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一年旧历十月十一日，外祖母谌莲菊出生于木兰川谌海湾一个没落的地主之家。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值第一次土地革命时期，社会急剧变化，狂飙突进。木兰山地区毗邻鄂豫边境，革命形式如火如荼，黄麻起义后，打土豪，分田地运动在红区以迅雷之势席卷，家境稍显殷实的外祖母家被定性为地主。
生逢乱世，内忧外患，外祖母一出生就被时代的大潮所裹挟，在一片“地主伢”的嘲笑与数落中，开始在命运的漩涡里苦苦挣扎。
外祖母兄妹三人，哥哥在年纪很小时候就跟随乡人远赴重庆开书店谋生。约莫七八岁时，家里更是遭遇重大变故。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外太祖公三兄弟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抓了壮丁，白白被讹去许多财物还是音信全无，一去不返，最后也不知埋骨何处，止留下孤儿寡母凄惶度日。
家里没了顶梁柱，又逢残酷的阶级斗争，生活实在难以为继，在一个浓雾的清晨，“地主婆”外太祖母以赶集的名义，偷偷带着外祖母和更小的抱养的小女儿逃离故土，一路千辛万苦，辗转到重庆找活路。
木兰川德兴店 图：李金宵
时局动荡，生意艰难，所得勉强够糊口，又没法念书，只是好歹一家人能够团聚。一直在重庆盘桓到外祖母十六岁，外太祖母才又带着两个女儿回到家乡。
唯一的儿子少小离家，在山城成家立业开花结果，共养育七个子女。遗憾的是一辈子再也没能回到老家，只在六十年代一家人在汉口见过一面。也许，伤心的游子再也不愿意回到那个让他受尽白眼的地方。再后来，一母同胞天各一方的兄妹竟然慢慢失去了联系。
一九三八年，日寇已经占领了半壁河山。从六月到十月，长达数月的武汉会战，中国军队浴血奋战伤亡四十余万依然没能挡住侵略者铁蹄。其时正值豆蔻年华的外祖母，一次又一次地拉着年幼的妹妹跟着母亲“跑反”，战战兢兢地躲避日寇扫荡。
从大户千金变成穷人家孩子，再沦落成亡国奴，童年到少年的生活磨砺，外祖母养成了勤劳朴实坚韧不拔的人格品质。
一九四二年，外祖母下嫁到玉屏山下面的罗广湾。那个年代，婚嫁仅凭媒妁一口之言，新人在成亲之前是不能见面的。外祖父身世更为凄惨，在他二三岁的时候，父亲在一个恶风暴雨电闪雷鸣的天气下田劳作，不幸遭遇雷击回家呕血不止，不久便撒手人寰。
木兰川谌寨 图：掌柜
穷极的年代，人心亦扭曲，有些恶毒的族人不仅不体谅寡母之苦，反而心生歹意，觊觎外祖父家那栋祖传的古皮隔扇大宅子，想要赶走外祖父孤苦无助的母亲。万般无奈之下，伤心欲绝的娘亲抱着年幼的孩子，从罗广湾一路喊冤五六里到梳子店，总算替外祖父保住了栖身之所。
到外祖父六岁的时候，艰难的生活实在压得寡母喘不过气来，经人介绍又偷偷改嫁到汉口。临行前夜，娘亲肝肠寸断地问外祖父愿不愿意一起去，外祖父欢天喜地得一晚上没睡，在那个沉沉的冬夜，娘俩一起逃离了家园。
在新的家里，却不受继父待见，失去父爱的孩子，早早地显出桀骜的个性。磕磕绊绊地生活到十来岁，倔强的外祖父又一个人回到孤零零的家，守着那幢寂寞的大宅子，靠吃百家饭凄凉度日。
父亲是单传，并没有嫡亲可以依靠，幸有好心的堂叔伯父不时接济，孤苦伶仃的孩子，掰着指头过日子，在艰难的光阴里一天天长大。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十几岁的时候，外祖父就到汉口烟厂当学徒，开始自食其力了。
一九四三年冬月初八，舅伯出生了，四五年又有了我母亲。外公一直在烟厂上工，也许是打小没有家庭的约束，自由自在惯了的外公却不顾家，为此外公外婆经常口角不断，心生罅隙，这也为日后两位老人的悲剧埋下了隐忧。记忆里的外公总是烟不离手茶不离口，搪瓷缸子泡上浓浓的茶水每天从早喝到晚，右手中食指被烟熏得黄里透黑。
木兰川大余湾 图：掌柜
