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在铺垫了这么多之后，我们再来看看，孔子是怎样的一个人。
接着推荐书：钱穆《国史大纲》，这是我推荐学生入门的不二法门。要一口气读完上下册，比金庸小说精彩得多。〈国史大纲〉。钱穆知道吗？钱穆不会不知道吧？钱穆这两年最火了。这两年最火的是钱穆和钱穆的学生。大家都去买书了。还有一部是钱穆先生的〈孔子传〉。还有一部钱穆先生的书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叫〈师友杂忆〉。这个很好看。和〈八十忆双亲〉放在一块。〈国史大纲〉是商务印书馆的，〈孔子传〉和〈师友杂忆〉是三联书店的。大家可以去买来看。
那书推荐完了之后我们开始进入正题。首先我们来谈第一个问题：以孔子开篇的理由。
我的课历来以孔子开篇。一般认为老子是早于孔子的。这样一个观念在上个世纪经古史辨的努力已经基本否认，但是近年来这个观念又有所反弹。为什么呢？是因为在地下挖出了新的东西。古史辨最后定下来〈老子〉这本书的成书年代基本是在〈庄子〉之后，战国末期。但现在挖出了一个老子的本子，那个墓是战国初期的。基本上大家都不会认为这个书是后来的盗墓者带进去的。我们一般思考问题不是这样思考的。一般认为战国中前期的时候老子这本书就存在了。这本书跟今天的本子距离很大，只有一些片段，并不是全本。因此我们不知道这个人带到地下的是一个老子的全本呢，还是老子的笔记呢，还是老子的诸传本之一。但无论如何，老子中的有些句子在战国中前期已经进入书写，进入流传。这是毫无疑问的。由此推知，——因为我们不可能把地下都挖一遍之后才得出结论。——大概我们可以推知，老子的年代一定是早于庄子的，也早于孟子，至少跟〈中庸〉的年代差不多。甚至我个人以为，就是早于孔子也并不希奇。很多人认为不可能啊，因为很多人认为老子这本书里有极高的哲学品质。这么高的哲学品质怎么会那么早就出现呢？那是因为他没有看到论语里已经有极高的哲学品质，中庸里头已经有极高的哲学品质。
那么因此我们在辨别孔老先后的问题上，我不认为孔子早先于老子。在史记里记载，孔子曾经向老聃问礼，现在大家的疑问是老聃到底是谁，有没有这个人，以及老聃和老子是什么关系。这个都确实是不清楚。我们即使相信史记里的说法，孔子曾经向老子问礼，我们仍然以孔子开篇，其理由在于孔子思想的重要性。我们是以重要性衡量的。我以前讲孔子要讲三堂课，给你们讲两堂课，当然不是我偷工减料，我压缩了一下。因为还要跟你们讲其他的东西。我讲老子就一定只讲一堂课，以此来区别重要性。
孔子生于西周创辟以来的礼乐文化衰颓破碎之际。在这个时候他想要有所拯救。孔子所面对的情况叫“礼坏乐崩”。其实礼坏乐崩几乎是先秦诸子的共同处境。几乎所有的先秦思想家都面对这样一个基本的思想文化处境，就是礼坏乐崩。记住我今天反复说了“礼坏乐崩”，因为很多人都说是“礼崩乐坏”。上完我的课以后大家一定要坚持说礼坏乐崩哦。有一次我一篇文章，我明明写的礼坏乐崩，结果编辑就给我改成礼崩乐坏，他以为我错了还不好意思提醒我，直接就给我改了。结果我一个学生读了就质问我，老师你上课讲礼坏乐崩，你写文章怎么是礼崩乐坏？搞得我很狼狈。现在编辑一般都比较大胆，改的时候很自信。我有一次一篇文章里引用陆象山的一句诗：“墟墓兴哀宗庙钦。”人家看这话不通，给我加了一横，叫“墟墓兴衰宗庙钦。”当时我就……这么好的朋友又不好意思提醒人家，不想显得有学问。没办法。以后告诉他改动之前要跟我商量一下，否则人家以为是我的错，搞的我多么没有面子。
我在这里稍微讲一下为什么叫礼坏乐崩呢。崩这个词在我们今天还常常用，说一个皮筋崩断了。其实这是古代的语义传到今天的结果。乐崩的意思是什么呢？乐是干嘛的？乐是感染我们的。乐是打动你感染你的东西。乐崩了的时候，它就不再具有感染力。而那个感染力实际上你要细想它是一个非常具有弹性的东西。比方说我就听不得当今的一些庙堂音乐，尤其听不得什么阎维文啊，什么……什么小宋啊……宋ZY同志啊，确实有点听不得，觉得她不打动我。这是乐崩，不再具有那个弹性。崩的实质就是好象影响你的那根线断了。用得非常准确的。而且它的典故很清楚。出典出在哪？出在〈论语〉，〈论语〉里头。
那么在这样一个礼乐文化衰颓破碎之际，孔子想要拯救。孔子的拯救，他的途径是这样的，第一是复古，第二是开新。而孔子的复古和开新，其实恰恰是一体的两面。因为在当时礼坏乐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礼乐文化已经流于形式。周礼，曾经被伟大的精神，曾经被伟大的真实性所充实和照亮的周礼，曾经在人的具体生活中有着那么鲜活显现的周礼，到了孔子所生活的时代，突然，或者说逐渐地变得不再鲜活，不再真实，不再真诚。有两种人，一种人人欲横流，活得很真实，但很没有道德；另一种人活得很道德，但活得很不真实。这样的结果恰恰在于，礼乐文化的形式化，渐渐地流于形式。在这样一种时候，孔子的复古，不是要简单地回归和原原本本地复原周礼的每一个细节。孔子的精神恰恰是要回到周公致礼作乐的那个伟大的精神实质本身。
