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 65岁才从作家转导演，库斯图里卡劝她“学会忘记”
“我们经常会说，很多事情你不要忘记，但库斯图里卡对我讲的一句话是非常有意思，他说——如果生活太艰难了，你遭受的打击太大了，你不能够原谅，你就要试着去忘记。你都不能活下去了，那么你就要忘记。”“所以在记住和遗忘之间，你觉得你可以为这个东西而死，你又觉得你可以为一个新的理想而活。很严酷，但又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人的地方。如果是你一辈子都是一帆风顺活下来的，那你对你自己的生命就没有好好地去利用。”这个周末，一场翻江倒海的仇杀，终于激起电影市场久违的燥热，昨日（11月25日）大盘直接向2亿冲击，要知道上次大盘冲2亿，还是国庆档的最后一天。但愤怒的宣泄几乎吞噬了一切情绪，跟随这头部电影的其它六部新片和两部超前点映片几乎不会再有什么过多的讨论。第一导演（ID：diyidy）今天恰恰想聊的是一部作者纪录片，它在那部爆款电影后一天上映，和爆裂的情感截然相反，故事发生在异国他乡，但所捕捉的哀愁，也很像我们当下的寒冬景观，消沉，踟蹰，时刻准备着缅怀。电影的名字叫《萨瓦流淌的方向》，顾名思义，这是一部巴尔干半岛的故事，更准确地说，这是一部塞尔维亚电影，它有着中方合拍片的身份，但这里的记忆与诉说，最终流入了多瑙河。导演更是令人好奇，是现年65岁的上海著名畅销书作家陈丹燕，她以愚公移山的方式，耗时八年，才等到这部电影在今天正式公映。电影的视角围绕着贝尔格莱德的一群知识分子，他们的身份大多是图书馆馆长、编辑，或者是媒体人、学者，他们为一种文艺上的“失忆”感到哀伤与无奈，与其说他们在努力挽救即将走向消沉的文学阵地，不如说他们在拉拽牵引历史的最后一根绳子，故事在一场露天举办的前南往事纪念品展览上走向高潮，参加活动的中老年人们，展示着自己的近半个世纪的收藏，小至一件连衣裙，大至一辆看不出任何漆面磨损的警车，一天的活动结束后，这些物件被装回了小卡车，像幽灵一般，在打着手电筒灯光的夜里，游荡在归家的路上。“完全没意识到，如果（早知道这部电影要制作的时间）是8年，我是一定会想一想的。”导演陈丹燕向我们真诚讲述了这部电影的起源和各种制作节点。最早，她只是为宣传自己的书，拍摄了一支关于有700年历史的塞尔维亚女子修道院里的圣人木乃伊，名为《向你歌唱》，那时候陈丹燕已经是塞尔维亚旅游形象大使，制片人王晔找到了她，提出想要合作拍摄一部中国与塞尔维亚的合拍片。随后，陈丹燕开始策划并撰写剧本，并在拍摄前后分别向两位前南电影大师讨教，第一位是《暴雨将至》的导演米尔科·曼彻夫斯基，他一眼看出陈丹燕性格腼腆保守，不是那种能在剧组强势掌控一切的人，劝她继续写书多好，别被当导演这事累死，但陈丹燕则用“《暴雨将至》里的吃西红柿，其实就是夏娃吃的苹果”这一文化内行梗改变了曼彻夫斯基的态度，如果连这个都知道，那也许可以试试。另一位大师则是埃米尔·库斯图里卡，在陈丹燕眼中，库斯图里卡的性格跟温存和蔼的曼彻夫斯基截然相反，火爆，大气，跟她聊了半天，聊得全是好玩的，过去的，见识过的，尤其是他私藏的一段铁路。因为曾经的社会主义生活，塞尔维亚遗留的过去国家风貌和我们有些魂魄上的相似，整齐的楼房，四方的建筑结构，到处是秩序的遗风。所以当衰落席卷了生活，过去鼎盛的欢乐声仅仅是一种回声，这种内在的情感，莫名与我们近年来的遭遇同频，产生共振不至于，但产生共鸣是有的。电影里有一幕，是陈丹燕和被拍摄者一起倒坐在正被托运至展览现场的旧年代的小车上，两旁的景观纷纷倒退前行，犹如逆转时光。但可惜，当时摄影师的电池用光了，那一幕景象，几乎没有捕捉到多少，或许这象征着，时光早已真实地逝去，更或许，它就从未来过。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从一个拥有巨大文字创作积累，以及丰富社会资源的新“老”导演身上，看一下一部作者创作的经过。也推荐这部片给年底找不到发泄参照的有识观众，它或许能带来片刻的安宁，哪怕你真的太疲惫，活生生看睡了，你也能清醒地知道，自己从未安眠。曼彻夫斯基说我转导演会累死；库斯图里卡让我好好地玩陈丹燕：最开始是因为我在塞尔维亚写地理阅读笔记，当时台湾的出版社在推广长篇小说的时候给我看了一个小短片，还是侯孝贤帮他的朋友拍的一个一分钟的短片，出版社就对我说，你也试试拍一个。