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稹（779一831）字微之，别字威明。河南洛阳人。其先世是鲜卑族拓跋氏，汉化后以“元”为姓，从北魏至隋，地位均极显赫，不过到元稹父、祖一辈时已渐趋没落。元稹八岁丧父，由母亲携往舅家抚养，少年时代过的是寄人篱下的生活。但他因此早知发愤，十五岁应明经科考试，一举及第。这以后，他益发“苦，心为文”“勇于为诗”，诗文创作渐得社会名流好评，并开始了最初的政治活动。
二十一岁时，元稹在河中府（治蒲州，在今山西永济县）任职。就在那里，传说发生了他在《莺莺传》中所描述的爱情故事。这是不切实地沿袭旧说，在未加严密考证的情况下以讹传讹。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这样评论《莺驾传》：“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虽文章尚非上乘，而时有情致，固亦可观，惟篇末文过饰非，遂堕恶趣。”然而这是不严正公允的。根据当时他由家赴京的时间来算，根本不可能开展这么一段迤逦而悲凉的爱情故事。而且《莺莺传》曾在当时引起人人奉读，一时洛阳纸贵的实况也是不容否认的。这篇小说在当时引起的反他响巨大，以至于很多人认为他及第也多有赖于此，从而引起很多落第士子的不平，其中有嫉恨者便有此一说。关于这一观点，是经过多方严密考证的。至于后来元稹与韦从的爱情，也是真挚的，这从韦离世后，他所做的《遣悲怀》《离思》中均可看出。有清人曾认为《离思》中“半缘修道半缘君”一句有薄情之嫌，现今看来是十分可笑的，无爱缘何修道？
元稹一生坚持“达则济亿兆，穷则济毫厘”的政治理想，这与白居易的有所不同，也就造成两人后期政治生涯的差异，但不得不说，他们始终是统一战线上的战友，否则以白居易韩愈等人的骄傲，也当不屑与其和诗，甚至以此为荣。他从政初期便是以刚直闻名的。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元稹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试，名列第一，被授为左拾遗。他一到职立刻接二连三地上疏献表，先论“教本”（重视给皇子选择保傅），再论“谏职”、“迁庙”，一直论到西北边事这样的大政，同时旗帜鲜明地支持裴度（时任监察御史）对朝中权幸的抨击，从而引起了宪宗的注意，很快受到召见。元稹奉职勤恳，本应受到鼓励，可是因为锋芒太露，触犯权贵，反而引起了宰臣的不满，不久就遭到了贬谪。几年之后，元稹被任为监察御史，受委去剑南东川按狱。在出使过程中，他了解到许多民间的疾苦和官吏的不法行为。他写了《弹奏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状》，检举严砺“擅没管内将士、官吏、百姓及前资寄住等庄宅、奴婢，今于两税外加征钱、米及草等”，揭发了严砺总计数十万的赃罪。这时严砺已死，与之牵连的七个刺史都因此受到处罚。这是一个轰动一时的大案，不管元稹无借此出风头之意，他的行为是正义的，但却开罪了朝中与严砺相好的人们。接着，他又纠弹山南西道枉法贪赃，使该道观察使和各位刺史都受到罚俸的处分。这一来，他惹恼的人更多，被调离长安，派到洛阳“分务东台”，也就是给了他一个闲差，一个警告。然而元稹在东台不但不思收敛，反而又一连弹奏数十事。虽然所纠的都不是大事，但其锋芒却是指向各地当权大僚的。元稹如此敢于碰硬，需要很大的勇气。这可以说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一页。
