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熬波”一词，见于南齐张融《海赋》：“若乃漉沙构白，熬波出素，积雪中春，飞霜暑路。” 所指皆为熬煮海水为盐。构白、出素、积雪、飞霜，形容的都是海盐熬制既成时的形态。一链构白，凌波素洁，如积雪堆砌于艳春之时、飞霜瀑洒于溽暑之途，俱美极。
盐在今天实在太平凡、太不起眼了，甚至因为有可能危及我们的健康而受到排斥，盐似乎成了一个负面的东西。实际上，盐与我们的生活何尝有过须臾分离？曾有美食家断言，世界上最难吃的菜就是没放盐的菜。缺少了氯化钠的生活不光滋味寡淡，还会造成人体电解质平衡紊乱，给生命带来种种危害。盐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在国计民生中亦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消耗量还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
今天的中国，几乎已经不再有人关心盐的那些事，诸如人类从什么时候、通过什么方式来获取盐，古代盐的生产、流通、消费，以及盐对人类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等。然而在欧洲，自从20世纪初法国发掘了一批古代制盐遗存后，盐业考古就开始进入学界、乃至社会的视野，并逐渐发展成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考古热点，且延续至今。
从中国的情况看，盐业遗存几乎都集中在文明的初兴之地、人文的茂发之域，可见人与盐的关系非同小可，甚至可以决定一地之昌盛与否。例如，集中在三峡一带的先秦井矿盐遗址、散落在山西的湖盐遗址，以及《华阳国志·巴志》中记载的蜀郡守李冰主持建设的蜀中盐井和明人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描述的江苏淮扬一带的“大晒盐”等。古代中国的海岸线和今天固然不是一回事儿，但海盐大多产于齐鲁（山东）、吴越（江浙）等东部沿海地带，这些地区的发展无一不领先于当地，首重经济。
二
公元前222年，秦将王翦、王贲父子横渡长江，一举灭楚，平定江南。嬴政归并天下后，随即以始皇之名启动一项影响巨大的国体改革，即废封建、立郡县，把周王朝按照血缘分封出去的土地，借设立郡县的名义又收了回来。秦王朝以独裁为纲，实行中央集权，建立郡、县两级行政机构，形成中央→郡→县的集权体制。在吴越故地新设会稽郡，置郡府于吴（今苏州），下辖二十四县，其管辖的地盘大致为今江苏省的长江以南，以及上海、浙江、安徽与之相邻的一部分。
会稽郡所辖之东南沿海一带，与其他地区有所不同，除了产盐，别无更多优势可言，重盐多碱的土地上长不出庄稼，农耕技术远比中原落后，唯以白花花的盐粒子傲视群雄。司马迁在《史记》中描述，吴楚“地方数千里”“东海煮水为盐”（见《史记·淮南王列传》），主要指的就是会稽郡辖境内的杭州湾北岸地区，含今天的上海奉贤、金山和浙江的海盐等区县。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大自然赋予人类先民最重要的生存智慧。此地“海滨广斥，盐田相望”，民众“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浇”（见班固《汉书·地理志》）。
带凸木头柱子的盐湖
因为制盐而得到免征赋役的权利，吴郡富甲一方。可见制盐业之于当地的国计民生是多么的重要。然而，吴王濞（刘邦的哥哥刘仲的儿子）因此而嘚瑟得很。为防止自己的封国被削夺，策谋造反，裹挟楚、齐、赵等封国的大王，聚众起事，发起反叛中央政府的“七国之乱”。结果“正月起兵，三月皆破”，最后“卒亡其本”（见司马迁《史记·吴王濞列传》）。