为了北京和上海的国际书展，我决定试试看。当时拍这支小短片得到了很多塞尔维亚本地的帮助，我是拍摄一个有700年历史的修道院，这个修道院里有一个圣人的尸体，是个木乃伊，每个星期天的晚上，修道院会打开圣人的棺材，大家对他唱歌。因为它是一个女子修道院，从来不许拍照片，但东正教的主教说我是一个中国人，可以让我拍，塞尔维亚跟中国真的非常友好。所以我就成了第一个拍到这里影像的人，然后就剪了一个小片子，就几分钟，叫《向你歌唱》。陈丹燕：一开始我说我可能就够拍十分钟，后来他们说不行，如果拍片的话，是有一定条件的，比如要九十分钟，做成大银幕电影。那那个时候就是要全部重新来过了嘛，我们原来拍的和计划都不够做的，但那时候已经开了头，就不能说你不做了。第一导演：当决定要去做这个电影的时候，有没有先跟一些做过类似纪录片的电影人交流一下，取取经什么的？陈丹燕：有，我碰见过拍《暴雨将至》的米尔科·曼彻夫斯基。陈丹燕：就是那一年他在上海电影节做评委会评委，我们也是那年开的新闻发布会。我想我一是很喜欢他的《暴雨将至》，还有就是他是前南的人，我就去问他，我要怎么看待南斯拉夫这么复杂的历史。然后电影节方面的人就跟他介绍我，我是一个卖书卖得很好的作家，他就问，你作家做得好不好？我说很好，他就说那你何苦拍电影啊！陈丹燕：他说你会累死的，你看上去也不像一个性格这么厉害的人，我就说我还是想试试看，我们就讲了一会儿《暴雨将至》，讲到它里边有个细节，就是吃西红柿……陈丹燕：因为我知道，西红柿是圣经里夏娃吃的苹果，它在东正教里边并不是苹果，是西红柿，塞语叫paradise，也就是天堂的意思。他看着我，笑笑说，你连这个也知道！那就好，那你去做这部电影吧！《暴雨将至》
陈丹燕：对，他知道我能够知道他吃西红柿是什么意思，我想他大概也觉得我不是一时兴起，还是花了一些功夫来了解这个地方。陈丹燕：记不得了，大概有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吧，他当时很忙很忙，晚上他们评审团要看片和评片，我在他当中休息的一点时间和他聊，也是电影节说我们这里有一个新导演想认识你，那个电影节的人说这是导演，我都不觉得这是在说我，我也觉得很惊奇，难道我是导演了吗？第一导演：这个经历还蛮有意思的，其实提起前南的导演，一直以来中国影迷最喜欢的还是库斯图里卡。陈丹燕：不是，我们在贝尔格莱德见的，就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陈丹燕：是塞尔维亚旅游局介绍的，因为我要去看一段铁路，他们就说库斯图里卡有一段小铁路，是他住木头村的时候买下的，你去他那里好了。陈丹燕：对，其实在南斯拉夫没有崩溃的时候，他们的电影业是非常的强大的，所以那里有很多电影人，库斯图里卡是其中一个很狂野的人。陈丹燕：他非常塞族，但曼彻夫斯基是一个非常温文尔雅的人，其实他也非常的塞族，只不过塞族有各种各样不同的层面。因为是合拍片，所以我们有一半的团队是塞尔维亚的，他们的专业程度都很好。第一导演：我想问，库斯图里卡也拍过纪录片，他传授了你点经验，少走弯路？陈丹燕：他才不要跟我像老师讲课一样呢，他说，那你就去玩，我们这都是窄轨的火车，他说的都是和拍片不相干的事，他的气场也非常的强大，让你不想也不敢问他我应该怎么做导演。尾随夜车戏是我最喜欢的段落；“时光倒流”场景很突然，摄影的电池却没电了！第一导演：咱们聊这部戏本身吧，其实一开场，你去探访废弃的糖厂，突然冒出来一个莫名其妙的看门大爷，轰你出去，他好像活在半个世纪前似的，但很快电影就没有这样戏剧性的冲突了。陈丹燕：一是它本身就没有那么多戏剧冲突，还有一个是，我觉得更有意味的冲突是在人的内心世界里发生的，因为我们拍的都是当地的知识分子，他们看上去平静，实际上心里边波涛翻滚。第一导演：还有一个设计我觉得很牛逼，就是当天的旧时光展览活动结束了，那些纪念品又装回小卡车，你的镜头在夜晚尾随着卡车回去的时候，音乐突然变了，变得有点说不出的阴沉的感觉，好像在看一个幽灵夜晚飘在路上，这里的表达是怎样的？陈丹燕：这一段其实是我最满意的一段，你说的那个声音的设计是一个墨西哥人做的，我很喜欢她的创作，你看前面最开始我们介绍作家书桌系统等几个场景里也加入了一点类似的声音，做了一些铺垫，我对那个墨西哥声音设计说，我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些思考，对，我想要做一些像在思考的声音，它的画面是现实的，但是它的声音是一种思索，是灵感到来的感觉。