但是打击终于来了。元和五年（810），河南尹房式不法事发，元稹一面向朝廷上表报告，一面命令房式暂停职务由其代摄。这本是御史行使职权的惯例，却被忌恨元稹的人当作了把柄，攻击他“专达作威”，朝廷罚他俸料一季并立即调回西台。在回长安途中，元稹与宦官争宿，被打伤脸面。回到朝廷后，宪宗不敢得罪宦官，几位宰相本来对元稹不快，于是加他一个“少年后辈，务作威福”的罪名，把他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元稹虽遭贬滴，却因此获得很大的声名。朝中正直之士纷纷为他抱不平，如翰林学士李绛、崔群均当面向宪宗陈述曲直，他的好友白居易更是“累疏切谏”（参《旧唐书·白居易传》），还在诗中赞美道：“元稹为御史，以直立其身。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赠樊著作》）当时远在朗州贬所的刘禹锡特意给他寄去文石枕并赠诗“奖之”，后来为了酬谢元稹的回赠，又写了《酬元九侍御赠壁州鞭长句》，以“多节本怀端直性，露青犹有岁寒心”之句，赞扬元稹的品节。
元稹同平章事不过数月，就被外放到同州当刺史去了。这以后他还担任过浙东观察使、武昌军节度使等职，于唐文宗大和五年（831）五十三岁时暴卒于武昌任所。[1]
鲜卑后裔
大唐安史之乱（755-763）后16年，即779年的春天，元稹出生。他字微之，别字威明，行九，世称元九。祖籍洛阳（今属河南），六世祖元岩迁居长安（今西安）。元氏是北方鲜卑族拓跋部后裔，北魏时为赫赫皇族，周、隋两代显贵辈出。入唐后，家族经安史之乱而衰微。祖父元悱，仅官至县丞。父亲元宽尚武多才，却长期沉沦不遇，在元稹8岁时，父卒。
勤奋治学
元稹生于乱世，丧父后，家境更是清贫。母亲携元稹兄弟四人迁徙凤翔，寄靠亲戚而住。凤翔是唐代都城长安的西北屏障，有重兵把守，社会一时比较安定，元稹在这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母亲郑氏贤能知书，善于持家，白居易曾大加称赞：“今夫人女美如此，妇德又如此，母仪又如此，三者具美，可谓冠古今矣”。元稹自己也在《同州刺史谢上表》中曰：“臣八岁丧父，家贫无业，母兄乞丐以供资养，衣不布体，食不充肠。幼学之年，不蒙师训，因感邻里儿稚，有父兄为开学校，涕咽发愤，愿知诗书。慈母哀臣，亲为教授。”可见元母不仅持家有道，还亲授元稹诗书，担任起教育子女的重任。元稹自小勤奋好学，不仅直接受教于母亲，还常常从邻人家里借书，然后徒步去姐夫陆翰家求教。表兄胡灵之又教他诗歌格律和骑马射箭。9岁时，元稹作诗成熟，惊叹于长辈。因成长于民间，他对边塞风云和农村凋敝已有所了解。
德宗贞元八年（792）冬，14岁的元稹回到长安。翌年以明两经擢第。唐代科举名目甚多，而报考最多的科目则为进士和明经两科。不过两科相比也有难易之分，进士科难，“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科“倍之，得第者使一二”，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而唐代文人也更为看重进士科。元稹为尽快摆脱贫困，获取功名，选择投考的为相对容易的明经科，一战告捷。及第之初的元稹却一直无官，闲居于长安。但他没有终止勤奋学习。家庭藏书给他提供了博览群书的条件，京城的文化环境和他的广泛兴趣，陶冶了他的文化修养。次年得陈子昂《感遇》诗及杜甫诗数百首悉心读之，始大量作诗。
恋情友情
贞元十五年，21岁的元稹寓居蒲州，初仕于河中府。此时，正当驻军骚乱，蒲州不宁。元稹借助友人之力保护处于危难之中的远亲。乱定，与其家少女相爱。不久，元稹牵于功名，西归长安应制科试。贞元十九年，他与大他8岁的白居易同登书判拔萃科，并入秘书省任校书郎，从此二人成为生死不渝的好友。这时，元稹二十四岁，风华正茂，才华横溢，被名重当世的太子宾客韦夏卿选为爱婿，蒲州之恋遂成泡影，却成为他终身不忘的美好回忆，给世人留下“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离思》）这两句千古绝唱。
一贬江陵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四月，元稹和白居易同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白同及第，元稹授左拾遗，因锋芒毕露，上书直言，九月贬为河南县尉。白居易罢校书郎，亦出为县尉。此时，母亲去世，元稹悲痛不已，在家守孝三年。此后，31岁的元稹被提拔为监察御史。翌年春，奉命出使剑南东川。初登官场，意气风发，一心为民，报效国家，遂大胆劾奏不法官吏，平反许多冤案，得到民众的广泛欢迎和崇高赞誉。白居易更是作诗赠他“其心如肺石，动必达穷民，东川八十家，冤愤一言申”。这一举动触犯了朝中旧官僚阶层及藩镇集团的利益，很快他们就找了机会将元稹外遣——分务东台。东台就是东都洛阳的御史台，用意在于将他排挤闲置。即便遭受到这样的打压，元稹仍然坚持为官之初的原则，秉公执法。正值仕途受挫时，他娴熟聪慧的妻子韦丛病亡，由于难遣伤痛，让元稹写下了有名的悼亡诗——《遣悲怀三首》。