我在想如果孔子生活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他会不会站出来批评我们所有的物质性生存。比方说孔子说我坚持一定不用手机，孔子说我坚决不上网，孔子说这样的技术性环节、这样的物质性存在无法安置精神。我相信孔子一定会这么说。孔子一定是在这样一个现实的物质生活的基础上告诉我们如何建构我们的精神生活，如何建构我们的精神实质，并且把这精神实质变成有根源的有传统的一种精神，与古代的传统有着内在的精神同一性的……孔子一定是在做这件事情。因为在〈中庸〉里孔子曾经有这样一句话说：“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下面的话就说得特别狠：“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这个意思就是说，第一，是不是每个人都能致礼作乐？显然不是。是不是人都要致礼作乐，是不是人都想不朽，那怎么行？只有某些人，某些有很高的道德修养的，同时又有很高的艺术创造力的人，前提是不仅有道德修养，同时要有极高的艺术创造力，才能致礼作乐。我们知道圣人在中国古代不仅指道德，也指聪明。聪明的实质，当然跟我们今天意义上的聪明不同，聪明主要是“作”。孔子说我“述而不作”，孔子不敢居圣。“述而不作”中“作”的实质就是，圣人必有伟大的创造。这样伟大的创造力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种生活的想象，提供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因此一个民族的圣人实际上就是一个民族的先知。先知，我记得小时候老是读不懂先知到底是什么，先知不就是预言家吗？他能预言以后所有的事情，所有具体事情的发生，比方说预言某一天某个总统遇刺，预言某一天某个战争的爆发，预言某一天突发海啸，预言某一天会发生大地震。后来……我是比较笨的，想事情经常会想得很慢。比方说读懂海子的一句诗可能用了我有将近十年的时间，我才真的懂了，突然一天夜里懂了海子那句诗。
那么先知这个意味着一种生活可能性的开创者。他开创了一种可能的生活道路。这种先知在古代有很多啦，在伊斯兰文明里有穆罕默德，在……这个也不用多举了吧……在印度文明里有伟大的佛陀。那么，孔子说他要创造，但他又说自己“述而不作”。孔子是述而不作吗？他真的是述而不作吗？孔子是“以述为作”。通过重新的阐释，通过重新的把历史、把周礼的元素重新组织和安排，把六经重新整理，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作”。那么这样的方式恰恰是把复古和开新融为一体。但是孔子后来被尊为“庶王”。在孔子以前所有的圣人都是有德又有位的，要么是君位，要么是居于宰臣之位，就是能做事。但孔子一生却一直没有这个“位”。所以他的政治理想、他的礼乐理想，都不能最终地实现。所以这对于孔子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
我猜想孔子的本意是，孔子后来教育学生的时候，从他对学生的教化中……我猜想孔子最初是希望自己能够实现恢复……他不说恢复西周，他说“吾其为东周乎”，“哪怕回到东周也好啊！”但他很快意识到，自己是完成不了这个使命的。所以他寄望于他的几个学生，颜渊、子路、子贡这些人。结果最后他最欣赏的两个学生，都先他而死。颜渊死的时候他说“天丧予”，子路死的时候他说“天祝予”，天诅咒你。到晚年的时候他已经相信，在一个短期的时间，甚至在一个非常长期的时间里，已经不再有可能恢复东周那样一个文化。最后他在晚年的时候开始写《春秋》：“知我者其为《春秋》乎，罪我者其为《春秋》乎。”作《春秋》对于孔子而言是一件非常僭越的事。孔子说“罪我者其为《春秋》乎”，实际上他作《春秋》这个事情是僭越的。他没有这个位。他第一不是史官，也不是天子。他没有这个位。他作《春秋》就是在儒史的基础上，改写。而这个改写恰恰在某一字的褒贬之上，建立起了一个价值的系统。他想通过这个，通过自己对文献的整理，通过他所作的《春秋》，保存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可能性，希望在某一天，它能再次出现在这个大地上，出现在这个文明里。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这些后世人说孔子没有得君而行道，既是这个文化的不幸，又是这个文化的大幸。正因为有了孔子的不能得君而行道，所以孔子才有了整理六经教化弟子的行动。而正是经由孔子的整理六经和教化弟子，中国文化才有了这样一个基础，能够维持两千年持而不坠，几经艰辛持而不坠。面对着一次又一次更强的意志性文化的冲击它仍能保持它的基本方向。比如我刚才说的北京共识。其实我们的官员是一些教养很一般的人。很一般的官员……有很多官员没什么教养，没什么修养。但你会发现他那样无意识的举动里，都会强调出中国发展的独特性，可见这个文化的强势。
