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乡忽然惊喊了一声：“毛主席”！毛泽东本能地朝他看一眼。这一看可不得了，又有几个人叫喊：“是毛主席，是毛主席！”然后又有人喊到：“毛主席万岁！” 顿时，群众们犹如潮水一般向毛泽东涌来，那“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震彻云霄。毛泽东骑在马上朝群众们挥手，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微笑，眼睛却湿润了。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显现了空前有利的形势，赣西和闽西革命根据地串联成片，共有22个县，2多万人口。全国共有9块根据地，总人口达1000万以上。红军也壮大为第一、第四方面军及第二、第六军团，总兵力10多万人。
然而，“王明路线”的带头人加紧了“改造”中央苏区政权的步伐，进一步排挤毛泽东正确领导的活动。 自“三人团”4月到中央苏区后，在青塘的中央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五项“决议'，提出“反对右倾及其一切破坏活动”。 他们指责1930年6月成立的红一军团前委和中央苏区犯了许多“严重错误”，“从汀州会议起前委就接受了立三路线，中央局过去是执行一条“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混合的”路线，是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中央局整个工作，并没有坚决执行共产国际对苏区的指示，更没有给立三路线以批评与纠正”。认为“目前党的最主要的危险，仍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消极、悲观、失望，向阶级敌人让等等的右倾情绪”。“三人团”的这些言论，自然是影射毛泽东的。
8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指责中央根据地“严重的错误”，“没有明确的阶级路线，没有进行充分的群众工作”。“认为中央根据地和红军还不够牢固，在土地问题上“对于消灭地主阶级与抑制富农政策，还持着动摇态度”，“中央根据地工人运动不展开”，“在党内和群众中缺乏思想教育”等等。并说苏区中央局在三中全会前执行“立三路线”，在三中全会后，则是执行“调和路线”，即使是4月的中央局扩大会议，也有“某些富农路线的错误“。这封信也是在指责毛泽东。
10月中旬，中央苏区党代会前夕，毛泽东在叶坪召开中央局会议，报告第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 “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项英、 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郭化若作记录。
毛泽东指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出现了有利形势，敌“围剿“军被迫在一段时间内处于守势；“九一八”事变激起全国抗日民众的高涨，国内阶级关系变化，国民党内部矛盾加剧。然而，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没变，日本帝国主义亡亡我中华的狼子野心，也未被大多数人知晓，蒋介石的新的“围疑”也必将到来。他指出，我军必须以一部武装监视正面敌人，主力红军和地方武装应以瑞金为中心，向敌人薄弱且又有群众基础的闽西北和赣西南农村进攻，完成第二次反“围剿”的红军战略进的任务。 可是，毛泽东刚一讲完，“四中全会代表'就另选主席主持会议，对毛泽东发动突然攻击。 他们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否则 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指责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反“围剿”依然是游击主义的传统，无视“阵地战'和“城市战” ，指责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说“红军中狭义的经验主义，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落后思想，事实上要走到错乱的非阶级路线的前途上”，会上吵得不可开交，郭化若手发抖，记录都记不下去了。
但毛泽东同志却沉默地听着，没有争辩，也没法争辩。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让毛泽东总结出一套土地革命政策、建设和革命的战略战术原则，这是经过实践证明的，他坚信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这正是王明冒险主义的阻碍，王明路线的带头人自然会对毛泽东进行排挤和打击。如果说“青塘会议”和“八月来信”是对毛泽东排挤、打击的信号，那么“叶坪中央局会议”就是正式发动进攻了。
接着，11月1日至6日，中央苏区第一次党代会在瑞金召开，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完全按照“中央八月来信'通过了五项决议，指责中央根据的许多严的错误与缺点。提出“党内要发展广大的思想斗争，反对一切错误的思想与倾向，反对狭义的经验论，反对落后意识，以及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党路线斗争，必须高度集中火力，反对党内主要危险一一右倾”。这是直接指向毛泽东的。 会议决定撤销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由项英主持中央局工作。会后，郭化若心情沉重，他想起朱云卿的话：“但愿不要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
大敌当前，王明左倾冒主义搞分裂，对革命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 毛主席问“化若同志，我是狭隘的经验论吗？” 郭化若心里明白，“狭隘的经验论”是“三人团”加的莫须有罪名，目的是要排挤毛泽东，是要夺权。 郭化若想了想说：“毛委员，您对苏区工作和红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没什么经验论不经验论的问题，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的方针是对的，取得了争胜利，是事实，只有别有用心的人都才会否定和排挤。
