视为同类；而潘斌龙在《无名之辈》的角色李海根与黄渤在一系列电影中的形象互换也毫不违和。
以及，走投无路选择犯罪来获得出路的小混混胡广生、从事色情服务业却有情有义的肇红霞。这些典型底层人物角色和人物设定，像是一股熟悉的配方，在近一二十年间大小导演、商业或文艺、金狮或银熊等各路影片的配料表里面都可以找得到成功范例。
甚至在影片最后，烟花与枪声的搭配与隐喻，也不禁让人联想起那一场《白日焰火》。
当一些因素被反复证明是走向成功之路的必备品之后，《无名之辈》具备了成功的基因，却也面临着随时被忽略掉的风险。
《无名之辈》最终还是成功了，在无数《无名之辈》的评论中，被频频提及的就是影片“对底层小人物的人文关怀”。
导演饶晓志从2009年开始执导话剧，2016年才拍摄了自己的电影处女座《你好！疯子》，讲述了七个正常人被关进疯人院以后发生的故事，故事戏核和表现方式都表现出浓厚的人文色彩。至于《无名之辈》，饶晓志在对《好奇心日报》的采访中说，“我觉得主要是人性，还真不能只说是小人物……主要是关于我们想要讲内容，我们在选择故事的时候，主要是考虑这个故事和里面的人物，它能不能体现出我们在当下那个时刻想通过故事传达到我们自己的感受。”
这部电影最初的片名是《人间喜剧》，后又改为《荒腔走板》，最后才定为《无名之辈》，片名的演变也是反映出创作者的创作心态转变的过程。
在《无名之辈》的观影中，观众能直觉感受到导演并没有野心去扮演上帝安排人物的命运，既没有对小人物的居高临下，也没有对小人物的故作怜悯，而是蹲身在芸芸众生之中，平视他们的喜怒哀乐，分尝人生的酸甜苦辣，继而，观众也成为蹲坐在天台上与主角们同喜同悲。
那么，“对底层小人物的人文关怀”是可复制的吗？要做到这一点，既简单又不易。《无名之辈》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它有新的“发现”。
其一是发现新戏核。故事并没有始终围绕“丢枪与寻枪”来做文章，两个劫匪打劫之后逃跑，躲进了马嘉祺的家，马嘉祺是一位高位瘫痪的病人，面对劫匪，她不是求生而是求死，马嘉祺与劫匪之间形成的人物关系是独特而新颖的，随着情节的逐步展开，每个剧中人的过往和现今搭建起一张关联的网络，戏剧的核心也随之转移到关于生存（或生活）尊严与意义的追问，使全片呈现出不一样的温情底色。
其二是发现任素汐。如果说《驴得水》中的角色还有些另类，不食人间烟火，并带有话剧舞台痕迹，那么，任素汐在《无名之辈》中的表演，是在最有限的表演空间里奉献出最真挚充沛的情感表现，她的这次表演贴近生活，她的泼辣、她的软弱，以及她对哥哥的告别都真实可信。
现实主义创作能否成功的奥秘并非是其内容是不是反映现实的，手法上是不是现实主义的，重点在于能否带入现代人的真实情感，让观众在观影过程中自发将自身真实的情感投向银幕。
马嘉祺在临死前想站起来拍一张照片，但是不管两个人采用各种方式扶她，她总是会滑下来，第一次站起来，她笑了，第二次滑下来，她哭了，第三次被绳子吊起来晃来晃去，她又哭又笑。
谁不曾被生活戏弄过？谁没有经过自尊受挫的时刻？谁从来没有感受过彻底的无力？这部电影是批判性的，社会性的，最终还是情感性的。原来我们每个人都在电影里。
当换了视角看世界之后，桥即是路，路也是桥，马嘉祺不仅可以站立，还可以飞翔。同时，劫匪眼镜在一堆手机模型和一张简笔画的加持下，变成了善良与单纯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最后一声枪响是对无常的无奈喟叹。
电影看得久了，便能看透一些简单的套路。美国电影爱讲“英雄”故事，印度电影爱讲“圣人”故事，我们却爱讲“无名之辈”。
在好莱坞的套路里，成为英雄看上去并不是一件难事，一个小人物被什么虫子咬一口，或是受人陷害注射了某种实验阶段的药剂，又或是经历了什么奇遇，秒变“某某侠”，外在力量和轻松容易产生了奇妙的化学作用，让观众觉得自己也可以一秒变英雄。
更重要的是，在成为英雄之前，是允许有“瑕疵”的；比如懦弱，比如酗酒，比如多情，比如有过什么样的历史“污点”等等，都不会妨碍普通人成为英雄，甚至克服这些都能视为一种“伟大”。于是，成为英雄（或者成为正义的化身）便能轻易成为一个人或者一个社会的信仰，一个人（英雄）也可以拥有改变世界的力量。
反观我们的电影叙事及文化传统，似乎更为偏爱“无名英雄”。无论是武侠文化里“江湖不留名”的儒家处事哲学，还是集体主义里强调的奉献与牺牲，英雄的标准总是高耸云端，英雄总是与普通人无缘。
《无名之辈》里的马先勇（陈建斌饰）是一位经验丰富又油滑的保安，他追逐的梦想和人生动力却是成为一位编制内的警察，与《暴雪将至》里的段奕宏如出一辙。难道中国底层的小人物真的就是低到尘埃里吗？
明明是英雄，却非要说是无名之辈。温情之外，我们真的还需要一点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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