那么由于他的教育和他对文献的整理，中国文化从此别开了一个新的局面。
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地用宋代的儒者或者明代的儒者那样悲观地看待中国孔子以后的历史。因为宋代的儒者和明代的儒者都是以孔子以及以上古三代来批判现实。有人说中国文化是没有批判性的，这是胡扯。没有批判性诸子们在干嘛？二程在干嘛？王阳明在干嘛？王阳明他们都是用古代资源，用那个理想的古代世界来批判现实的。那个批判性之强，远超过我们今天。而且那个道德人格之强，我们看王阳明……东林党人实际上有很多人都是阳明的信徒。东林党人有几句话只要我们一读都会非常感动，叫“冷风热血，洗涤乾坤”。这样的一群人。怎么能说汉语文化，怎么能说儒家精神里没有批判性呢？这很荒谬。当然我们要回过头来要看到，我们不能简单地那么去看，把孔子以后的世代中国文化展开的世代视为一个文化堕落的过程。不能那么讲。
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前人讲得很详细了。有人说，孔子开了私家讲学之先。这话说得没错。那么这些赞誉我认为，说的都不错，说得都是很客观的，很实在的。但是都只是见到了孔子的小体，而未能识其大体。我刚才说，孔子是中国历史上那些伟大的灵魂中最伟大的灵魂，那么，我把这个话转译为这样一个话：我们在这里将孔子视为中国文化本根中的最高价值的人格化体现。中国从上古至周代的种种文化积累、价值演变，至孔子而得以集中的绽现。此后中国文化虽历种种变迁，而终能持而不坠，实赖孔子所造之规模使然。这是我对孔子的一个评价，这也就是我以孔子为中国哲学史的开篇的理由。
前两天讲张载有一句话特别打动我，张载说自己为这个文化唱此绝学的时候，苦于有相同精神追求的人很少，苦于学者少，因此，张载说了一句话叫“贪于学者”，令我深有同感，“贪”的意思就是渴求，珍视。杨明见了所有人都在喋喋不休地讲仁义道德，他说老感觉自己像一个开饭店的，不管人家是不是饱，是不是要吃饭，他都要不停地劝人家吃。我也是这样。
好，我们下面进入正题，二，孔子生平。因为我已经推荐你们看《孔子传》，你们可以去看。《孔子传》这部书很有意思，它是钱穆先生一生中唯一一部被退稿的书，80多岁，钱穆气得够呛，我80多岁第一次被人家退稿。为什么退稿呢？是当时，香港孔孟学会，请他写《孔子传》，写完之后呢~钱先生一直有一个观点说，孔子跟六经无关。这个观点我不同意啦。这是钱先生自己一个独特的见解了，他有自己深刻地考虑在里面，但是孔孟学会一看这个，就坚决退了稿。钱先生大怒，他说，你找我写就应该知道我一贯的观点，我从20几岁就一直说到现在，孔子跟六经无关呀。这个很有意思~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那么孔子生日时哪一天？哪天？我也记不住了，非常抱歉。不过我知道这个是台湾的教师节。你看我们的教师节是何等的没有来由，教师节安排在9月10号，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不知道干嘛的。呵呵~你哪怕随便找一个皇帝的生日，哪怕MZD的生日我们也勉强将就了，有点纪念意义，整一个9月10号真是没文化呀！这么没文化真是让人受不了。你要是有机会访问台北和香港的话，你回到北京就会觉得北京这个城市特别没有人情味，觉得特别没劲，你说除了那个步行街，丑陋的步行街以外，那个步行街这两年好看点了，以前那个招牌，这么大，横着放，横着放的招牌真难看。你去台北逛的时候，你会觉得台北特别有人情味。因为台北下雨多嘛，专门会有那个管，特别长，到处都有可以逛街的地方，北京绝大多数街道，你要逛街就觉得很傻，只有匆行赶路才觉得比较恰当，北京已经快变成一条大道了。你要从德国回来，你就会觉得北京特别没有文化。特别自卑，每次回来，我去了两趟柏林，第一次回来觉得简直自卑的快绝望了。郁闷了整整好几天，我怎么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精神百态怎么如此的丑陋？每一个建筑都让我触目惊心，每个建筑每天都在伤害我。从美国回来终于觉得平衡了，原来有跟我们一样没文化的地方。