1931年11月7日，江西瑞金喜庆非常，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举行。 叶坪南边的广场搭起阅兵台，受阅部队，半夜开饭，整队人场，在广场东侧等候。 上午，中央局的领导人和来自东北、永吉泰、闽西、瑞金、 红军以及湘鄂赣省、湘赣省的9个代表团，600余名代表参加阅兵式，这是我军的第二次阅兵。 下午，大会开始，项英致开幕词。 晚上，灯火满街，满天通红，异常壮观。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成立苏维埃政府；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劳动法、土地法、红军法、经济政策、少数民族问题、工、农检查处等草案，并在大会通过后颁布实施。 大会选出7名常务主席：项英、张鼎丞、陈正人、周以栗、朱德、曾山、邓广仁。 会上，毛泽东作《政治工作报告》，项英作《劳动法报告》，张鼎丞作《土地法报告》，朱德作《军事问题报告》，周以栗作《经济政策报告》，王稼祥作《少数民族问题报告》，邓广仁作《工农检查处报告》。 通过几天的讨论，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规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性质是“工人和农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大会还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等重要法律和决议。 大会还进行了授旗和授勋仪式。授予红1、2、4等9个军和红三军团锦旗，表彰他们的贡献。授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8人五星奖章。
1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瞿秋白、任弼时、方志敏等63人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为最高政府机关。 11月20日，大会闭幕，毛泽东致闭幕词。 11月25日，根据全苏“一大'和中央指示，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朱德、彭德怀、王稼祥、林彪、谭震林、叶剑英、孔荷宠、周恩来、张国焘、邵式平、贺龙、毛泽东、徐祥谦、关向应、王斌荣等15人为中央革命军事员会委员，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中革军委成立，取消原红一方面名义及其组织，由中革军委统一领导和指挥。
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该瑞金为瑞京，定为首都。中华苏维埃共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但依然充斥着王明路线执行者排挤毛泽东的各种行径，而且大会通过的某些文件也有过“左'的此错误。 选举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当晚，郭化若向毛泽东道贺，进门就喊：“毛主席！”（这是毛主席第一次被称为毛主席）。郭化若发现毛泽东表情严肃，眉宇间似有忧虑， 其实他很明白，选举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只是王明路线的带头人掩人耳目的夺权花招而已。
召开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建立人民政权，早在1930年2月4日李立三就提出了，后来李立三 “左倾冒进主义”失败了，这个计划也因此破产。 王朋“左倾”主义在中央占统治地位后，变得更“左”，全面否定了李三立路线，但组建全国性政权这点却延续了。在人事安排上，王明路线带头者自然是想把毛泽东排除在核心之外的，但毛泽东在苏区军民心目中有崇高的地位，他显然无法排除，自然毛泽东坐了这头一把交椅。 然而，毛泽东的中央局书记职务被撤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又没有毛泽东的位置，此外中革军委成立后，又取消红一方面军的总司令和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如此一来，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的领导权也被剥夺了，而且红一方面军中拥护毛泽东的同志都被调动了，知郭化也被通知调任军委二局，所有军队指挥权完全集在中革军委统辖之下。
郭化若调任前，十分理解毛主席现在的处境，他忧心忡忡地对毛泽东说了一句：“主席，现在是不是有点像七大时的情况呢。 “我现在不管军队了，我要多读点书。”毛主席故意没有正面回答，“不管去到哪里，都要好好工作，我们共产党人，要以革命事业为重。 “是的，主席，您要多保重。'
郭化若离开后，忧心忡忡，夜不能寝，提笔写下了七律一首：
乌云叠叠日无光，夺得权来乱主张。打仗不听仙人指，到头惨败更慌惶。郭化若回忆说，尽管毛泽东受到王明路线的执行者的打击和排挤，但毛泽东在苏区人民心中有着崇高威望和地位，那是谁也动摇不了的。 自全国苏维埃“一大'后，苏区百姓和士兵都改称“毛总政委'为“毛主席' 了。从苏区到全国，人民都这么称呼，直到毛泽东逝世。
但是喊“毛主席万岁”，则是在1947年的夏天，据毛泽东身边工作人员回忆，那时毛主席指挥蘑菇战，在陕北与敌人斡旋，为了甩掉国民党7个旅的追兵，他们向东过井儿坪、陈家沟，又翻一座大山，进了米脂到葭县的深山里，到山沟，人逐渐多了，再往前走，是个集镇，恰逢赶集，热闹非凡。毛泽东心想坏了，追兵离这仅有30里，群众们还不知道。他叫警卫排迅速通知群众疏散，坚壁清野，并指示部队不得进镇，以免惊扰百姓，然而，群众早都发现了红军的军队，纷纷拥来看热闹。 一位老乡忽然惊喊了一声：“毛主席”！毛泽东本能地朝他看一眼。这一看可不得了，又有几个人叫喊：“是毛主席，是毛主席！”然后又有人喊到：“毛主席万岁！” 顿时，群众们犹如潮水一般向毛泽东涌来，那“毛主席万岁”的呼喊声，震彻云霄。毛泽东骑在马上朝群众们挥手，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微笑，眼睛却湿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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