元和五年，元稹因弹奏河南尹房式（开国重臣房玄龄之子）不法事，被召回罚俸。途经华州敷水驿便宿于驿馆上厅，恰逢宦官仇士良、刘士元等人在此，也要争住在上厅，元稹据理力争，却遭到仇士良的漫骂，刘士元更是上前用马鞭抽打元稹，打得他鲜血直流，最终被赶出了上厅。后来宪宗便以“元稹轻树威，失宪臣体”为由，贬元稹为江陵府士曹参军。从此开始了他困顿州郡十余年的贬谪生活。
二贬通州
元和十年（815）正月，37岁的元稹一度奉诏回朝，以为起用有望。途经蓝桥驿曾题诗留赠命运相似的友人刘禹锡、柳宗元。抵京后，与白居易诗酒唱和，意气风发。元稹收集诗友作品，拟编为《元白还往诗集》，但书稿未成，却突然与刘禹锡、柳宗元一同被放逐远州。3月，元稹“一身骑马向通州”，出任通州司马。流落“哭鸟昼飞人少见，怅魂夜啸虎行多”（《酬乐天得微之诗，知通州事，因成四首》）的通州，他“垂死老病”，患上疟疾，几乎死去。曾赴山南西道兴元府求医。潦倒困苦中，诗人只能以诗述怀，以友情相互慰籍。在通州完成了他最具影响力的乐府诗歌《连昌宫词》和与白居易酬唱之作180余首。
三贬同州
随着平淮西后的大赦和元稹知己旧识崔群、李夷简、裴度相继为相，逐渐改变了他在政治上长期受压抑的处境。元稹于元和十三年已代理通州刺史，岁末，转虢州长史。元和十四年冬，唐宪宗召元稹回京，授膳部员外郎。宰相令狐楚对其诗文深为赞赏，“以为今代之鲍、谢也”（《旧唐书?元稹传》）。元和十五年，唐穆宗及位后，因宰相段文昌之荐，元真授祠部郎中、知制诰。唐穆宗为太子时已喜爱元稹诗歌，此时特别器重于他，经常召见，语及兵赋及西北边事，令其筹画。数月后，被擢为中书舍人，翰林承旨学士，与已在翰林院的李德裕、李绅俱以学识才艺闻名，时称“三俊”（《旧唐书?李绅传》）。在迅速升迁的同时，元稹陷入了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漩涡，与李宗闵的积怨爆发，埋下党争的种子。不久，由于误会等原因，裴度弹劾元稹结交魏宏简，元稹被罢承旨学士，官工部侍郎。次年春，元稹、裴度先后为相。在唐王朝与地方军阀的斗争中，元稹积极平息骚乱，拟用反间计平叛。可觊觎宰相之位的李逢吉与宦官勾结，派人阴谋诬告元稹谋刺裴度，后虽查清真相，但元、裴被同时罢相。元稹出为同州刺史。长庆三年，他被调任浙东观察使兼越州刺史。唐敬宗宝力元年，元稹命所属七州筑陂塘，兴修水利，发展农业。浙东六年，颇有政绩，深得百姓拥戴。
四贬武昌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元稹入朝为尚书省左丞。身居要职，有了兴利除弊的条件，他又恢复了为谏官时之锐气，决心整顿政府官员，肃清吏治。可是，恰在这时，李宗闵这个冤家正再度当权，元稹又受到排挤。次年年初，元稹被迫出为武昌军节度使。大和五年（831）七月二十二日暴卒与于任所，终年53岁。 死后获赠尚书右仆射，白居易为其撰写了墓志。[2]
元稹的创作，以诗的成就最大。他与白居易齐名，并称“元白”，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元稹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中说：“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总萃焉”，认为“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对杜诗推崇备至。元诗学杜而又能变杜，力求平浅明快，便于读者接受，从而形成自己的风格。