孔子的先世是商的王室，殷商的文化是非常高的文化，我不记得是哪位先生说的了，他说：西周对殷商的征服，实际上是一个较低文明对较高文明的征服。这个较低和较高是从文明的细节上来说。比方说我们看清代，你比方说看《红楼梦》这样的东西，比如明清小说这样的东西，你常常看到一个文化烂熟的表现，这文化完全成熟了，成熟到以至每一个细节安排得都没有任何意外，你看那个小说没有任何意外，明清小说将男女之情的笔调，是完全丧失了爱的能力的人的笔调，完全没有爱。那个文化精致到去雕一个小桃核，你去看台湾故宫，那个台湾故宫太宝贝了！你随便看一件宝贝都十分的了不起，你可以看到苏东坡写的《后赤壁赋》的原稿，你可以看到朱子写“无极而泰”的，那个至大至高。你去看清代的里头，刻得什么舟呀，舟里面的船呀，恨不得在里面再写一篇《兰亭序》呀。这个文化精致到这个程度的时候，这个文化的生命力也就没有了。其实殷商的问题恰恰如此，文化到了一个烂熟的地步，必然被一个活泼泼的，更具鲜明活力的文化所取代。
那么孔子的文，恰恰是跟他的殷商王室的血统是有关的。孔子的父亲叫叔梁纥。叔梁纥是鲁陬邑大夫，武艺绝伦，武功极高，以勇称，是当时最勇猛的人之一，大力士，到什么程度呢?大家看过《隋唐演义》吧？托住那个千斤闸，悬门。古代那个城门这么打开，拴拿掉了就能撞，只要把吊桥打开就能撞开，悬门一下，那就撞不开了，然后那个里面人也出不来了。隋唐英雄传里，托这个的人是谁来着，我记不清了，好像是李元霸。就是李元霸，他把这个托起来了。叔梁纥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当初他们一块儿去跟晋国打仗的时候，他们去进那个城里，悬门已经开始往下坠，叔梁纥举着，让所有人都走，然后他自己再走。这里面讲的，第一就是力量大，这个我们大家都看到了。第二个，“入先勇也，出后义也”这是典型的义的行为。孔子是一个比较伟大的人，当然要一个比较伟大的人才能生出来。
他娶于颜氏女生孔子，孔子名丘，这两个字就不要连读了，不能称圣人名讳，至少在我这里是这样的。他为什么名丘呢？是因为他生了之后~我不知道他那个头型是什么样子的，大概说是像丘一样的头顶，不是很清楚。是生具异相啊。而且他父亲娶她母亲的时候，是60多岁，有一些人说：孔子野合而生。一些内心不是很干净的人，一些试图这样解释的人，望文生义。因为孔子父亲娶她母亲的时候，已经60开外了，而他母亲还只有17岁。还没有到正式结婚的年龄，倒是有一点非礼，嗯，有一点非礼！在这种情况下的野合，不是在立法之内的。像我们今天，也发生这种事情，杨老先生，这个，个人的事不宜评价。不过我这里插一句闲话啊，我老觉得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关系里头，杨振宁是有问题的。其实杨振宁这样一批人得享这样的大名，其实是不应该的。还有一些是应该更令我们感动的人，比如邓稼先，大家知道邓稼先吧？邓稼先怎么死的？放射性，就是那个原子弹没有爆炸，他说我是负责人，他去把那个原子弹弹头拿出来。他是深知后果，他死得是极惨。杨振宁后来见他的时候，他和杨振宁的照片，鼻子下的血迹都没擦，因为擦不干，他是身体的全部孔窍全部流血。何等伟大的人！离我们这么近，我们还能感受到他的伟大。有很多科学界的人是很令我们敬佩的。
孔子自己说，“十有五而志于学”。是说孔子治学时是15岁。那么这个治学的目的不是为了知识的掌握，也不是为了干禄，这个立志是为了行道和得到。所以说，孔子立志，十五立志，这个“志”，是志道。我们现在常常说“我而立之年了”，说自己“不惑”了，到了50，就敢说自己“知天命”了，这真是什么话都敢说呀！这是人孔子，圣人自夸，圣人解释自己成德的次第，到50岁才能“知天命”，你也能行？大部分人的年龄，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把年龄活在自己身上，当然也未必活到了人家的身上，有的人可能一辈子，到死也就是三十，而立。因为“而立”这个“立”是立什么呀？不是说你成家立业就叫“而立”了，那叫“立于礼”呀，什么叫“立于礼”呀？“立于礼”就是说行道已经~“礼”对他已经不构成障碍了。“礼”是他成就个人的根基和依据，是他骨子里的冲动，这是何等高的一个道德高度呀！所以我们以后再写文章的时候，千万不要再做这种僭越之事啊。有点不自量力，这个~来不来就说自己“我这件事情做得太中庸了”。你哪是中庸呀，你分明是庸俗嘛！“中庸”是何等高的一个德行，就敢随便说。我们学过哲学史的人，有些话，我们就知道，以后就不会说了啊。