秦汉遥远，那个年代识文断字的人本来就少，能够苦熬成儒的更少，结果还都被嬴政坑杀了，书也被他烧毁了，文明于是被腰斩。只有手持刀戟斧钺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以及“七国之乱”这样的大事，才能在历史的回音壁上撞出一点点声响，蹭出一溜火星，散落在岁月的故道上，其余的，随古迹的湮灭而湮灭，庶几无存。
三
自古以来，以盐业生产的原料来源计，可分海盐、湖盐、井盐和矿盐四大类，不仅中国，全世界皆然。
先秦和西汉时期，今上海地界已成陆的部分地块均治于会稽郡下辖的海盐县。古时候的海盐县，辖境远比今天浙江省境内的同名县域宽广得多，并非同一概念。今日之海盐县，仅是古海盐南面的一小部分属境而己。古海盐县大致呈从东北向西南方向展开的格局，现在上海的金山是它的核心地区。汉武帝时，为反击匈奴等少数民族对边疆各地的杀掠骚扰，朝廷不断扩军，导致军费剧增，财政吃紧。为确保进项，掌管财税的大臣、搜粟都尉桑弘羊建议，对盐、铁之类关乎国计民生的资源性经济实行官营，以确保财源。武帝闻言大喜，随即下令，将盐业收拢，归官方垄断，集权掌控。其具体的体制性建构，据《汉书·地理志》记载，便是在全国范围内设置了35个“盐官”，作为制盐业的官方管理机构。
值得注意的是，在大江以南的广大沿海地区，设置盐官的只有会稽郡的古海盐一个县。按照《后汉书·百官志》的说法，这叫“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也就是说，只有产量特别高、税银特别丰厚的郡县才会设置盐官，其他则不然。朝廷也是需要计较行政成本的，赔本的买卖不干。到了元代，由于“国之所资，其利最广者莫如盐”（见《元史》卷94《食货志》），政府对盐业的依赖更是达到了须臾不可或缺的程度，对海盐生产实行更为严格的管理，实施所谓的“团煎法”，在主要海盐产区，“并运场，毁运灶，立团煎煮，外立团军巡缉”，实行高度集中管理，严密盐场组织，使灶户产盐尽归官收，防止私盐走漏。由此可见，不但杭州湾北岸的广大地区在古代时即因特产而置海盐为县名，而且其发达的制盐业还为壮大历代国力做出过突出贡献。
不独金山，杭州湾北岸的上海南汇（今属浦东）、奉贤等地，也曾是古代中国重要的海盐产地，其清晰的历史符号留存至今。例如，南汇境内的大团、奉贤境内的四团、川沙境内的六团，以及盐仓镇、三灶港、四灶港等，这些乍一听来仿佛军事单位的地名，实际上跟舞刀弄枪不搭界，而是古代人对下沙盐场下设的团、灶等生产单位的称谓，因袭延用，一直持续至今。
说制盐和军事完全没关系倒也未必，隐隐绰绰间，我们总能察见两者的某些黏连。元末著名的起义军将领张士诚就是盐民出身，因为忍受不了盐霸、盐警的欺凌，与同为盐民的弟弟张士义、张士德、张士信及李伯升等18人率盐丁起兵反元，史称“十八条扁担起义”。还有，明代初叶崛起的全国四大卫之一——金山卫，就是在原华亭县小官盐场（又名“横浦盐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军事堡垒，统领7个千户所，势劲力强。斯时盐业乃朝廷重要的财赋来源，因而戒备森严，实行准军事化管理。
盐民张士诚墓
说来有趣，史上纵横元末明初的著名诗人杨维桢，就曾当过会稽郡钱清盐场的“司令”，虽然彼司令非此司令，不是什么军职，然而发号施令的权威性倒也大抵不差。
盐民张士诚为什么要造反，无非一个“穷”、一个“苦”，官逼民反，不得不反。欲窥其斑，且让我们读一读前盐场司令杨维桢的一首名世之作《卖盐妇》：“卖盐妇，百结青裙走风雨。雨花洒盐盐作卤，背负空筐泪如缕。三日破铛无粟煮，老姑饥寒更愁苦……”
四
