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志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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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稻田明月

三哥，三姐，我，都是六零后。如果说童年的三哥只愿意做我哥哥，无意做我朋友的话，那么，三姐与我，不仅是姐弟，还是朋友，长大后更是知己。

三姐与我，本不在父母计划生育之列，以至于父亲同事来我家时，往往惊讶于父母子女众多。母亲则会用近似自豪的口吻，称我俩为“幺儿细女”。现在回想起来，七八个孩子，从十月怀胎，到哺乳喂养，再到读书就业，父母付出了多少辛苦！

我们兄弟姐妹虽多，穿着并不寒酸，母亲每年都会给我们每人做新衣。为了节省布料，方便取长补短，母亲给我们做衣服时，分三批做，同批次的布料是同款的。一般大姐和二姐的衣服归一批，大哥二哥三哥的衣服归一批，三姐与我的衣服归一批。我与三姐穿过同一式样的百巧衣、花格衣，甚至红底灯芯绒碎花衣。

有一个大年初一，三姐与我都穿一件蓝底白色牵牛花新衣，一人抱着一个火笼出门显摆。不料一阵风吹来，火星吹到衣服上，成为崭新的破衣服。

父亲每次回家，总会带各种零食和食材，都是我们的节日。厨房里母亲从从容容，把幸福的日子烧得红红火火，把年轻的岁月烹得情浓意长；厅堂中父亲一杯一杯复一杯，把古今故典狂斟漫酌，把人生物事纵情饮畅；我们吃着零食，到处跑，或按母亲的指示给灶堂加一把柴，或听父亲的旨意给茶杯添点开水，快乐的脚步穿盈于厨房厅堂和门前。

我们童年的快乐，最奢侈的是有零花钱。当然，除了压岁钱，父亲平时是不会主动给我们零花钱的。如果想要，需得智取。

若看见父亲酒后兴致好，三姐就会怂恿我打前阵，对父亲说：“爸爸，我给你唱首歌呗！”“爸爸，我给你跳个舞呗！”三姐又接着说。

“可以呀，可以呀！”父亲高兴地说。

“那你得给我们钱。”我们不失时机异口同声地说。

“唱得好，跳得好，就给。”父亲笑着说。

于是我们即兴自编自演，一边唱一边跳：“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我们向前进。”

“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是那金色的太阳！多么温暖，多么慈祥，把我们农奴的心儿照亮。我们迈步走在社会主义幸福的大道上。哎！巴扎嘿。”

我俩边唱边跳，还得注意对方的动作，尽量保持一致。在零花钱的巨大诱惑下，我们不知是哪来的灵感，无师自通，卖力地稚拙地表演着。父亲早已笑得合不拢嘴，情不自禁地拿出几张崭新的毛票来。我们夺下钞票，就往供销社跑。父亲在后面喊，“还冇唱完！还冇跳完咧！”

父亲在家的夜晚，母亲会炒点瓜子、花生，或者备点其他点心，一家人围着火盆，边吃边聊。大多数时候，是父亲讲国际形势，单位趣闻，人情世故。到后来，哥哥姐姐们熬不住，纷纷睡去，只有我熬到最后，把东西吃光了才善罢甘休。我之所以熬到最后，还有一个秘密，就是害怕睡着了，父亲又把我抱到哥哥床上去了。

那时候玩伴多，同村同龄的小伙伴就有十多人。一起玩得最多的，从北向南数，有小青，建华，双，大兵，文生，爱华，雄伢，中华，涛伢，shuo货等。我们模仿战争片，玩打仗游戏，按各家的位置，以南头巷为“三八线”，把小伙伴分为“南头国”和“北头国”。我是“北头国”国王。

把带叶的嫩树枝，或者红薯藤，编成一个圈，往头上一戴，再把一块塑料布，用麻绳穿好，往肩上一披，然后手拿一个小树枝，就以为自己是杨子荣了，威风凛凛，带着小伙伴所向披靡，大杀四方。