孔子年轻的时候，因为他父亲早死，他出生很快就过世了，然后，母亲又在他很小的时候去世，所以他生活是相当贫困的，他说“吾少也贱”，我小的时候也贫贱。“故多能鄙世”，孔子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在那个时候可以视为全才，礼、乐、射、御、书、数无一不精。礼乐就不用讲了，是一个君子的日常生活，射御是什么？是打仗。御是开车，射是射箭。然后书呢？书不是说书法，也不是会写字，而是说有文字能力。然后呢？数是什么？数是会计，孔子做过会计，孔子做过乘田委吏，乘田呢，就是放牧牧羊，委吏呢，就是仓库保管员。但是这些事呢，孔子做的一定不是很长，因为他到30岁的时候，据钱穆先生考证，就家居授徒了。
那么他所讲授的对象，都是当时的“士”。“士”是我们常常见到的一个词，那么“士”在当时国民的成分里头，又是什么样一个成分呢？这个据徐复观先生说——徐复观先生是熊十力的弟子，被视为港台新儒家之一。——徐复观在《两岸思想史》中说，“士”本是国民中的农民，农民脱离了土地，成为参政辅政的预备军，这是“士”的来源。我相信徐先生的论述，当然是有他的道理的，“士”阶层的某一部分来源，一定是这个来源。那么还有一部分来源，我认为徐复观先生没有注意到，就是贵族，由于支脉延伸，贵族最初是一代啊，一代是一个人，封地封爵，随着支脉的延伸，随着支脉的扩大，族系的扩大，只有长子这一系，可以继承爵位和禄位，以及封地，那么其他的这些人，逐渐地沦为平民，因此它还有一个这样由上而下的过程。因此在很多“士”的过程里，这也能帮我们解释为什么在先秦的“士”有那么高度的自觉，主体性的自觉，道德的自觉，知识的自觉，是因为他在贵族的教养之中，有了这个教养之后，物质文化，以及官位地位他会失去，但是文化教养的基本氛围，还是能在家世的继承中得到保持。所以我们看孔子的教育对象主要是这批人。
那么孔子教育弟子的名声很快就变得很大，这个很大的证据，钱穆先生讲，鲁分晋齐，季孙、孟孙、叔孙，当时鲁国的三个大夫，当时的三家与鲁公的公室构成了两股对抗的政治势力，在孔子生活的时代，三间的势力已远远大于鲁公公室的势力，无论从财富，从政治势力来讲都大于他。当时孟齐子临死的时候，就让两个儿子跟随孔子学习。但是孔子在教育这两个孩子上面，不是很成功，因为后来，孔子在鲁国想要实现自己的理想的时候，其中最重要的、第一步的政治方针，逆私家，尊公室。那么当时三家都是有自己的都城的，有都城是什么意思？有都城我就有了城墙了，我高兴不听你的，我把城门一闭，你能把我怎样？我有军队，有粮食，什么都有。孔子当时第一件事情就是把三家的城墙打掉，这件事呢，季孙和叔孙反而都接受了，而且都完成了，只有一家没做，就是孟孙，而孟孙又是孔子的弟子。可见教育人是很难的呀！孔子这样的圣人，也很难把他们教育好。
孔子35岁的时候事齐，离开了鲁国去齐国。这个时候，据钱穆先生考证，是和“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有关。这个佾呀，就是行，当时，只有天子可以用八行演武吧。当时的季孙氏竟然用八行，八行就意味着他用了64个人，当时大夫应该用几行呀？四行，32个人。孔子说“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个的意思是“这个我们都能忍，还有什么不能忍的吗”？是这个意思吗？不是~不是~这个“忍”，是忍心做，说“这是你都忍心做，还有什么事不忍心做的”。这两个意思是不同的，当然是我后面说的这个是，对的。忍的本意是残忍的意思，我不知道你们现在的座右铭是什么，我常常看到一些人，来不来就在墙上贴一个“忍”字，不知道大家都忍个什么？殊不知这个字，可以说是汉语文字里最贬义的一个词。我们现在把“容忍”放在一块，其实容和忍是不同的，我们可以说宽容，最好不要~我们可以认为“容忍”是偏“容”的，但在一块儿，“忍”这个字，就是坏字。这是都忍心做，还有什么不忍心做？孔子通过这件事就看出季孙氏的僭越，以及国将乱，对公室已经完全没有避讳了，已经能明目张胆的僭越，孔子在这个时候就离开了。孔子有句话说“危邦不居，乱邦不住”那很多人就说，好！那治邦要你干嘛？孔子认为这样，危邦和乱帮是自己无力做，无力扭转，不能参与局势，不能左右局势的时候，君子要远离危难之地。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就孔子而言，孔子极端强调士的尊严，在危邦和乱帮生活不在于生计不在于生存，而在于随时有可能，丧失作为“士”的、作为君子最起码的人格尊严。孔子的意思是说，在一个天下大治的社会里，自己做一个隐士，也没有什么关系，而在一个可以有为的乱世里，自己付出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关系。你随时有可能，不是威严而是尊严，丧失你作为士，你作为君的最起码的人格尊严。孔子要避讳的是这个，孔子的意思是说，如果在一个天下大治的社会里，自己做一个隐士也没有什么关系，做一个老农民也没什么关系；而在一个可以有为的乱世里，自己付出自己的生命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一个自己无可作为的乱世里，乱国里，孔子说我还是离开。孔子在当时的鲁国就是这样。