彼时的外祖母也才二十几岁，正是民不聊生烽火连天的岁月，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以后紧接着又爆发三年内战。外公长年不在家且根本不顾家，一双儿女的艰难养育，精神及物质的无助，让正值芳华的外婆一个人孤单地挑起了生活的全部重担。
心灵手巧的外婆，明事理，处事周到，善良大度，不怕吃亏肯帮人，博得了乡邻的交口称赞。白天田间地头辛苦劳作，夜晚在油灯下穿针引线，给人做衣服，做拜鞋，纳鞋底补贴家用。无数个寂寂长夜，守着一对酣然入梦的儿女苦度光阴到天明。
终于盼来了新中国，无休无止的动荡终于结束了。在生产队，在合作社，外祖母以一副柔弱之身，积极劳动，努力出工。挑塘泥，挖草砖，推架子车这些男力的活，都咬牙坚持，不落人后。
颠沛流离的年代，外祖母没法上学。但她却明晓读书的重要，沉重的生活压力下义无反顾地送了儿女去学堂。舅伯天性聪颖，又听话，懂事早，知道母亲的不易，成绩连年优异，让外祖母感到莫大慰藉。
山清水秀的罗广湾自来人才辈出，是个不折不扣的书香湾子，识文断字吹拉弹唱的人层出不穷。村后玉屏山高高耸立，进村口一左一右两口池塘碧水横卧，一条青石板路从两个水塘中间穿过，一条清溪自大山迤逦而下，围绕着村子经年累月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活水。
木兰湖大堤 图：谌建祥
其时村子里还有自发成立的楚戏班，上至耄耋老者下至黄口小儿，随口都能来一段楚戏唱腔。小时候去外婆家，经常听到缠绵凄恻的胡琴声从不知谁家的窗户飘出来。
一九六零年夏，舅伯以全乡第一名的成绩被黄陂一中录取。当时却正赶上大饥荒，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饿殍遍野，人间悲剧不断上演，死人就如死只蚂蚁样微不足道熟视无睹。
从五九年开始，陂东最大的水利工程夏家寺水库开始施工，每天数万余人在只能吃一顿饭的艰苦条件下肩挑手推，用血肉之躯修筑大坝。饿死的人更是数不胜数，常常是一卷破席就裹着亡魂入土下葬。今天，当我们站在雄伟的坝顶眺望那一湖碧水，应是感慨良多。
黄陂一中的开学通知上明白无误地写着须带上锄头铁锹，首先参加大坝修筑。让十几岁读书的孩子上工地，且吃不饱劳动量巨大，同时被录取的同学家里打了退堂鼓。
外祖母却斩钉截铁地说：这学，再苦再难也要上！跟生产队说尽好话争取来三十斤救济谷，外婆连夜舂好，又带上半袋子胡萝卜干，舅伯沿着那条泥泞的路，一个人走出山村，到县城追逐他的求学梦。
木兰湖大堤 图：谌建祥
实在负担不起，母亲只念了四年书就辍学跟着外婆一起劳作，木兰川无数的山山岭岭都留下了娘俩的足迹。挖蕨根舂粉做粑粑充饥；挖棉坨熬汤填肚；挖各种各样的药材换钱。外祖母心里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在支撑着：一定要让儿子学有所成！
开学不久，学校发放了补贴粮，舅伯又把舂好的三十斤谷偷偷带回了家。后来我好几次跟舅伯同桌吃饭，都见他伏在桌上把洒落的汤吮得干干净净，当时尚不能理解，日后听了母亲的讲述，才终有所悟。
在校期间，舅伯表现突出，被推选为团支部书记。但因生性耿直，得罪过不少人，同时也得到过不少好心人的帮助。同村的族叔李方法，毕业于湖南矿业学院，后来分配到黄石工作，自始至终都勉励舅伯求学，并给予不少钱物的援助。
终于艰苦地读完了高中，在等待录取分数的那个炎热的夏天，个子不高的舅伯像壮劳力一样参加生产队农活，割谷、挑草头、插秧样样抢着干。舅伯心里也有一个信念：就算考不上大学，也不能给母亲丢脸，也要替家里分担责任。
苍天不负有心人，当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后来并入武汉大学）一纸红红的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的时候，山村沸腾了，娘仨高兴得忘记了吃晚饭。二十年的艰难守望，终于能看得见云开日出的曙光，外祖母心里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欣慰，尽管还有漫长的五年大学之路要完成，但心里实实在在觉得日子更有盼头了。
