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墓位于隔壁的义津镇阮畈村铁门口小伍庄的姚师山，驱车从麒麟沿G237国道向南10公里左右（枞阳到麒麟的101公交车在这里设有站牌），再向西沿“村村通”水泥路约1公里就到了。墓的大致方向是坐东朝西。从乡村公路进来后，先看见的是墓的正后方，映入眼帘的是用青砖砌成约有1米高的坟冢。绕到墓前，最显眼的是墓地的三块碑。立在墓两侧的是两座文保碑：左侧的一座是枞阳县文物保护单位，立于1961年，右侧的一座是安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立于1986年。
位于墓正中的一块是墓主人姚鼐的墓碑了，立于清嘉庆二十四年，即1819年。俯身仔细端详这块墓碑，只见墓碑碑额上装饰的双龙戏珠图案因年代久远，有些模糊，但仍依稀可见；碑身所刻的文字，字字清晰，“皇清诰封恭人姚母张恭人/惜抱姚公之墓”（姚鼐与夫人张氏合墓），是嘉庆年间姚鼐的曾孙所立。墓主人的落款为“惜抱姚公”，“惜抱”为姚鼐在钟山书院内所设轩名“惜抱轩”，世称“惜抱先生”，故得名。沿正中墓碑下是新修葺的大理石铺就的三级石阶的墓道，墓道两旁有汉白玉栏杆。这是2012年枞阳县人民政府按照“修旧如旧，不改变原状，恢复原貌”的原则进行了精心修缮。修缮后的姚鼐墓，保留原有的布局形制，墓饰简约，松柏掩映，环境高雅清幽，庄严肃穆。现已成为周边重要的人文景点。
姚鼐（1731-1815），字姬传，一字梦谷，今枞阳县钱桥镇人，与方苞、刘大櫆并称为“桐城三祖”。乾隆十五年（1750年）中江南乡试，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进士，授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改主事，曾任山东、湖南副主考，会试同考官。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入四库全书馆充纂修官，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秋，借病辞官。时年44岁。姚鼐是“桐城派”主要作家，著作有《惜抱轩文集》《古文辞类篡》等；被誉为“中国古文第一人”，“中国古文的高峰”。在桐城派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姚鼐被公认为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至姚鼐时，桐城派正式形成，并进入鼎盛时期，以致成为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统领清代文坛200多年。可以肯定地说，姚鼐是那个时代一流的学者和文学家，他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他不仅在文学上有卓越的建树，而且还对教育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也是那个时期一流的教育大伽。他后半生专心教育，以授徒为业，直到最后病逝于南京钟山书院。凭吊先人，无限敬仰；铭记先贤崇高的风范，尤其像姚鼐这样的一流的教育大伽，应该给我们这些从事教育工作的后辈有许多启迪和教益。我想，至少体现在以下几方面：明智决策，弃官从教。对于姚鼐弃官从教，许多人都感到无法理解。尤其是后世的许多学者在研究他时，都很容易产生困惑：是什么原因使他在正是为官的大好年华却突然请辞呢？姚鼐生于官宦之家，曾祖父姚文然曾担任过刑部尚书，伯父姚范曾担任过翰林院编修，母亲张氏是宰相张英的孙女。张姚两家世代为官，家学深厚。生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自然是从小就胸怀大志，欲以天下为己任，刻苦学习圣贤文章，立志走仕途之路，争取出人头地。于是，他发愤努力，一步步地去实现他人生的志向。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中江南乡试，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进士，授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改主事，曾任山东、湖南副主考，会试同考官。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入四库全书馆充纂修官。官位显赫，官运也算亨通。可突然借病辞官，似乎违背常理。但可以断定他当时作出辞官的选择绝不是一时的冲动，肯定是考虑良久，是深思熟虑后作出的选择。或许是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或许是力顶外部舆论的巨大压力，而作出的人生关键的重大抉择。尽管他辞官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答案也众说纷纭。但最重要的可能是封建统治者官场上的明争暗斗，相互倾扎，尤其满清王朝是少数民族建立的统治政权，对汉人一直持有戒心，大兴文字狱，不断打压读书做官的汉人。在这种情况下，深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而成长起来的姚鼐，不仅感到当朝为官难以施展自己的才华与抱负，甚至感到大有“伴君如伴虎”之感，为了明哲保身，干脆急流勇退，选择辞官，开始他近40年的讲学生涯，“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过着清静而充实的教书生活。四处讲学，不辞辛劳。他从教时间长达近40年，经历也很丰富。就在他辞官回家后的第二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接受了两淮盐运使朱孝纯的聘请，来到扬州，主讲梅花书院，由此揭开了他后半生掌教书院的序幕。