我们试了很多种不同的声音，比方说电流声，现实的声音和超现实的声音并存，一路走进思考的世界。后来她选的声音里，就是有一个车载收音机的声音，它是飘忽的，一会儿飘过来，一会儿又走了，其实是现实的声音和脑子里的声音交替出现。所以电影到最高潮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片尾曲，就是用电音做的，一开始声音都是抽象的，到后来变成了一个有韵律的声音。第一导演：你的镜头围绕的都是知识分子群体，有没有触碰到比方说特别普通的人，或者是更年轻一点的人？陈丹燕：没有，好像乌先生的一个八零年生的朋友后来也成了我的朋友，但是我的确是没有想过要涵盖这么多年龄层，我就把视点聚焦在整个南斯拉夫变化中最鲜明的两代人。陈丹燕：对，讲清楚两代人的故事就已经触动了我，也不要做这么多人的故事了。陈丹燕：在8年里，我看到她从小长到大，身高逐渐超过了我，她的将来和米先生他们的将来也许不一样，但也许是重复的，这个我们不知道。第一导演：片中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捕捉，就是你们坐在别人收藏的小车上，小车又倒着放在拖车上，拖车开动时，你们看到的景物一直在倒退。陈丹燕：非常的意外，摄影就坐在我的后排，但他完全没准备好，他的电池那时候没电了！陈丹燕：是的，机器拍不了，我们能拍的素材全都用上了。那个过程我非常感动，整个马路上的人全都停下来，非常恍惚地对着我们笑，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且里面还坐着一个中国人。陈丹燕：如果全拍下来，我知道它一定是这个片子里的一个高潮。我不愿驱使人，也不爱指挥人，我把拍摄的愿景写下来，我只会这样工作第一导演：我知道你一开始是先写剧本，然后再拍摄，但按照一般纪录片操作，不该这样啊。陈丹燕：是，我有个很天然的弱点，就是我没有办法跟团队一起把脑子洗干净，大家一门心思去做一件这个样子的事。但是我可以表达我自己想象中的愿景，那这个愿景都是靠写下来的。作家这个职业，它对人的训练，你所有的思维，都不是在开会中成熟的，而是在写下来的时候逐渐成熟的，所以写下来对作家来讲是最牢靠的一件事。当然我大概知道这个故事会往哪里走，它并不是一个纯记录的思路，并不是我的主人公发生什么，我就有板有眼地把它记下来，我是有选择的。那这个选择就需要整个拍摄团队集体去把它抓到，如果摄影师抓不到，他拍再多也没有用。陈丹燕：我也不需要去指挥别人，我的工作就是指挥我自己。陈丹燕：我最开始给大家写的是人物小传，就是米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历史是什么，他的现状是什么，他现在最大的担心是什么，还有乌先生，我有他们成长的各个阶段的照片，都发给大家看，让大家知道这个人小时候什么样，现在长这个样，他的最大的冲突点在哪里，拍他的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状态。就会很像写长篇小说的时候做的人物小传。我也只会这样工作，像一个成熟的导演那样，特别有个人魅力，一呼百应，我是怎么也做不到的。第一导演：后来你还遇到剧本里没法完成的突发情况，整个故事只能重新改写，你还为此在家楼下咖啡馆里哭。陈丹燕：其实这个电影应该是三个故事，失去的故事就是讲述当代美术馆是怎么重新恢复的。陈丹燕：不是，我猜不出来具体原因是什么。其实乌先生还是美术馆开业酒会的承办商，当时我想得特别好，在美术馆开业的时候，乌先生、米先生和美术馆的Zoran，就在我的那个公共书桌上教我1999年的那个展览，他们三个人可以碰面，当时这个美术馆的主角就是Zoran，我们其实已经拍的七七八八了，但当展品回到修好的美术馆，进入它的地下通道以后，我们就再也不能进去拍摄了。第一导演：关键是还不知道这里面到底是个什么道理，这很令人困扰。陈丹燕：对，是的，我就只能跟制片人讲，你要相信一个作家是有能力找到一个新的故事结构的。陈丹燕：对，其实那个美术馆的故事特别好，还有现在的阿布，贝尔格莱德的那个女行为艺术家，从她第一次做行为艺术开始，他们当时留下的那个影像，美术馆也全都统一给我用了，是非常好看的，但后来就是不成，很可惜。