木兰湖大堤 图：谌建祥
一九六六年五月，文革爆发，城市乡村到处是一片红色的海洋。无所畏惧的红卫兵攻城略地，神圣的学校亦未能幸免。也许是外婆家的地主身份，也许是在高中团支部得罪了人，当舅伯被从武昌押到县城，戴上高高的帽子游街，在一浪高过一浪“打倒李明香！”的呐喊声中，外祖母呼天不应喊地不灵，眼泪都流干了。
此次事件给舅伯身心造成一辈子无法弥补的创伤，身体遭到极大摧残，常常无意识地倒地昏眩，终身与药物为伍，人生际遇也受到诸多影响。
个人命运往往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自苏联撕毁合约撤走全部专家并陈兵百万于中苏边境以后，美国亦挟持周边国家打造反华同盟，国家安全形势异常严峻。
一九六四年开始，国家决定在中西部地区开展大三线建设。舅伯以优异成绩从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毕业后，积极响应国家“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投身大西南最大的水电站乌江水电站的建设。
其时条件异常艰苦，很多基础设施需要自己想办法解决。舅伯天资聪颖，他自学了木工技艺，打造的木制品让同事交口称赞。后来调到大三线中心城市贵阳工作以后，水利学出身的他又刻苦钻研建筑学并拿到建筑工程师资质。
木兰川谌寨 图：掌柜
那个年代的大学生确有真才实学，八十年代后期贵阳最高大楼三十余层的智诚大厦就是以舅伯为总设计师建造的。现在我还保存有他手工绘制的图纸，一手漂亮的工程字如机打般精美，令人叹为观止。
毕业于湖南大学的舅妈是黄陂东乡韩集人，亦是舅伯黄陂一中的校友。窈窈窕窕的样子，浑身散发着书卷气般的知性美。和舅伯在贵阳结婚以后，比翼齐飞，共同在异乡为理想前程拼搏奋斗。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外祖母也辞别故土来到贵阳生活。自此以后，本来就关系生涩的外公外婆再也没有见过面，一直到外公一九八三年去世都没有回来过。外婆吃过太多太多苦，一个人独自承担生活的重担，也许，外婆心里有一辈子的记恨，再也不能轻易原谅。
那个年代的人思想都厚道，大都有亲上加亲反哺娘家的想法。一九六九年腊月，母亲出嫁到外婆的娘家谌海湾。外婆去了贵阳以后，身体每况愈下的外公又一个人守着那幢大宅子过活。
记得儿时约莫六七岁的样子，隔三差五地总给外公送菜，用竹篮装了菜沿着潺潺的柳林河，一路紧走慢玩七八里到罗广湾。每到村口，总有热情的孃孃们大声喊：老客（不知道怎么这样称呼外公），你外孙又送菜来了！清瘦的老头儿总笑眯着接上篮子，张罗着弄饭弄菜。
木兰川大余湾 图：掌柜
老宅门前的拴马石，堂屋里的天井凼留下了儿时的很多记忆。特别喜欢去转雕花木床边老式柜子抽屉上的轱辘。爷孙俩吃完饭以后，老头儿会到两里远的德兴店合作社，买上五毛钱的油炸花生米，用报纸包成一头大一头小的圆筒递给我，物质匮乏的年代，这简直就是美味佳肴。
我几岁的时候外婆就离开了，小时候对外婆的记忆就是木屉子里的一张张汇款单。清一色两百的票面，那时候二百块相当于一个正式工人的月工资，都是外婆省吃俭用一点点从买菜钱里省下来，从小贩的肉案菜摊上讨价还价抠来的。
积累够数了又偷偷请了人到邮局填上汇款单，谌姓不常见，记得总误填成“盛”，所幸每次都顺利收到。慈祥的外祖母，一辈子总有操不尽的心，对于生活在农村的女儿一家，没有一天不牵肠挂肚的。
一九八八年那个流火的八月，我把那张名落孙山的成绩单黯然压在箱底，听从父母吩咐只身远赴贵阳投亲。闷热拥挤的绿皮车二十多个小时才到达贵阳站，下车时天已经黑了，舅伯家却在郊区。
坐了五毛钱一票的末班巴士到终点站三桥，离舅伯家住址马王庙还有十里地。瘦弱的我背了两个沉甸甸的蛇皮包裹，一前一后搭在肩上，沿着黑黢黢的山沟里那条弯弯曲曲的柏油路，记不清向路人问了多少次路，才摸索着找到舅伯家门。