在这个里面说点感慨，就比如说，对比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在解放后许多人文知识分子选择了留下，一些人走，像钱穆就是毅然决然地走。陈寅恪是想走而又有犹豫。所以走到了广州想再看一眼。有人说陈寅恪是首鼠两端，去国、背叛，要么你背国你走，要么你留下，其实不是。陈寅恪知道离开也没有用，离开了也是花果飘零，离开的那种生存同样也是一种没有价值的生存。而且陈寅恪留在这个国家，他是那个时代，几个少数保存自己尊严的人之一。当时有名的老一辈的大知识分子，一个是陈寅恪，一个是梁漱溟。其他人，有些人因为去世比较早，得以保全，包括我的师爷汤用彤先生，他去世的比较早所以得以保全。像冯先生这些人，因为死的太晚，而留下了一些自己可能想来就后悔的文字，那些丑陋的，包括批孔子的。这点应该向孔子学。科技知识分子，因为XXX对科技知识分子一直是比较客气的，还是比较重视的。XXX痛恨或者说一直想治的都是人文知识分子。那么他去齐以后，很快，第二年，就发生了季氏，发生了鲁国的内乱，鲁昭公奔齐，逃到了齐国。可见孔子的聪明。孔子到了齐国以后，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么孔子所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首先是针对齐景公当时的具体政治形势而说的，齐景公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一，当时的陈氏后施于国（？），也是一个私家高于公事的情况。这是从外面，这是齐景公的外忧。内患是什么？齐景公当时有很多宠幸的妃子，大家都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所以齐景公迟迟不立太子。孔子一上来就告诉他他应该做什么。但同时这个也告诉出了，传达出了一般的政治原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即是就齐国当时的具体的政治形势发的，同时又是一般的政治原则。结果呢，齐景公最后不能用孔子的话，即不能用孔子所建立的道义，也不能用孔子。孔子就走了，就离开了。
孔子从齐国返回鲁国之后，仍然没有受到重用，就退而修《诗》《书》《礼》《乐》，这里的“修”实际上是学习，继续地研讨。而这个时候孔子的弟子越来越多，很远的地方都有孔子的弟子来，我们知道《论语》的第一句话叫“友朋自远方来”，这是汉代的笔法，同门曰“朋”，同志曰“友”，这是汉代的，友朋/自/远/方/来，不是自/远方/来，“放”是并的意思，明白了吗？是友朋自远处一起来。我们注意古代我们现在习惯念的双字词都不存在，这个读法我认为是很漂亮的一个读法，这个话钱穆先生考证认为这句话是孔子35岁左右的时候说的。这批弟子中已经有很多很有名的人了，比如子路、冉求、宰我、颜回、曾减，这些人都已经是，孔子的这些弟子我们去看《史记》的《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年51的时候，到了51岁，他才“作”，才为鲁国所重用。做到了鲁的司空，后来又做大司扣。但前后时间很短，因为他的几项政治的主张都没有实现。最后他就再次退居。孔子终不见用。
那么后来孔子从大司扣这个职位去职的一个直接的原因在《论语》中有一个非常直接的话叫“齐人归女乐”，齐人，当时齐国的人，齐鲁挨着嘛，齐国人当时说，鲁国用了孔子这个大贤人，很快就会比我们强大，然后就送了一些美女呀，和一些，当时齐国产美女阿，盛产美女。然后呢，送了一些美女和女乐，乐手呀，这些都是会唱歌会跳舞的人送去。季桓子，当时季桓子执政，就收下了。“受之，三日不朝。”三天不参与朝政。孔子就走。这个原因是一个直接的诱因。这个直接的诱因当然后面有它的问题，背后的潜力（？）在。这之前，孔子对季桓子的一些建议季桓子已经不太听了。像孔子这样的人是真正的大臣，这种大臣的意思是说，有建议你听我就在这，如果我的建议你不听，这个禄位对我来说，轻得不能再轻，说走就走。孔子走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地方有描写，他去鲁的时候，是非常慢地走，从鲁走到齐，走了好几天。他其实在等，就是说等季桓子来追他。这个就是说他一方面必须保持自己他士的尊严，另外一方面他真的渴望在他的社稷父母之邦做点事情。可是没有。然后他就去了卫和陈，到卫又遇到了卫灵公和南子，见南子，见南子的时候，南子要见，知道孔子是大贤者要见，孔子说那我就去见见吧。然后子路就很不高兴，子路很不悦。孔子没办法就向子路发誓说，我如果有什么坏的行为，天验之，天验之。然后见南子描述是有描述的。南子见了孔子这样的大贤人也很规矩，隔着帘子之后，之后描写得非常漂亮，中国古代的字极有传神的能力。见南子的时候，听到帘子里面传来环佩之间的叮当声。说明南子在回礼。就这么一点就将这个场景完全传达出来了。可以看到一个真正正直的人，一个圣人出现在面前的时候，谁也不敢乱来，谁也不会乱来。