陈丹燕：其实整个8年我都在一个非常不确定的情况下工作的，拍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能拍完，因为我们的人物每天都在出状况，塞尔维亚这个国家不是那么稳定，你去了一次，不知道下一次还能不能如愿去。另外我们自己的电影也发生问题，资金产生问题，是不是还有钱接着拍下去这都不知道。剪辑的时候又遇到疫情，我们的剪辑师非常好，他是从魁北克来中国的，2020年初，剪到二十多天，快三十天的时候，上海就要封城了，春节前风声鹤鸣，他得赶紧走，要不然怕回不去。最后就是等于要在线上剪，传文件，我们这里又不能够用WeTransfer，他那边就很麻烦很麻烦，所以这就是问题。等剪辑结束，我的声音也是在魁北克做，那就完全线上了，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完。等到全都做完，那还有调色的问题，没钱了，每一个阶段都很漫长，所以充满了也许做不完的可能性。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好的，就像我做作家，受过写长篇小说的锻炼，常常是你写到1/3时发现不对，你要重新来过，那这个过程就是三四个月的写作时间，会花费更多的时间用于调查和思考。作家是讲究文气悠长，就不要短促。所以我觉得作家的训练在这时候还是蛮帮我忙的。确定这是你想做的事情，确定这个电影所讲述的故事，要按照我认为正确的方向去走，不用考虑任何市场。
陈丹燕：完全没意识到，如果是8年，我是一定会想一想的。陈丹燕：慢慢就意识到了，等拍摄回来，你看到素材很不像我想象中那样，不像我预计的那样，我就知道要再去拍。所以我的制片人也挺了不起的，换成别人早就毛了，凭什么呀，浪费这么多时间。第二次拍摄回来后，我又有了新的想法，只能再补拍，我们还在上海复刻搭景了艾米丽咖啡馆。这些都要感谢我的制片人，因为要去找钱，找资源，要感谢团队，大家都很配合支持我。陈丹燕：还是有一点距离的，我可能最早想象的要更个人化一点。其实最初我没有一个十分清晰的想法，我传达给拍摄团队的信息也不是很清晰，整个过程自己也在摸索，所以我也不赖别人耽误我时间。中学在家把厕所改造成冲洗照片的暗房，最早的电影影像记忆其实是胶片放映开场时的“碎毛毛”第一导演：想知道最开始直接促成你做导演的推力是什么？是你心里头一直埋着一个可能性？陈丹燕：没有，我觉得我一辈子好好做一个作家就挺好的，而且即便是作家，也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我也没有真的做得很好。但是我本人是一直喜欢看电影的，而且我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拍照片，那时我父母在家里给我做了一个暗房，我有一整套机器，可以冲晒，我现在回想可能我对影像并不是很陌生，但我从来没想过拍电影。陈丹燕：我喜欢干这个事情，当时我们家有两个厕所，我每次要冲晒的时候，都得把那个厕所全部遮起来，换灯泡什么的，后来我妈就说，哎呀，算了，反正这个厕所就给你用，所以我那套冲晒的设备是拿一个木板架在浴缸上的，是一个很小的小孩子玩的一样。陈丹燕：对，其实很小的，大概就两三平米，有个浴缸，有一个厕所，把有腐蚀性的水倒在一个桶里，用水把显影器和定影器冲干净，我就可以在洗脸池里冲。陈丹燕：就是拍小孩子玩。我有两个朋友，其实这个小暗房，比如说我们两家人家一起，他父亲当时在阿尔巴尼亚工作，所以带了一个比我们家好的冲晒的机器回来。我们家有一个特别好的上光机，可以切各种各样照片边角的花纹，所以我们一起组成这样子的一个暗房。因为他们家小孩多，他们两个厕所都要用的，我们家那时候就我一个，那就有一个不用也没关系。第一导演：在那个年代这太令人羡慕了。那你当时对电影是什么感受呢？陈丹燕：电影是生活的一种娱乐方式，我从来不是说我要拍电影，那时候拍电影怎么可能呢？对一个小孩来说做梦也想不到的。但是在电影里边可以看到你在现实生活里看不到的世界，这个是非常迷人的。第一导演：有没有什么出自哪部电影的某段影像，成为了你的脑海里对视觉上的记忆？陈丹燕：很难说，但是你这么一问，我脑子里边划过的，其实不是影像，是那些老的黑白电影在还没有正片出来的时候，不是都会有一些白色的背景，胶片没有冲洗干净的那种小碎毛毛，看到那个我就会知道马上电影就开始了。