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有俗语曰：响水不开，开水不响。
它要标示的道理大家都明白。
一进岳麓书院，就听到了响水咕嘟嘟的乱沸声音。
到处都是千年书院的标明，似乎唯有这样的渲染，方能展现如今书院的底气；即便是介绍纪念孔子而进行礼拜的“礼殿”（又称“孔子堂”），也自诩为官家所唯一允许的规模。
对名气和官气的仰承，让人侧目。
与其他的著名书院由民间学者创建不同，岳麓书院开创者是北宋以尚书出任潭州太守的朱洞，出娘胎便有官家气派。
后继者也秉承了这一血脉关联，非常积极取得了朝廷对岳麓兴学的支持，以促进书院的更大发展。
咸平四年（1001年），朝廷首次赐书岳麓书院，其中有《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经书。
当时书院学生正式定额六十余人。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经学家周式担任山长主持岳麓书院后，书院得到迅速的发展，学生定额愈百人，周式本人还得到宋真宗的召见与鼓励。
这种风气使得岳麓书院别具了与官家极密切的关联，培养出的人物也与一般书院明显不同，一直在出仕途大人物，并以此为荣耀；而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左宗棠、曾国藩出自此门也就很自然了。
“惟楚有才，于斯为盛”这副对联，显见的得意洋洋。
就好像哈佛、耶鲁暗地里比谁出了更多的近现代大人物的较劲，中国的高中，要把培养了多少北大、清华学生挂在门头上。
中国传统书院是极力主张并力图要与官场、仕途保持距离的。
书院并不是培养国家公务员的地方。
实际上很多书院是官场失势、失意的文人、学者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阵地，除了传承知识与文化传统以外，它也是学者表达意见、形成舆论、影响朝局的显要的管道。
比如我早些年到过的东林书院。
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因直谏触怒了神宗，被削去官籍，革职回家。
回到家乡无锡后，顾决定从事讲学活动，同时宣扬他的政治主张。恰好在无锡有一所宋朝学者杨时(人称龟山先生)曾经讲过学的东林学院，他就同弟弟顾允成倡议维修。
东林书院既讲学又议政，吸引着许多有志之士，包括一些因批评朝政而被贬斥的官吏。他们“闻风响附”，不顾道路远近，纷来沓至，人数之多，竟使东林书院的“学舍至不能容”。
一部分在朝任职的正直官员，也同东林讲学者“遥相应合”。
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了一个舆论中心，这里的人们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为一个政治派别，从而被他们的反对者称为“东林党”。
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结构与形态是非常奇特的，一方面专制意味很浓，从来没有形成如同西方那样的可以表达舆情的市民阶层，到现在“公民”的自我认知和意识，比宪法表述的还要弱化；另一方面，又有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关注政治而缺乏政治主导性的知识分子群体。
明末时，就魏忠贤这样几个无赖，居然可以扼杀、贬黜当时最优秀的一大批知识分子，东林党人首当其冲。
美国学者贺凯在《明末的东林运动》一文中说道：“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
在岳麓书院，我想起了远在无锡我曾经夜里拜望过的东林书院，想起了五四前后的北大、北师大。
如今，我们还有哪一所大学敢自诩为“重整道德的十字军”呢？
胡思乱想着这些，眼前这“千年书院”的光泽便暗淡起来。
我想起不久前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创始院长葛兆光在毕业典礼上，严厉地批判的当今高校的现状。
他说，现在的大学越来越像培训学校，四年的大学课程变成了照本宣科、完成考试、给出成绩、把毕业证当作求职证明，师生之间就像签订了合同，交完货，收完钱，一拍两散。
“我非常反感那些信口开河、哗众取宠，在课堂上灌水的老师，他们是在虚耗学生的精力，而我也替那些马马虎虎、应付了事、只为分数来上课的学生惋惜，他们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老师身上有着知识分子的自由精神和独立品格，这才能让大学不再是‘废墟’。”
我在岳麓书院看见很旧的书院老照片，房屋略破损，然而极幽静，如同有风骨的中国文人。
如今的书院被整修得很象被供奉起来的庙宇殿堂，和书、读书人越发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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