结果卫灵公又问孔子打仗的事，孔子说，我只知道礼乐之事，打仗的事我不知道。孔子不知道吗？孔子当然知道。然后就走了，说卫灵公不是仁者。此后，孔子游历陈、蔡、渉（？）等国家，先后历十余国。曾经在陈绝粮，在陈国的时候断了粮食，断了好几天。孔子的弟子，随从的人都已经精神萎靡，身体萎靡，但孔子却悬歌不绝，仍然保持他安乐的心态。子路非常不高兴，去问孔子说：“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怎么回答？“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也。”这个大家都熟呀。在外游历了14年之久，那个时候孔子已经67岁了。孔子67岁的时候他终于发现，彻底的绝望了。他前面真的怀抱着很大的希望吗？并不是，那个时候他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但是到了67岁以后他发现，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也没有必要了，于是他回到自己的鲁国，去做文化的整理工作。再次通过教育来保持他的洞见，保持一种文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孔子是个音乐家。这个时候孔子已经基本上不参与政事了，而当时孔子的弟子已经成长起来了，像冉求、子路、子贡这些人都做了季氏的家臣。
孔子卒于哀公十六年，年73岁，《礼记·檀公》这一篇对孔子的以前的事情有一些记载，说孔子有一天早上起来，背着手，拿着拐杖，逍遥于门，在自己的庭院里头很逍遥，然后唱着歌，说“太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现在来不来谁过世了，一写悼念文章就“哲人其萎乎”僭越，看见无所不在的僭越，这个话不能乱用，何必乱用呢？用这样的话也不表你学问高，又不表示你语言的创造力强，何必呢？你的悲痛之情完全可以用自造，自己发明的词来传达，来营造。子贡听到他唱这个歌，就“趋而入”，趋是一路小跑进来，这个时候可以看到孔子晚年的时候，子贡一直陪在他身边。子贡年轻的时候做过一些事情，包括做生意什么之类的，做生意作很大，是当时的比尔·盖茨，做得非常大。《史记·货殖列传》里讲商人的时候，第一个是陶朱公嘛，陶朱公是谁？范蠡。第二个是谁呀？就是子贡。孔子死后，子贡到哪个地方都特别有派。一出门的时候，后面就有从者几辆车跟着，到了哪都是与诸侯王分庭抗礼，比他老师有谱多了。穿着好衣服，骑着好马。然后见了孔子另一个弟子叫子由，孔子的这个弟子子由当时很落魄，子贡不小心说了一句让自己后悔了大半辈子的话，说：“子病乎？”“病”的意思说你有什么问题吗？不是说你生病了，是说你的生活有问题吗？或者那个“病”就包含有错误的意思，子由非常不客气地告诉他说：“是贫，非病。”是贫，只是贫穷而已，并不是我犯了什么错误。然后，子贡当时就不好意思了，子贡是一个善于不好意思的人。这样一个，当时很多人都认为子贡是最大的贤者，但子贡的一生对孔子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我们看《论语》里子贡对孔子的评价，“孔子是天，不可接而生也。”到孔子晚年，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子贡是一直在他身边的。他趋而入之后，孔子就对他说，昨天晚上作了一个梦，梦见“坐槛（？）于两人之间”，在两个门框之间被祭奠，说我大概要死了，然后孔子7天之后就死了。死了以后，孔子葬于鲁城北。今天这个还是孔子原来的，孔子葬的那个地方现在还是，历代，孔子一直受到尊崇。太史公去写《仲尼世家》的时候，他曾经到孔子的墓的地方去访问。在孔子死以后，孔子很多的弟子，家都搬到那个地方了，就守那个墓。就聚族而居。一直到了《史记》那个时代，日益繁盛，太史公就说了几句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外加一句，我觉得中国古代，你说中国古代文学不发达，其实中国古代小说之类的很不发达，一直到明清以后才发达起来的，其实中国最伟大的文学是在史书，即使后来有了那些小说以后，最伟大的文学仍然是《史记》。