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里，母亲在忙村里工作的同时，既要伺候婆婆，又要照顾大小六个孩子，承受了多少痛苦和艰辛，那是无法用语言来说清楚的。
听妈妈说，生下我三个月，爸爸才从单位回来，到家看到炕上躺着一个满有灵气的大小子，高兴得把我抱起来亲了又亲。55年的时候，县里允许干部带家属，母亲带着大哥和我到了爸爸工作的地方。56年8月我三弟出生时，爸爸正带着几千名民工在远方的河堤上昼夜不停地防洪排涝，无法离开。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左右邻居看到这样子，纷纷建议说赶快叫他爸爸回来吧，母亲却说：“叫他回来有什么用呢！这不是他们能管了的事。”
爸爸被调到离家100里以外的地方工作，我们一家也跟着过去，那时正赶上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家里无一粒米下锅，母亲就和村里人们做伴，每天到远处河道里捞一种据说能吃的河草，一去就是一半天，大天黑才回来。我们哥儿几个放学回家后饥肠辘辘，一个个蔫头耷耳地等着。母亲回来后，简单给我们做点吃的，还得忙着把车上的河草卸下来，摊在院里，等晒干磨碎后给全家蒸干粮吃。
有一段时间，我们每天吃的是用棉花种碾碎后做的窝头，我至今对这种窝头很有好感，因为当时吃起来很香，但不能嚼得过细，嚼得越细越咽不下去，而且吃完后还有一个最大的难题——大便困难，憋得肚子鼓鼓的，就是下不来。一到这时候，我们哥儿几个就轮番哭着找妈妈，母亲一边哄一边帮着用小木棒从肛门里一点一点往外掏……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到我那“行善”一生的奶奶。我的奶奶原本是一个私塾教师的女儿，识文解字，在村里是大家公认的文化人。爷爷闯关东一去28年没消息，奶奶一个人带着我父亲过日子。奶奶一生笃信佛教，村里老人念经打坐的日子里，都是她牵头阅读经文，生活中她从来不招惹人，村里人都很尊敬她。母亲是共产党员，既不信神，也不信佛，还担任村里的妇女主任，但从来不反对奶奶的佛教活动。奶奶进入老年以后，身体每况愈下，到后来，一年中最少也得有三个月卧床不起，母亲无微不至照顾她的饮食起居，拉屎拉尿都是她亲自处理，老年人容易犯便秘的毛病，奶奶有时几天解不下大便，母亲就亲自用手去抠，感动得奶奶老是念叨：“阿弥陀佛！小秃他娘，要是亲闺女还行，叫媳妇这么办多难为你啊！”母亲平静地说：“娘，您这话说得就不对了，媳妇闺女有什么区别呢？你别想这么多了，只要您壮壮实实的，我就是再苦再累也高兴啊！”
那时生活非常困难，要吃个有粮食的饭都不容易，每年到夏收以后，母亲总是把从队上分到的几十斤麦子，小心翼翼收藏起来，专留着给奶奶改善生活。有时候，在给我们煮的一大锅山药上面，给奶奶做一碗鸡蛋羹，做熟以后端出来，母亲用筷子到香油瓶里蘸一下，然后再慢慢滴在鸡蛋羹里。这时候，诱人的香味就会扑面而来，我们哥儿几个低头斜眼看着那金黄色的鸡蛋羹，嗓子里像塞了团棉花一样，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个吞咽着口水不敢作声……
在那困难的年代里，母亲带着五个儿子一个女儿过日子，大的不高小的不矮，白天带领妇女下地干活，晚上还要参加各种会议。但是，母亲很好强，再苦再累，加班加点也不能叫孩子们光着露着。她是村里有名的巧人，插花描云，纺线织布，样样都能干得别出心裁、格外出色。我们放学回家，发现衣服坏了，母亲就会连夜给收拾的利利索索。夏天我没有背心，母亲找出爸爸穿坏的大背心，左铰右铰，最后缝起来往我身上一穿，嘿！简直就跟新买的一样。那时多数同学都是穿“大挽腰”的裤子，只有我们穿的是挂皮带的新式裤子。冬天跑七、八里地上学太冷，不出几天，母亲就给我们每人做一个带护耳的棉帽子，当我们戴着新帽子走进教室时，往往赢来众多羡慕的目光。
母亲对我们从来没有亲昵的动作和语言，也从来不干涉我们自己的事情。平常给六个儿女安排好吃饭穿衣，其它就不再过问。可是如果我们放学回家，说今天作业特别多，她就会平静地说，不要紧，我陪着你。于是，晚上我们在煤油灯下做作业，她就在炕边放上纺线车“纺穗子”，纺的时间长了，不知不觉就停下打起盹来，看她那一仰一合的样子，我们“哧哧”偷笑，她被惊醒后，歉意地一笑，又摇起纺车继续纺线。1973年我考大学时，附近几个村的五个同学都凑到我家复习功课，在一起呆了近两个月，村里人们议论纷纷，都劝母亲不能这样惯着孩子，后来我也因不能帮母亲干活而有些内疚，母亲看出我的心事，就对我说：“你不要想别的，好好复习你的功课吧，这是正格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