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英雄：抗日战争情境下书写热血——有感于电影《悬崖之上》

影片简介

上世纪三十年代，四位曾在苏联接受特训的共产党特工组成任务小队，回国执行代号为“乌特拉”的秘密行动。由于叛徒的出卖，他们从跳伞降落的第一刻起， 就已置身于敌人布下的罗网之中。同志能否脱身，任务能否完成，雪一直下，立于“悬崖之上”的行动小组面临严峻考验。

文/郁妍捷

从最基本的故事简介来看，影片《悬崖之上》似乎沿袭了一种常见的谍战叙事套路:四名从苏联受训回来的党员特工准备与中共地下党员接头后就前往哈尔滨执行秘密的“乌特拉”行动，伪满洲国的警察特务为了抓捕中共党员破坏此次行动，不惜布下层层陷阱。

但实际上，电影倒置了之前反特类故事的惯常模式，这回敌特分子已经先行一步从叛徒口中掌握了我党地下人员的行动任务：党员特工乘着降落伞悄悄降落到东三省境内的林海雪原中，他们迅速分成两支队伍，各自前往指定地点与党内同志接头，等来的却是警察局特务科科长高彬派来的两组假联络员——为了骗取我党同志的信任，了解更多有关“乌特拉”行动的秘密信息，高局长手下的老周、老金等几人伪装成地下党人员，在特工小组面前小心翼翼地表演着，深怕被小组成员看出一丝丝破绽。不仅如此，此次行动过程中我党两组人员在信息情报上极度落后，根本无法跟同伴以及上级及时进行联系。确定线人身份的真假、保护搭档，这关键的一步只能靠自己：张宪臣跟小兰见到接头人后，张宪臣通过随意编造的制枪人姓名识破了对方的诡计；王郁在火车上接收到张宪臣留在厕所的暗号，她一边要在老周、老金面前表现出一副“无事发生”的正常样子，一边找机会吞下小半片毒药假装食物中毒进医院，争取单独空间伺机提醒同组的楚良……四人行动小组、警察局特务、叛徒和卧底，几方势力随着“乌特拉行动”的出现相互纠葛，有人死去，有人始终徘徊在生死边缘。有意思的是，整个行动最终的完成过程，只简化作小兰对着营救出来的男人轻描淡写的祝福；而高彬甚至在结尾时对手下表达出抓到警察局内鬼的重要性高于破坏“乌特拉”行动的含义。

仿佛，“乌特拉”行动的意义被一下子消减了。好在，片尾出现的一句献词颇为引人泪目：“谨以此片献给为了黎明舍生忘死的革命先烈”——“抗日战争”的背景是这部电影的互文本，而其中“革命先烈”在影片中应具体代指“无名英雄”。如此一来，遭到削弱的“行动”顺理成章引向了那段红色历史，全片最值得注意的价值也得到了依归，内涵得以升华，使全片完成了谍战类型对接建党百年主题的主流大片创作模式。

因此，在影像上“乌特拉”行动虽然是缺席的，但无可置疑的是，由行动引出的中共地下党员则为电影提供了一个可以辨识的符码。这些主角们依托历史场域可以始终停留在全景式的呈现上——他们是立体化的景片，在纵深上负载复杂、厚重的历史情境。这一切都源于《悬崖之上》是一部接地气的作品，里面的人物是接地气的普通人。他们不是一个个战无不胜的被“神化”的超级英雄，而是一群只有普通人血肉之躯、人之常情的凡者面目。也是这些“普通人”，成了全知视角下，敌我阵营完全挑明后，观众继续葆有好奇心的动力，愿意跟着片中的“无名人”经历生死跌宕的120分钟。

因为，张宪臣等普通地下党员表征着的“隐秘者”被冠以另一个名字——牺牲。什么叫作牺牲，自主选择才叫牺牲。“乌特拉”行动小组的成员从一开始降落到雪地后就准备着牺牲：张宪臣、王郁本是一对夫妻，楚良、小兰本是一对情侣，但小分队行动时，有情人被特意拆开，王郁说，只有这样，即便一方暴露，为了保护尚在隐藏的爱人，被抓的人也一定不会叛变；王郁跟张宪臣夫妻分离时，只有一句“活着的去找孩子”；王郁和楚良在酒店后巷与特务发生遭遇战，面对性命攸关的时刻，两人没有多余的煽情戏码，楚良让王郁走，王郁虽有不舍也立即驱车离去，而楚良见王郁平安离去，不惜自己吞下毒药——皑皑白雪下的哈尔滨，性命脆弱，恰恰说明了普通人的这层崇高身份所能带来的一种言说底气。而牺牲前的忍耐，是本片的泪点，更承包着本片的小高潮。《悬崖之上》花了不少笔墨在张宪臣狱中受刑的场景刻画上——张宪臣在狱中受了鞭刑、电刑等酷刑，在折磨中连大便都失禁，但卧底老周只能站在特务旁边不动声色地看着。这种处在敌我权力结构之外的潜伏人员的位置，将革命者宁死不屈的情节加入了施虐与受虐的成分，让观影泪感建立在窥视与施虐者的位置上，由此取消了革命者和非革命者的界限，观众在赤裸裸的残酷战争里，可以设身处地了解地下党工作者的艰难。除此之外，老周的位置既见证了张宪臣等地下党员宁死不屈的伟大，同时也突出潜伏人员对自我身份的隐瞒，是一种对亲情、友谊、爱情身不由己的“无情”。也正是因为老周的存在，他对张宪臣、对楚良的救而不得，才使得“乌特拉”行动小组为了民族利益牺牲自我有了更强的真实性。

也正因为这份牺牲，让人更能体会，中国近现代的历史，由黑暗到光明的每一步都凝结了无数英雄的血与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