下沙，方位名词，多用于水流波浪冲刷堆积而成的沙土质地块，全国叫“下沙”的不止一处。只要有被称为“下沙”的地界，必然还会有上沙。那么，上海地区的上沙在哪儿？不远，指的就是崇明岛，典型的冲积型沙洲。与之对应，广义上的下沙指的便是浦东原南汇地区。建立在下沙地上的下沙盐场一度曾南邻奉贤、北迄宝山，占据浙西百里海岸的广袤地域，先后曾隶属海盐、华亭、上海、南汇诸县。元代下沙盐场的场使陈椿，在其编著的《熬波图》序言中，对下沙曾作如下描述：浙之西、华亭东百里实为下沙。滨大海，枕黄浦，距大塘，襟带吴淞，扬子二江，直走东南皆斥卤之地，煮海作盐，其来尚矣。
古代采盐场景
上海东南沿海地区从唐末钱镠建吴越国开始，即有煮海制盐之业，钱镠曾征发民工开挖西起黄浦江、东至下沙的盐铁塘，以运盐铁。唐代诗人吕渭曾云：“江南仲冬天，紫蔗节如鞭。海将盐作雪，出用火耕田。”将当时的煮海熬波，比作了以火耕田。视大海为东南沿海的漠漠田亩。
南宋建炎年间（1127-1130年），官府设立下沙盐监，下沙地一带被辟为盐场。以后，随着成陆面积的逐渐扩大，盐区一步步东移扩大，至元代及明初而臻鼎盛，集华亭五场之胜，除下沙盐场外，还有青村、袁埠、浦东、横浦( 原南跄)四大盐场，分布于南汇滨海。其中，下沙的规模、产量、质量、税额均居华亭五场之首。元代时年产量达5680吨，执浙西所属27盐场之牛耳，两浙盐运使司因此将松江分司的官衙设置于此。
盐场的生产单位分场、团、灶三级。“团”是盐场的主要产盐单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生产车间吧，每团占地十几或几十亩，面积不等。海滩上经曝晒浓缩的海水结晶为盐卤，以车船分装，由水路、陆路运送到各团，上灶烧煮，所谓“煮海熬波”。因为利厚，当时海盐走私猖獗，所以盐场在各团垒筑土墙，派官兵把守，盐工们轻易不得逾墙而出，既防堵了外盗，也严控了内贼，一举两得。每团均有大尺度的铁锅，锅壁厚达6.7~10厘米，口径大小不一，大至20多平方米，小至几平方米。灶头一旦点火，必须日夜不息，连续熬煮。熬煮一锅盐称为“一盘”，昼夜不懈，24小时可煮6盘。大锅出盐一盘约300千克，小盘100~150千克不等。“灶”是团下面的“灶座”，他们没有大盘，只有小盘，产量低，分散在一条条灶港边上，定量派给他们盐卤，定量上交所煮之盐，严防私盐贩卖。
当时下沙盐场共有新旧8个分场、27个团，每团下置2~3个灶座，每灶下辖灶户四五抑或10多家；一个灶的人数不多，灶户类似小包工头，手下有几个或十几个灶丁；盐场依灶座位置开凿运盐河，作为盐船进出通道。距今大约900年前，浦东今日的新场镇是当时南汇下沙盐场的头场，时名“石笋里”。石笋里毗邻大海，遍地芦荡，当地俗称“荡田”。荡田地势低洼，重度盐碱化，无法耕作，却宜制盐，于是斫芦为柴，煮海熬波，是上海地区最早的产盐地。元代以后，原设下沙镇的盐场场部搬迁到新场，石笋里就此易名“新场”。近年来，新场镇为招徕旅游，又重新祭起了制盐的大旗，一进入该镇停车场便可见一面石壁高耸，上镌四个隶体大字：煮海熬波。
浦东新区新场镇
1386年（明洪武十九年），为抵御倭寇，在里护塘海堤一侧，原下沙盐场三团所在地，修筑起南汇城，设立守御南汇嘴中后千户所，属金山卫管辖。
延至明末清初，由于海滩继续向东延展，昔日的近海已变身为长江口的滩涂，东奔而来的滔滔淡水一天天喧宾夺主，不断稀释着海水中盐的含量，于稀释到难以制盐，海上盐业遂步入末路，无以为继。
煮海熬波，手段原始，但气势逼人。不能不说，正是缘于这样一股由大海赋予的气势，上海地区的经济发展自古以来便呈现出一个重要特征，即对当时的国家经济命脉举足轻重，有突出的支撑作用，这一特征保持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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