玩打仗虽是对抗性游戏，但不伤筋骨。我们以冲散对方阵列，然后追赶、放倒对方士兵为胜负。或者以某个小土岗为碉堡，以占领先后为输赢。村南村北，村前村后，到处都是我们“南北战争”的战场，玩累了，就去我家门口，分东西吃。

那时，三姐也有一群玩伴，如桂荣，兰英，大莲，小莲，竹兰，春娥等。她们玩的游戏丰富多彩：跳绳子，跳房子，踢毽子，捡石子，挑叉，翻网，折纸等。我有时故意去扰乱，以破坏她们游戏为乐，招致她们的怨恨。

后来，在三姐的带领下，我加入了她们的游戏。从陶冶性情，启迪智力上看，她们这些游戏，比我们疯野的干仗游戏雅趣得多。

为了我不捣乱，三姐与桂荣双双手拉手，构成一高一低的两个杆，然后让我坐一个杆，靠一个杆，再把我抬起来，唱道：“杆杆轿，抬小姐，抬到茅窖（露天厕所）里喝点，喝点。”

她们一边唱，一边把我向前倾，我只好双臂挽着她们的颈，才不至于倾倒。不说这个动作让我刺激，单说那个歌词，生辣带劲，也是让我忍俊不禁。

如果玩伴多，又有另一种玩法。我们手拉手围一圈，唱着：“天牌，地牌，人牌大和牌。张大姐，不敢来，我们一起坐起来。”然后由一人把一个标志物，轻轻放在某人背后，就该某人到圈中间来表演了。

一阵哄笑后，又开始下一轮唱，只是最后那句里的动词，略有不同，由“坐”到“站”到“跪”。当我与三姐玩的不亦乐乎时，三哥也许与他们的伙伴，拿着枪炮弓箭，打野兔和鸟去了。

当然我们也不是一天玩到黑，每天都有各自的责任：三哥负责喂猪，三姐负责洗碗扫地，我负责抹桌椅家具。我也与三姐合作抬井水、浇菜、倒花生。

我们都是在荣欣庙读完小学和初中。有一年学校搞勤工俭学，组织师生去大顶山的团山沟采茵陈。我贪恋山崖上一丛丛映山红，不顾三姐的阻拦，几次攀崖，把三姐吓得不轻。三姐大我不到两岁，又要采茵陈，又要负责我得安全，不得已对我说：“怎么不教乖呢？”这，也许是三姐有生来对我说过的最严厉的话吧。

从孩提到高中毕业，我与三姐的人生轨迹，几乎重合。撇开物质与科技元素，我们童年少年的快乐和幸运，是我儿子女儿的童年少年不可比拟的。

我们读小学，大姐教小学；我们读初中，二哥教初中；还有多位族叔族姐族哥族侄在校任教。看看我们的初中带课老师阵容吧：语文是郭贤刚老师、郭蓉君老师；数学、物理、体育是郭敬华（二哥）老师；化学是郭国桥老师；英语是郭汉荣老师；部分副课是郭家体老师。我们想成绩不好都难，且都是学校文艺宣传队队员。

由于没有读小一和初三，我只用六年的时间，读完小学和初中，提前两年结束了荣欣庙里的快乐年华。

我们人生中，最具戏剧性，最不可复制的场景，是姐弟俩同在蔡店中学同一班级，听大舅讲课。

第一节历史课时，看见走上讲台的那位老师，清瘦的身材，儒雅的气质，浓密的大奔头，一副老花眼镜遮不住那道剑眉——这，不正是我的大舅吗！三姐也惊喜回头看了我一眼。

“你们都是蔡店的精英哪，正处人生金色年华，未来不可量！”大舅不快不慢，语重心长的对同学们说，然后才进入课题。

亚细亚，小亚细亚，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斯巴达克斯，阿尔卑斯山，玛雅文明等，我仅有的那点历史知识，几乎都是从大舅那里听来的。

