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62期 2017-11-01
张德笔
笔哥
导语
最近，广州越秀区宣判了一起杀人案。83岁高龄的黄某某杀死了自己照顾46年的智障儿子。很多人都说，这是“因爱杀人”。为何会发生这种人伦惨剧？
要点速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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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者，母亲
2017年5月9日，被告人黄某某在广州市越秀区西华路家中，将事先准备好的约60粒安眠药喂食给被害人（其子），后用棉垫捂住他面部，再用丝巾勒住脖子致其死亡。同日，黄某某向公安机关投案自首。
这是一个83岁的母亲，对46岁儿子进行的谋杀。46岁的儿子，出生就被确诊大脑发育不良及软骨症，不会说话，生活不能自理。46年来，母亲寸步不离将一个脑瘫儿拉扯大，现在，又亲手把他终结。
被告人，83岁高龄的黄某某
杀人动机是：“我照顾他很辛苦，自己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我担心自己先他离世。一个星期前，我思想斗争了很久，产生了喂他吃安眠药、让他在没有知觉的情况下弄死他的念头。”
因为我爱你，所以我杀你。这个理由，大多数人都接受了，一个显然的原因是，8旬老太照顾智障儿子，已经40载，现在自己身体越来越差，她无法想象没有自己的儿子如何生活，“杀死他比自杀还要艰难”。所以，大多数人对这出人伦惨剧，只能长吁短叹，不忍苛责。
从法律角度来看，这事没有争议。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之所以没有判实刑，理由也很充分：主观恶性不大，是自首，且犯罪时已满七十五周岁。
不愿意给大儿子造成负担，也不同意入住福利院
判决没有争议，但有两个细节值得关注。首先，老人还有一个大儿子，也就是这个46岁的小儿子还有一个亲哥哥。庭上，当公诉人讯问其有无想过让家里其他人照顾被害人时，黄某某哭着称被害人只有一个哥哥，她不能把一个那么重的责任给大儿子。
这一点，是很多人不能理解的。“不愿意大儿子有负担，就把小儿子杀了？”“本质上，你更爱你的大儿子。”
还有一个细节，居委会工作人员陈某某出庭作证时表示，被害人在死亡前符合入住福利院的条件，家属可以提出申请，社工和义工都曾上门询问过黄某某的意见，但黄某某均拒绝了。拒绝理由是不放心其他人员照顾，怕照顾不周。
假设一种情况：母子二人相依为命，没有其他直系亲人，社会上也求助无门，这时，她走出杀子这最后一步，逻辑上倒是好理解一些。那么，他们母子二人，何至于此？
此案和大量“携子自杀”案件有相通性
试着回答一下上面的问题：历经重重苦难长大的孩子，更容易被父母视作自己的附属品，除了自己，谁都拯救不了他们。如果父母要死，孩子也最好一起死。
先来看一看大量的“携子自杀”案例。2012年，四川大竹县月华镇年仅27岁的留守妈妈唐成芳，把剧毒农药灌进自己三个孩子的口中，而自己也服下了剧毒农药。虽然这类案件很多和女性产后抑郁有关，但杀人者一个基本的心理活动是：自己觉得人生实苦，想解脱，并且认为自己不在后，孩子会过得更苦，杀死他们，是带着他们一起解脱。
携子自杀的行为主要发生在东亚地区。家长带着孩子一起跳楼、服毒或吸入煤气，更像是一种平和团圆的落幕方式。一项由香港大学和澳门大学组织的研究表明，家长们认为自己有权利为了不让孩子们继续受苦，而选择杀掉他们的疯狂想法并不少见。
美国人类学家Sarah Hrdy在《母性》一书中，记录了很多动物的“杀子传统”。Sarah Hrdy认为，如果母亲感到缺少支持和辅助，或认定独自养育孩子的代价太高，她更有可能终止自己的母亲身份。
人类是否留存了这一古老“传统”不得而知，但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死，已经成了一些自杀者的选择。“做一个孤儿还不如死了好”，“带着儿子一起死，免得他以后被后妈虐待”。仔细看一下“携子自杀”这个词，“子”是否有自杀意愿，在这个词里被人为忽略了，所以我国台湾地区教育部门曾呼吁媒体，今后用“杀子自杀”替代“携子自杀”的说法，强调孩子并没有自杀的意愿，杀孩子的行为并不是携子，而是在杀人。
回到此案，更有一些特殊性。一种长达46年的折磨，会让母子之间本就无比亲密的关系更加相融一体，这位83岁的老母亲，很可能早就把他46岁的儿子，看成了她自己。所以，他杀子的念头，出现在自己身体状况日益恶化之时，她认为自己快要死了，所以先杀死儿子，本质上也是“携子自杀”。
要增强对外力救济的信任感
2013年，同样有一桩“慈母”杀子案。河南鹿邑农妇武文英在家中把半瓶农药递给了患有脑瘫的双胞胎儿子，两兄弟服毒后身亡。
武文英和双胞胎脑瘫儿子
和8旬老母案类似的是，武文英照顾患有脑瘫的双胞胎儿子长达20年。最终选择杀子，并非是对孩子们失去了爱心，而是生活带来的沉重压力，让她长年紧绷的意志之弦断裂。
她求助过，找过村大队两回，但“谁也不管，说几句不好听的，太丢人。”根据河南省实施贫困残疾儿童抢救性康复项目，计划为贫困脑瘫儿童实施康复训练，双胞胎兄弟俩当时在救助范围之列。奇怪的是，此项方案由残联负责，但双胞胎兄弟俩的信息，并不在县残联的系统中。
对外力救济的绝望，往往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8旬老母虽然是拒绝了福利院“符合接收标准”的口头应允，但是否内心里还是对这样的机构充满不信任感？社会救助机构，当然比不上母亲的照顾，但它从来不是最优解，而是一个托底方案。
当然，这种不信任感，不仅是某一地的问题。现任香港立法会议员张超雄博士，曾对香港“携子自杀”的母亲表示了特别的关注，他发现这些母亲很多都是从大陆嫁给香港当地人当移民妻子的。“这些移民妻子需要在香港住满7年，才能享受当地的福利和公共住房待遇。如果她们的香港老公抛弃了她们，她们就走投无路了。”由于社会和经济上的绝望，甚至觉得如果他们的子女不能从小拥有很高的起点，还不如和自己一起死了好。
总的来说，如果抚养“特殊人群”的责任，完全落在母亲这个角色身上，而贫困帮扶制度、青少年教育关怀机制、反家暴社会干预体系等出现死角时，外力救济系统就可能失灵，这样的失灵，后果是惨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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