乐府诗在元稹诗作中占有重要地位。元和四年，他看到李绅所作《乐府新题》20首，认为“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于是“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和作《上阳白发人》等12首（《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其内容有一定现实意义，但往往主题不够集中，形象不够鲜明，不及白居易后来所作的《新乐府》50首。元和十二年，他看到刘猛、李余的《古乐府诗》数十首，感到“其中一二十章，咸有新意”，于是又和了古题乐府19首，“有虽用古题，全无古义者”，“或颇同古义，全创新词者”（《乐府古题序》）。如《田家词》、《织妇词》、《采珠行》、《估客乐》、《捉捕歌》诸篇，或叙写劳动人民的痛苦，或反映社会现实的不平，或揭露朝廷政治的黑暗，内容充实，主题深刻，描写集中，表现有力。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在元稹集中也被列为乐府类。全诗借“宫边老翁”之口，追叙安史之乱前后的政治兴衰征象及其原因，旨含讽喻。此诗与白居易《长恨歌》齐名，曾被后人赞为“铺写详密，宛如画出”（何良俊《四友斋丛说》），但也有写得分散的缺点，人物形象不及《长恨歌》鲜明。元稹另有一些小诗颇为出色。如《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可谓“语少意足，有无穷之味”（洪迈《容斋随笔》）。人称“乐天《长恨歌》，凡120句，读者不厌其长；元微之《行宫》诗，才四句，读者不觉其短：文章之妙也”（瞿佑《归田诗话》）。
元稹诗中最有特色的是艳诗和悼亡诗。他擅长写男女爱情，描述细致生动，不同于一般泛写的艳诗。《赠双文》、《春晓》、《莺莺诗》、《杂忆五首》、《会真诗三十韵》等，都是追念少时情人之作。《梦游春七十韵》兼及其妻韦丛。今人陈寅恪评此诗“实非寻常游戏之偶作，乃心仪浣花草堂之巨制，而为元和体之上乘，且可视作此类诗最佳之代表者也”（《元白诗笺证稿》）。但这些诗往往也含有轻薄庸俗的成分，《唐国史补》说元诗“淫靡”，主要即指这类作品。至于其悼亡诗，则为悼念韦丛而作，多述韦丛安贫治家之事，眼前景，口头语，情真意挚，颇能感人。流传最广的《遣悲怀三首》，一往情深，如话家常，在悼亡诗中可称翘楚。
此外，在诗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韵相酬”的创始者。他在《上令狐相公诗启》中说：“稹与同门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为诗，……小生自审不能以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辞，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他的《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都是依次重用白诗原韵，“韵同而意殊”。这种“次韵相酬”的做法，影响很大，也很容易产生流弊。元稹自己就曾提出，当时的仿效者“力或不足”便造成“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不异前篇”等现象。所以严羽认为“和韵最害人诗”，指出“古人酬唱不次韵，此风始盛于元、白、皮、陆”（《沧浪诗话》）。
元稹在散文和传奇方面也有一定成就。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而朝廷制诰仍沿用骈体。元稹始创新体，以古文作制诰，格高词美，为人仿效，“自是司言之臣，皆得追用古道”（《制诰序》）。《旧唐书》说：“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元稹所作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叙述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悲剧故事。