一年后，我们的下届，或者留级下来的同学，通过中考，有的考上师范，有的考上卫校，还有的考上黄陂一中，黄陂三中！我们坐不住了，要回去复读。大舅着急的说：“人家都在向前冲，你们却想后退。你们的成绩也不差，好生读下去，将来考个大专中专，未为不可。”

应该说，到那个时候，我们才真正意识到，读书的目的就是考学。再说蔡店中学高考升学率就那样，远没有中考的诱惑力大。

三姐与我先后在中考中，以较大比分超过孝感农校，孝感卫校（黄陂当时属于孝感地区），黄陂师范，黄陂一中录取线！同样因为复读，被刷到黄陂三中。

殷序志老师曾对我说过：“姐姐的名字叫志华，像是男生名字。你的名字是颖华，倒像女生名字。”

我俩的学名，都是中考前，自己起的，一个尚志，一个脱俗。也许，在冥冥之中，两个人的名字，就已经暗示着各自未来的人生走向。

三姐是那种安静、低调、有主意的人。落选入三中，对她打击不小，于是在暗暗较劲。我则不同，总有点玩世不恭的心态，并没有什么挫折感。相反，三中宽松的环境，让我个性张扬。

当年刚进三中时，班主任陈冲老师查看我的分数，超过一中四十八分，超过三中一百多分，替我感到惋惜。事实上，三中给予我很多，没有屈才的学校，只有负疚的学生。

我曾获得全年级物理竞赛第一名，数学竞赛鼓励奖，最好排名全年级第三，担任过团支部书记，班长，学生会干部，合唱比赛指挥，也喊过早操，负责过春游领班、文艺晚会主持等。因此，我以市三好学生名义，代表黄陂三中，参加了武汉市青年联合会第七次代表大会暨武汉市学生联合会第八次代表会，这也是文化大革命来，中断十八年后，第一次召开武汉市青联学联代表大会。

在学校，我与三姐极少说话，如果在食堂偶尔遇见，也只是相视一笑。每次周末回到家里，我们就有说不完的话题，往往旁人都插不上嘴。所谈内容除了学习，还有学校的历史和传说，上届上上届流传下来的掌故，老师的趣闻，同学的交往及家庭状况等，因而，我们了解认识了一些对方的好朋友。

周末回家，我就是为了放松，有时去找月华玩，很晚才回家，看见三姐还在灯下写作业。看见过三姐的笔记本，厚厚的几本，密密麻麻的。三姐的笔力较重，以至许多笔画透纸穿。

如果用十年寒窗，来形容我的读书生涯，多少有些矫情。那时食堂的一份青菜五角钱，加上米饭，一餐费用大概一元左右。每个月除了父亲给我一百元生活费外，有时三哥也给钱，有时月底，三姐竟然能结余二十元钱，也给了我。

有一次，一个好友秘密对我说：张进总没吃饭。是啊，就餐时刻大家都在一起，怎么就从来没见过他呢？

通过观察，原来他每天早上买二个或者三个馍馍，早餐吃一个，中餐或者晚餐时，一个人到教室或者其他人少的地方，再吃一个，或者不吃。

后来，才了解到，他没有父亲，有一个残疾姐姐，家里只有母亲做农活。

记得那时学校印的餐票，是一个条形的本本，每一页有早中晚餐，购买一本大概可以管一个月了。当我把一本餐票塞给他手上时，他惊讶的几乎不敢相信。我还带他去过长岭街老电影院门口的小餐馆，去过横马路边上的包子店。此事我也一直不敢对家人说。

一九八五年金秋，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三姐被武汉红十字卫校录取。这对三姐的人生很重要，既是十年苦读的一个总结，也是走向未来的一个新起点。

