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传性乳腺癌和卵巢癌综合征女性的癌症风险高于一般人群，虽然预防性切除乳腺、输卵管和卵巢，可以降低癌症风险，但切除性手术本身也会带来并发症，对心理产生影响。
2016年2月4日，美国麻省（马萨诸塞州）医学会官方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梅奥医院肿瘤学家、病理学家和遗传学家的综述，试图解决还未患癌症的遗传性乳腺癌和卵巢癌综合征家族女性的健康护理问题，特别是对于像安吉丽娜·朱莉一样的BRCA1、BRCA2突变携带者。
2016年6月16日，《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斯坦福大学、纪念斯隆·凯特琳癌症中心（纽约肿瘤医院）、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维多利亚癌症协会专家对梅奥医院综述的讨论，以及梅奥医院综述作者的回复。
文章讨论了乳腺癌和卵巢癌的风险评估方法，风险因素包括女性的年龄、降低风险的手术的有效性、手术并发症及其对女性心理造成的影响、风险管理的其他策略，以及促进个人决策的最好方法。遗传性乳腺癌和卵巢癌综合征是一种涉及乳腺癌和/或卵巢癌倾向增加的疾病，以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的方式进行遗传。在不同的遗传性乳腺癌和卵巢癌综合征的家庭中，乳腺癌诊断的数量、患者的确诊年龄，以及与卵巢癌同时发生的概率变化很大。在大部分病情严重的家庭中，检测出潜在的致病突变的概率最高，特别是那些存在卵巢癌的家庭。只在一小部分疑似遗传性乳腺癌和卵巢癌综合征家庭中，发现了与遗传性乳腺癌和卵巢癌综合征关系最密切的BRCA1和BRCA2基因的致病突变。可以采用能降低风险的乳房切除术和输卵管卵巢切除术作为乳腺癌和卵巢癌的一级预防措施，目前有多项研究证实这种预防措施有效。不过，这类手术会对女性的身体造成深远的影响，并且涉及复杂的、影响患者情感的治疗决策。遗传性乳腺癌和卵巢癌综合征家族的女性制定治疗决策时，面临着相当的乳腺癌和卵巢癌风险。尽管降低风险的手术（乳房切除术和输卵管-卵巢切除术）提供了癌症预防的较大获益，但是却带来了相关的身体和性心理的不良影响。对风险管理的选择（包括手术、降低风险的药物和监测）的讨论应当包括BRCA1和BRCA2携带者可能发生的不同类型的乳腺癌的信息，患者应当被告知携带这些突变在不同的年龄上有不同程度的乳腺癌和卵巢癌风险。有罕见突变的女性或对于检测到突变的女性，必须基于信息制定决策。这些决策很复杂，患者需要以能理解的形式接受这些信息，同时在充足的时间和感情支持下思考这些选择。
文章对还未患上癌症的遗传性乳腺癌和卵巢癌综合征人群的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探讨，讨论了乳腺癌和卵巢癌最佳的风险评估、风险降低手术的实用性、这些操作的副作用、预防癌症的替代策略和决策的最佳方法。遗传性乳腺癌和卵巢癌综合征女性的癌症风险高于一般人群，虽然预防性切除乳腺、输卵管和卵巢，可以降低癌症风险，但切除性手术本身也会带来并发症，对心理产生影响。应该予以女性更大的支持，因为做出这些决策都是复杂的且充满了感情，同时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改进遗传性乳腺癌和卵巢癌综合征的治疗方法。到目前为止绝大多数的研究重点在于预防性切除术能都真正的预防癌症的发生，现在手术的有效性已经得到充分证明，研究重点开始转变到女性的心理影响。而截至目前的研究来看，大多数女性对自己所做的决定感到满意，但是仍需要更多的研究来弄明白，我们应该如何帮助她们，以做出最佳选择。每年美国都有超过200000名女性被诊断为乳腺癌，超过20000名女性被诊断为卵巢癌。有遗传性乳腺癌和卵巢癌综合征的女性，她们的族谱里总是会出现乳腺癌或卵巢癌。虽然是BRCA1和BRCA2基因突变导致了遗传综合症的出现，但也只对一小部分患者的癌症原因可以归结于基因突变。由BRCA1和BRCA2基因突变导致的疾病风险会有很大的不同。BRCA1携带者，80岁以下时，乳腺癌风险为67%，卵巢癌风险为45%；而BRCA2携带者，风险值分别为66%和12%。BRCA1携带者患上的乳腺癌大多数都是高级别的三阴性乳腺癌，而BRCA2携带者则更容易患上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也是人群常见乳腺癌类型。不同乳腺癌类型会有不同的治疗和预后，比如当前有药物可以降低雌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风险，但是没有可以降低雌激素受体阴性乳腺癌风险的药物。另外BRCA1携带者比BRCA2携带者更早且更容易发生卵巢癌。当前指南推荐有后代的35～40岁BRCA1和BRCA2携带者，可切除输卵管和卵巢（卵巢输卵管切除术）。BRCA2携带者的切除术时间可以延迟到45岁，因为50岁前，BRCA2携带者卵巢癌风险仅仅只有1%。BRCA基因突变的女性并不多见，也就是说存在强烈家族史因素的女性并不常见，因此普及基因检测不是一种很好的选择。非BRCA突变或没有基因突变的女性，对个体癌症风险的评估或治疗益处等均更困难，很难将其定义精确。希望可以在以后的研究中，调查清楚女性是如何权衡自己的抉择，明确预防性切除手术或使用预防性药物等之后，女性心理和身体的短期和长期影响，进而改善高危女性的指南推荐。
N Engl J Med. 2016 Jun 16;374(24):2403-2404.
Risk-Reducing Surgery in Hereditary Breast and Ovarian Cancer.
Karam A.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
MacInnis RJ, Pike MC, Hopper JL. Cancer Council Victoria, Melbourne, VIC, Australia;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New York, NY;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Melbourne, VIC, Australia.
Hartmann LC, Lindor NM. Mayo Clinic, Rochester, MN; Mayo Clinic, Scottsdale, AZ.
To the Editor: A point of contention that I have with the article by Hartmann and Lindor (Feb. 4 issue) has to do with the role of hysterectomy at the time of bilateral risk-reducing salpingo-oophorectomy. The use of tamoxifen for chemoprevention is not a justification to proceed with a concurrent hysterectomy. Better alternatives - aromatase inhibitors such as exemestane, for instance - have now proved to be effective for risk reduction in postmenopausal women, including those who have had their ovaries removed, and do not increase the risk of endometrial cancer. Similarly, the use of combination hormone therapy with continuous . . .
PMID: 27305205, 27305206, 27305204
DOI: 10.1056/NEJMc1602861
N Engl J Med. 2016 Feb 4;374(5):454-68.
The Role of Risk-Reducing Surgery in Hereditary Breast and Ovarian Cancer.
Hartmann LC, Lindor NM. Mayo Clinic, Rochester, MN; Mayo Clinic, Scottsdale, AZ.
PMID: 26840135
DOI: 10.1056/NEJMra1503523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