文笔优美，刻画细致，也是唐人传奇中的名篇。后世戏曲作者用它的故事人物创作出许多戏曲，如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见《董解元西厢记》）和元代王实甫《西厢记》等。元稹生前曾自编其诗集、文集、与友人之合集多种。其本集收录诗赋、诏册、铭诔、论议等共 100卷，题为《元氏长庆集》。宋时只存60卷，有三种刻本：闽本（建本），宣和六年刘麟刻；蜀本，刻者不详；浙本（越本），乾道四年洪适据刘麟本复刻。明嘉靖三十一年，董氏曾据洪适本翻刻，《四部丛刊》又据董刻本影印。1956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另据杨循吉从陆士修借钞刊行影印本。事迹见新、旧《唐书》本传。今人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卞孝萱有《元稹年谱》可参看。
离思五首?其四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取次花从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遣悲怀三首
（一） 谢公最小偏怜女，嫁与黔娄百事乖。 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簪。 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 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二） （三）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 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尤存未忍开。 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 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 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行 宫 菊 花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 秋丛绕舍似陶家，遍绕篱边日渐斜。 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元稹文学上所取得的重大成就以及存在的不足，不仅与他的人生经历密切有关，他的政治、哲学、文学主张等直接影响着他的创作。
儒家思想占据主导地位：
安史之乱后，人们惧怕战乱，热望和平，渴望中兴。面对民不聊生、千疮百孔的社会现实，元稹和其他英雄豪杰一样，积极入世建功立业的儒家精神占据了他思想的主导地位。他从小饱读儒家经典，接受孔孟学说较多，其人生理想是“安人活国，致君尧舜，致身伊皋”（白居易）。辅佐时君，使之成为尧、舜般的帝王，使自己成为稷契、皋陶、伊尹般的贤臣，是初唐和盛唐以来诸多名相和大诗人的宏愿，杜甫如此，李白如此，陈子昂也如此。元稹十分崇拜他们，尤其崇拜杜甫，精读了杜甫大量的现实主义作品，自小就“哀民生之多艰”，产生了治国安邦平天下的抱负。在信奉儒家“达者兼济天下”这点上，他和白居易完全一致。他曾回忆年轻时的志向说：“修身不言命，谋道不择时。达则济亿兆，穷亦济毫厘。济人无大小，誓不空济私。”（《酬别致用》）而欲兴利除弊，治理天下，首先要认清社会矛盾，看透社会的弊端。认识社会弊端，他有切身体会，同时又广泛收集资料和系统研究。从他的诗文可以看出，他一直强调以“百姓心为心”，体恤百姓之困苦，轻其徭戍赋税，抑制权豪、藩镇、宦官，改进科举，选拔经世致用之才，广开言路，亲贤臣远小人，澄清吏治，去除宫市之弊，经略边疆，以重治贞观、开元之治。元稹不仅提出了系统的革新主张，而且能身体力行。在拾遗、监察御史任上，他态度激进，不畏权势，严惩恶吏。在大唐历史上，由元稹惩处的有名有姓的贪官污吏达20人之多，至今被清晰地列表于《唐代监察制度研究》一书中。