哪个国家要跟太史公搬诺贝尔文学奖，我认为是对太史公的侮辱，是对诺贝尔奖的抬高。诺贝尔不就是一个造炸药的。又不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也算一个造炸药的，造得更大。孔子死了以后，他的弟子为他“皆服三年”，服丧三年，服丧三年在当时是什么？是服，服父母之丧的是服三年，“三年新丧毕”，结束了，大家可以出去做事了，大家相语绝去，同学就相互离开，大家都抱头痛哭。子贡又单独留下来，又单独呆了三年，他一直在孔子的墓前庐墓而居了六年，这六年如果按我们今天计算，子路该损失多少收入阿。那个时候不能像今天一样还可以在庐墓里面一边打手机一边来指挥生意，那个时候做生意不是这个样子的，可见子贡后来对孔子的尊崇。而且我常常在想象那段时光，在孔子死了以后，当这样一个伟大的人，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价值的人格化，活生生的真理现身在你的身边的时候，他活着本身就是我们生存的意义。他给了我们生存的尺度，给了我们生存的价值，当他过世以后，孔子的很多学生都非常的不适应。所以那段时间，围在老师的墓的周围，替老师守墓的这段时间，应该是孔子的弟子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光之一。大家相语讲学，共同尽德尽道这样一个过程，是一个非常难忘的时光。这是对孔子一生的一个简单描述，然后下面我再讲一下孔子的形象。
孔子长得像什么呢？我们中国文化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它不重“形”，中国画画重什么呀？“神”。它不重那个直接的外观的传达，所以我们今天就……比方说我一学生到我家里来，送我一个大的孔子像，然后和我聊起来，我也不知道放在哪，不知道该放在何处。所以我们很难把一个伟大的人用形象传达出来，能够那么有效的震撼你。像佛陀那样的震撼力。比方说古希腊雕像所带来的一种震撼力。中国文化的震撼力不是这个震撼力，或者说中国文化的震撼力，中国文化中国艺术的表现不是空间性的，这个我将来跟你们讲张载的时候会详细的论述。中国思想更是时间性的，更追求本质。因此我们现在已经不大能知道孔子的形象是什么。我们能在《论语》里看到一段，说《论语》中有一篇，孔子的身高是九尺六，比项羽高，高不太多，也就高了一尺多。差距也就是姚明和奥尼尔的差距。反正很高。当时说他是“长人”，号称“长人”。那么孔子的长相像谁呢？孔子到了郑国，有一天跟弟子失散了，然后孔子就独自立在郊的东门，在东门等着，然后子贡就到处找，到处问，终于子贡找到了，找到了之后，孔子就说，你怎么找到我的啊？子贡就跟他说，说我问了一个人，一个人跟我说，东门有一个人，他的额头像尧——那个时候估计有尧的画像。——他的脖颈像皋陶，他的肩像子产——前两者都是大圣人，后一者也是大贤人，大贤者。——从腰以下不及禹三寸，比禹短三寸。这个人够厉害的。接着一句“累累若丧家之狗”。孔子听了以后就笑了。“形状莫有”，他知道前面都是表扬的，“贤者之像，形状莫有”，说我若丧家之狗呀，“然哉然哉”。看到孔子的幽默感。
孔子的幽默感体现在另一篇也比较充分，有一次他的学生治理一个小地方，就请他去，他去的时候，还没走到那个小城，就听到里面有悬歌之声，孔子就莞尔一笑说：“杀鸡焉用牛刀？”结果他的学生一点幽默感也没有：老师我听你说，“君子学道者爱人，小人学道者易使”，那么你怎么能嘲笑我这个呢？孔子不得不把他的幽默感赶紧收起来：“这个事是我错了。”很有意思。那么孔子家居是什么意思呢？孔子家居，在家庭生活中有是什么样子的呢？家庭生活里，孔子和他的儿子是这样：君子远其子。君子为什么要远其子阿？远其子是为了教育他。只有远其子才能教育他的儿子。孔子的儿子叫鱼。孔子当时在生活中，给他的弟子讲很多东西，但他们做来做去，就是做不到他那么完满。他弟子老觉得他隐藏了什么东西，然后孔子就说我没有隐藏任何东西。结果他的学生还是不信，向鱼打探，说他怎么教育你啊？鱼就说，有一天我父亲立在中庭，我趋而过之，趋而过之，一路小跑吓得不行。然后他父亲说，问他“读诗乎？”他说：“未读。”“不读诗无以言。”后来隔了一次，又趋而过之，孔子问他说“读礼乎？”他说“未也”。孔子说“不读礼无以立。”孔子对儿子的教育就是这么严格。然后那个人说，那个人特别善于总结，说“问题得三，知道要读《诗》读《礼》，君子要远其子。”这是孔子的整个生活面貌。下堂课我们讲孔子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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