外祖母 图：谌建祥
开门的刹那，外婆惊喜地看着我，怜惜地问我一个人是怎么找来的，这么晚这么黑走这么远怕不怕，又连忙去厨房弄吃的说一定饿坏了。
年少的我单薄瘦小，工地上的活沉重忙碌。记得第一天上班是给渣土车装建筑垃圾，七八个人围着高过头顶的八轮大车，各自站好阵位，用尺余宽的大锹撮了渣料高高抛向车斗。包工头在旁边用疑惑的眼光打量着我，不相信小孩一样的我能够举起那锹料。
然而我却是打小吃过苦的，八岁就下田插秧，稍微大点就上山砍柴。艰苦的农村生活锻炼了身体磨练了意志，那大锹怎么会难住了我？在我手上却也能挥洒自如，一天下来也不比别人装得少。
外祖母常常自责以前没有好好带外孙，对我自是倍加疼惜，嘘寒问暖，关怀备至。每天拖着疲乏的身子，穿着灰扑扑的工作服回到那个洁净的家，看着衣着光鲜的表兄妹衣食无忧快乐撒娇的样子，心里深深地自卑，觉得自己跟这里格格不入。又非常想家，常常呆呆坐在窗户边向家的方向望着，尽管隔了千山万水。
下雨没事的时候就找了书柜里的书来读，总是对着红楼里的黛玉顾影自怜。跟同龄的表兄妹也没有共同话题，极少说话，又觉得舅伯母威严，只有亲爱的家家可以无话不说，下班后总是跟在后面絮絮地说个没完。“篱下孤燕惊惶惶，不敢高声对人言”是其时的内心写照。
木兰川谌寨 图：掌柜
与人为善的外祖母总是那么受人尊敬受人欢迎，不管走到哪里总有人亲切地喊：李婆婆好！外婆也总是满怀笑意回应别人。遇到哪家老人小孩生病了，总是关切询问，千叮咛万嘱咐，让街邻感到阵阵暖意。从农村来到城市的外祖母，亦带来了农村人与生俱来的厚道热肠，她就像高贵的莲，坚贞的菊，无时无刻不在用她的人格魅力感染着周围的人。
光阴荏苒，如水的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平静地流淌着。外祖母欣喜地看着我们长大成人各自成家立业，想到大半辈子的辛劳终有回报，感到莫大慰藉。然而，外婆却也一天天老了，岁月如刀一样在她饱经风霜的脸上刻着深深的印记。自从一九八六年夏天回来住了月余以后，身体愈来愈差的外婆再也没有回过家乡。
二零零一年农历十月十九，一个冬寒袭人冷雨相催的日子，外婆以八十高龄辞世，噩耗传来，我和父亲连夜赶赴贵阳奔丧。楼下面临时搭起的灵棚里，外婆静静地躺着，满脸慈祥，一如生前的样子。
外祖母生命的最后几年，曾经无数次讨论过落叶归根的问题，她总是怕找我们麻烦，总是说青山何处不埋人。当纸灰在云贵高原那个乱石嶙峋的山岗飞起，我知道外婆要永永远远孤单地长眠于异乡的土地，此后每个思念的日子，我也只能面对西南遥遥拜祭。
彼时在厂办干了半辈子纪委书记的舅母却信了某某教，每天要求年幼的孙子进门出门念叨“某某大教好！”外婆去世几年后，十来岁的孩子不明原因从高楼跌落，李家五代单传的血脉就此凋零。曲终人散，止留下年近古稀的舅伯舅母痛度余生。
木兰川大余湾 图：掌柜
二零一六年清明节前夜，已是外婆去世第十五个年头了，无尽的思念里，我在笔记本上写下这样一段话：
外婆，清明节又到了，您在那边，一切可好？给您的纸钱，别太省着花，如果不够用，托梦给我讲一下。外婆，您知道吗？十五年来，我总梦到您。您还是老样子，一点没老。我美美地吃着您煮的糟辣椒面，还有埋在面下的荷包蛋。外婆，我又哭了，好想好想您。您说我都这大人了，怎么还像个孩子，生活中的好多事，总想第一个告诉您。外婆，您说我什么时候才不会想您呢？我想，肯定要等到再见到您。到那时，我还是搬个小凳，依偎在您身边，说着这几十年有趣的事……
谨以此文，献给我安息了十七年的外祖母。来世，我还做您外孙。
于2018年1月9日
本文作者谌建祥授权印象黄陂发布
关于作者 谌建祥，木兰川谌海湾人，七二年生。喜爱文字，热爱家乡，于平淡生活中持一颗清澈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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