佛、道思想时隐时现贬谪时期：
元稹的思想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他理直气壮，虽累遭打击而不悔，曾自励曰：“此意久已定，谁能求苟营！所以官甚小，不畏权势倾。金埋无土色，玉坠无瓦声。剑折有寸利，镜破有片明。我可俘为囚，我可刃为兵，我心终不死，金石贯以诚！”（《思归乐》）读罢此诗，其高贵品格、坚忍不屈，毫不逊色于“革命烈士”，足见元稹骨子里有一种傲视苍穹、不同流合污的浩然之气。这种品质决定了他不可能去巴结权贵，献媚他人。但另一方面，他又彷徨苦闷，借酒浇愁，萌生出归隐的念头，并不时从佛、道说教中寻找精神寄托。元稹读《老子》、《庄子》，炼服丹药，与白居易有相似之处，但他的旷达无为只是身处逆境之时的一时之计，不如白居易遭遇打击后，日益信奉老子“知足不辱”，而“穷者独善其身”。一旦处境稍好，元稹的儒家思想又占据上风，兼济天下之志又重新昂扬。政治生涯风云变化，起落无常，直至暴卒流放之途。这也许就是作为一代大诗人的悲剧。性格，决定了他的悲剧。
文学革新思想突出元稹的政治、哲学思想直接影响着他文学思想的形成和文学创作的发展。他的文学思想凸现着“创新”二字，在当时的文学革新运动中具有突出的进步意义。唐朝通过盛唐时期的一度辉煌，也形成这个朝代文学的第一个高峰。后来者要超越这个高峰，或者企及这个高峰，没有高度的文学修养和杰出的才华是妄想的。同时还取决于这个人是否善于总结前人的经验，继承优秀传统而具备非凡的创新能力。进入中唐时期，有这样两个人出现了，那就是元稹和白居易。客观而论，元稹的才华和创新思维超越了白居易。他的文学思想与刘勰、钟嵘、陈子昂一脉相承，在上述各方面都提出了可贵的见解。他认为诗歌与现实关系密切，诗歌必须关注现实；重视诗歌的“骨格”、“兴寄”，主张诗人对待现实既要“美”，也要“刺”，态度鲜明；强调继承《诗经》、《离骚》以来的优良传统，在唐人尚未公认李白、杜甫伟大成就的时候，他第一个把李、杜并称，他和韩愈堪称推尊李、杜之“双璧”；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要求变新，是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他提倡创新与继承优良传统相辅相成。元稹从纷繁复杂的的文学创作现象中发现它、提倡它，其真知灼见不亚于韩愈、柳宗元、白居易；肯定题材的多样化，他的题材论与他的其他理论相辅相成，构成较为完美的文学理论体系。
正是因为这些系统性的理论和他的创作实践，才形成了他的独特的诗歌流派——“元和体”，才使他的诗歌能够穿越一千多年的历史烟云，至今还凸现着强大的生命力。[3]
关于元稹的评价，后世多与白居易并论，大抵有褒有贬。赵翼认为：“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此元、白较胜于韩、孟。”至于元、白相较，则“白自成大家，而元稍次”（《瓯北诗话》）。持论较为公允。
元稹虽然一生热心从政，可是他的实际成就和抱负却有很大距离。他的挚友白居易在为他所作的《墓志铭》中总结其一生，云：……观其述作编纂之旨，岂止于文章刀笔哉？实有心在于安人活国，致君尧舜，致身伊皋耳。……予尝悲公始以直躬律人，勤而行之，……[4]
四川达州的“元九登高节”就是为了纪念元稹，每年的正月初九，达州人全城出动，到各个山头去纪念元稹的离去。
巴山蜀水长，灯影牛肉香。相传，这道菜是由唐代著名诗人元稹命名的。当年元稹在通州(今四川达州市一带)任司马。一天，他到一家酒肆小酌。下酒菜中有一种牛肉片，色泽油润红亮，味道麻辣鲜香，使元稹赞叹不已。更使他惊奇的呈，这牛肉片肉质特薄，呈半透明状，用筷子挟起来，在灯光下，红色牛肉片上丝丝纹理会在墙壁上反映出清晰的红色影像来，极为有趣，元稹当即唤之为“灯影牛肉”。于是达州市的这种牛肉片就以“灯影牛肉”之名盛传开来，成为四川的一道名菜。[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