高考扩招前，八十年代的黄陂三中，由于生源和师源流失，以及教学资金配置问题等，录取率持续走低。比如，我们班七十余人，通过高考录取的只有三人（一个大学，二个中专）。

一九八七年夏天，三姐毕业之际，带我游玩了武汉三镇。从六渡桥到中山公园，从归元寺到琴台公园，从武汉长江大桥到黄鹤楼公园，从武汉大学到东湖公园，从青山公园到她们学校，再坐轮渡回到二姐家，一路给我留下终身难忘的美好记忆。其中许多片段和感慨，在我中篇小说《当年遇》里有所投射。

同年秋天，三姐被分配到鄂州市医院，我送她去报到。这也是我们姐弟俩第一次出远门。

“九曲亭下，笑语喧天，洗墨池旁，歌声不绝。”

鄂州——鄂城，我们来了！我们终于共同见识了中学课文《春满鄂城》里描写的，这个古老而又年轻的城市。

后来，我进入工厂上班，与三姐书信往来，分享各自新的工作新的生活。

再后来，三姐谈恋爱了，男友是武汉大学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

后来书信似乎少了，但每次节假日回到家里，我们依然有聊不完的话题。

“小弟，我跟嗯说唦，嗯的小王哥眉清目秀，不高不矮，就像我家里人样。”

“小弟，我跟嗯说唦，嗯的小王哥几单纯哟，硬是不会扯谎。”

“小弟，我跟嗯说唦，嗯的小王哥记忆力几好哦！每次考试，他只在前天晚上复习一下，准过。”

不知什么时候起，三姐的辞典里，突然少了“额滴小弟”，凭空多了“嗯滴小王哥”，而且出现频率极高。

后来，三姐与“小王哥”喜结良缘，我履行诺言，送她一双红色真皮高跟鞋，只是未见她穿过。次年外甥女出生，一家人其乐融融。

三姐夫妻俩相敬如宾，在生活上孝敬双方父母，礼待双方亲戚，在事业上比翼齐飞，双双取得高级职称。三姐夫是医院年轻有为的领导，三姐也在医学刊物发表过专业论文。他们的成功，激励了双方家族的下一代，其中多人报考医学专业。

外甥女大学毕业后，也就职于其父母医院。一家人早上开车一起去上班，下班了一起开车回家，周末一起去度假。这样的人生，让我羡慕不已。

兄弟姐妹中，三姐的人生最是一帆风顺，每一步都是脚踏实地，步步成功。但她虚怀若谷，不张扬，不盛气。

二零二零年五月二十日，正对应网红数列“2020520”。早上，三姐夫像往常一样做好早餐，再喊醒三姐和外甥女，就去卫生间了。不同的是，这次他再也没有站起来！

三姐夫的猝逝，震惊了亲人，震惊了朋友，震惊了同事，也击痛了所有爱他的心扉！一年来，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话语，来安慰一颗受伤的心灵。“一家亲”微信群也突然沉寂了，我几次点开，又怕触动了什么。我想，手机屏的那边，一定也有亲人，默默看着屏，或流泪，或沉思。

直到一年后，三哥儿子大婚吉日来临，“一家亲”微信群又活跃了。三姐也如期而至，参加了侄儿新婚盛典。从精神风貌和谈吐语气上看，三姐完全走出了阴霾，瘦弱的身体，依然藏蓄着巨大能量。同时，我由衷赞叹时代的进步与发展，让知识女性，有独立的经济能力，独立的精神力量，对应人生中不可预知的变数。

如今，三姐已退休了，外甥女也成家了，两亲家都住同一个小区。三姐看书喝茶，种草养花，学习厨艺，散步走亲家之余，依然在关心和帮助着我的孩子读书和成长，依然与我聊童年，聊三中，聊人生。

写到这里，突然想起中国传统爱情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孔雀东南飞》《牛郎织女》《天仙配》《长恨歌》《红楼梦》等，他们的爱情为什么那么美？是因为他们的爱情，还没有过多面对生活的琐碎，现实的纠缠，老来的不堪吗？

本文作者稻田明月授权印象黄陂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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