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扁鹊的两个故事

故事一载于法家名作《韩非子》，是我中学时候要熟背的古文名篇：二十日内扁鹊三次见蔡桓公而三次进言，称桓公身有未发作的疾病，第一次只在皮肤，第二次到了肌肉，第三次蔓延至肠胃，桓公都不以为然且面有愠色。十天后扁鹊第四次见桓公，远远看了一眼就跑了。桓公不解，找人去问他，扁鹊说：病在皮肤、肌体、肠胃我都有办法医治，现在病入骨髓，我已无力回天。五日后，桓公病发身死。

故事二同样流传甚广，近年来经常见诸报端，被人引用作为“常开小处方，少动大手术”的经典例证。扁鹊对魏文王说：我家三兄弟中，我大哥医术最高，二哥次之，我最差。文王问：那为什么你最出名呢?扁鹊说：我大哥治病于病情未发之时，所以病人往往以为自己本无病；二哥治病于病情初起之时，所以大家都觉得他只会治小病；而我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有穿针放血上麻药动手术之类的动作，大家就以为我医术最高明，因此我的名气反倒比我两个哥哥大了。

细细品读两个故事，有如下启示。

其一，扁鹊称自己的医术在三兄弟中排名末座，当然是自谦之辞。能让病入膏肓者起死回生，想必要比医“未有形”之病难上许多。但可以肯定的是，病情严重到了要动医刀、用猛药的时候，就算治得再好，也难免大伤元气。刑罚之于落马的贪吏，好比猛药之于病患。尽管重刑严惩会对他人是一种有力的警示，但流失的国有资产往往难以挽回，民众对官员的信心被动摇，受罚者本人也已滑入深渊。一有巨贪恶吏落网，新闻媒体往往以“百姓皆拍手称快”形容，我却觉得这“快意”中恐怕也难免掺着一丝苦涩吧。

其二，风起于青萍之末，无论怎样的疑难重症，大都发端于发肤之间。如果能平时勤加防范，或察病因于未发，或斩病苗于萌芽，扁鹊所擅长的麻药、火剂之类恐怕就会无用武之地了。祸患常积于忽微，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预防和监督体系，显然比东窗事发后的惩处和补救更为高明。1980年小平同志提出制度反腐论，明确了思想作风问题并非是导致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道德教化、严刑峻法都比不上一套稳定长效的制度。三十年过去言犹在耳，仍让我辈受益良多。

其三，中学读书时，让我印象深刻的不仅是扁鹊的神乎其技，也有桓公讳病忌医、咎由自取的丑态。由此我联想到现如今职务犯罪侦防过程中的重重阻力，在发现线索、案件查办乃至惩处究责的各个环节，官官相护的情形并不鲜见，检察机关往往要花费极大的精力去排除这些干扰。殊不知那些站错队伍、失却立场、忙于护短遮丑的官员，其愚顽和执迷更有甚于桓公者！

预防工作任重而道远，预防”二字的真谛或许不在于打奸除恶的赫赫威名，而在于察病、医病于“未有形”时。堵上蚁穴，才有千里长堤的安稳，我们感受到了肩上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