他在梅花书院教了三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他来到安庆，入主敬敷书院。这一讲就是八年，乾隆五十二年(1787)八月，他因母亲陈氏病逝，不得不辞去书院山长之职，回家奔丧。第二年，他又应徽州知府之邀，来到歙县，主持紫阳书院。这次时间较短，同年秋，他就回老家桐城了。乾隆五十四年(1789)，他因江苏巡抚闵鄂元之邀来到江宁，开始掌教钟山书院，直到嘉庆五年(1800)十月，才辞去书院山长一职。在次年二月，他又来到了郡城安庆，开始人生中第二次掌教敬敷书院的经历。这次主讲时间较长，近五年，直到嘉庆十年（1805）才结束。这一年夏季，已是75岁高龄的他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再次入主江宁钟山书院。令他没想到的是，钟山书院将成为他的终老之地。十年后，他病逝于钟山书院，后归葬于故里此地。无悔选择，安心从教。作为封建社会的读书人，“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是人们最时尚、最理想的追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古代读书人梦寐以求的。姚鼐通过不断努力，获得金榜题名，擢起了显赫的官位。正当他的前途如日中天之时，却弃官从教，不难想象，需要多么大的决心和毅力！经受住多少的诱惑和痛苦的折磨！尤其是在官本位思想非常严重的封建社会，教书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远远不及封建社会的为官。教书的生涯是非常清苦的。他当时的清苦状况从他友人的诗作中可以看出。在主讲梅花书院时，他的继室病逝于扬州。友人吴定作《送姚姬传奉夫人柩归桐城》曾感叹：“身世艰如许，飘然返故乡。关山依老母，幻梦托孤王。野阔风驱雾，秋深月带霜。南陔私欲赠，无语忽沾裳。”好友王文治作《送姚姬传归桐城》:“连江寒雨送归舟，楚蓼吴枫一片秋。浮世从来惊腐鼠，余生只合伴闲鸥。他时春树重回首，明日黄花独倚楼。杜牧风情真减尽，从今无梦到扬州。”这首诗同样写出姚鼐辞官后在书院寂寞清冷的生活状况。梁阶平在此期间曾多次写信邀请他回朝廷担任要职，均被他谢绝，坚辞不就。在这样清苦寂寞的环境里，坚持了近40年的教学生涯，无怨无悔，默默坚守。可见，他执教的信念是多么的坚定，又是多么的敬业乐业！难道不值得我们今天的从教者学习吗？品行至上，教学得法。主要表现在：一是重视品行教育。在对学生进行教育之前，尤其重视学生个人品格的要求。姚鼐理想中的处世之法便在于他所讲究的“士志于道”。在他看来，“惟能知为人之重于诗者，其诗重矣”，为人是作诗行文首先应讲究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应坚守自己的道德理想，另一方面又应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早年在担任山东、湖南的乡试考官时，就善于发现、培养人才。二是因材施教。在姚鼐眼中，学生天资有差别，要因人而异。在对学生进行写作教育之时，学生的起点并不一样，尽管可加以同样的师资、环境等培养，但最终达成的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他对此这样评价，“文章之事，望见途辙，可以力求。而才力高下，必有天授”，众人的天资总是不一样的，与生俱来之事自当不能变化。但这一切都要讲究事在人为，先天的不同并不能够完全阻隔人们学习上升的空间。学生的天资卓越固然值得欣赏，个人应从中发挥自身能力，后天的努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写作过程要讲究方法 ，在文章的写作学习中，要求学生应该掌握精读、诵读、熟读的学习方法。三是自己选编教材。他主讲扬州梅花书院时，除了讲授时文技艺外，还兼讲古文义法，以古文为时文。以古文名扬天下，门下书生都纷纷问他作文之法。他认为文法不尚空言，乃选编《古文辞类纂》，以示门人诸生，向他们传授为文之法。并以此为教本，将古文分为十三类：论辩类、序跋类、奏议类、书说类、赠序类、诏令类、传状类、碑志类、杂记类、箴铭类、颂赞类、辞赋类和哀祭类。《古文辞类纂》的书尾，姚鼐指出为文者应以神理气味为精，以格律声色为粗，然后在习得中逐渐感受粗中之精，最后获得文章中的精华，吸收文中的神理气味以滋润自己的文学修养。桃李芬芳，人才辈出。培养并影响了一大批弟子，可谓“名师出高徒。”由于他的声誉和影响，许多学子以能够师从姚鼐为得其所归，倍感荣幸。如高淳的吴维彦入了书院，跟他学习多年；宿迁的罗绅进了书院，也跟他游学数年；婺源的吴山南、吴培父子先后就读书院，跟随他学习古文义法，等等。四十年的讲学生涯，使得他桃李满天下，与此同时也成为当时江南学子心中的精神偶像。在他的文行感召下，身边汇聚了一批服膺其法的弟子，如陈用光、方东树、刘开、姚元之、姚柬之、姚莹、吴德旋、姚椿、鲍桂星、梅曾亮、邓廷桢、管同、伍长华、刘钦、温葆琛、齐彦槐、汪兆虹、吴翼元、胡镐等。尤其被称为“姚门四杰”的梅曾亮、管同、姚莹、方东树最为出名。他们中不少人受大师教诲和影响，后来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栋梁。
伫立在姚鼐墓前，缅怀大师的一生，不图钱财，不谋仕途，绝意仕进，专心文章，心存教育。其丰功伟绩，高山仰止，万世流芳。今天我们凭吊先贤姚鼐，一定会收获很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大师的崇高风范和精神内核，永远激励着后人。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单从他的从教经历、教育思想、教育贡献等方面在这里作一点点浅陋的评说，乞求这方面的大伽不令赐教，并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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