陈丹燕：青年时代我们是看录像带和DVD，好像要大家借来借去看的，其实我挺喜欢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卡车》。陈丹燕：但是我看的时候应该是80年代末，或者90年代初。我还觉得挺好看的，演员是谁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只记得那个镜头晃，应该是从卡车的驾驶室里边拍外面，外面一直在晃，看上去非常的真实和心不在焉，就觉得真的很好看。陈丹燕：对，我也挺喜欢默片的，卓别林的那些片子，它特别的超现实。陈丹燕：我从没有想过，你现在问我，我在想它可能很早就教会我处理现实的方法，其实非虚构的处理方法常常是非常超现实的，虚构的处理方法常常是不能超现实的。因为虚构的框架一旦超现实，它就太假了。在非虚构的情况下，它有可能超现实，而且可能纯粹的个人视角。我猜电影教会我的是这个东西。陈丹燕：没琢磨，都没有琢磨，就像你小时候吃一个东西，喜欢就是喜欢，不会去琢磨它有多少营养。库斯图里卡对我说，如果生活太艰难了，你遭受的打击太大，不能够原谅，你就要试着去忘记第一导演：最后说回《萨瓦流淌的方向》，现在要上映了，可它的观众会是什么样？陈丹燕：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你把你的事情做完，然后把它交给一个可以露出的地方，至于它之后怎么样，它认识谁，谁认识它，这是它的命运。接下来就都是观众的权利和观众应该怎么做，任何创作如果没有观众的参与，你永远不会完成整个作品，观众是从他的人生经历和他的角度出发来完成他认为可以有所动的这一部分。第一导演：那在这一部分观众里，他们会不会有一种通感，就是它内里的哀伤，好像也能和这两年咱们这里，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的香港，也能形成一种联系。陈丹燕：我自己觉得呢，第一，我相信我的读者，相信我的观众，他们如果看了觉得有收获，那并不是我给了他多少，而是他本身已经储藏了他可以接受这个故事的人生经历。他如果没有相应的人生经历，我觉得就很难，这是很重要的一点。还有呢，就是你看我做这么多年的畅销书作家，我其实自己知道畅销是怎么完成的。畅销其实从来都不是人工制造的，我也没本事造，我的编辑也没本事造，发行也没本事造，那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那我们的努力就只能到人和，天时地利这是老天爷给的，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去做这个事情。但是纪录片有所不同，我觉得它从来都不是一个要大众全部都叫好的一个种类，它就是一部分人会喜欢，一部分人会不喜欢，他看不懂，并不是他有什么不好，而是他这个时候他的生活经历没有契合这一部分内容。所以畅销书碰到的是读者，电影碰到的是观众，我的创作碰到的是我的知音。那我们大家就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了。你找知音，你就得慢慢等，你不要哇哇叫。第一导演：是的，这部电影并不主动拉拢中国观众，电影里除了出现《孙子兵法》，就没有第二个中国元素了。陈丹燕：《孙子兵法》就是米先生自己一定要读的，他就说可以拿英文读，他年轻的时候就看英文版《孙子兵法》，知己知彼什么的，他们的“孙子”的发音还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还一直认为他发错音了。当然我可以了解我拍摄的人，但是我从来不去跟他讲，哎，你说这句话好不好？这句话，他从前跟我说过，我说你要不要在这个地方，再把上次说的话再说一遍，它很好听，但是我们上次没有拍下来。第一导演：其实大部分的中国人，一提到南斯拉夫，从事件性的影响来说，回忆里就是1999年的那次不幸。第一导演：我以为你可能会和片中某个人物聊天时聊到当年的具体的场景，我不知道你是否聊到过？陈丹燕：不，我不希望。这部电影本身就是一个对生活的理解和生活现状与精神世界的表达，它并不是政治性的。第一导演：说实话，我不知道这两年的上海的变化，会给你的内心造成动荡或者起伏吗？陈丹燕：我觉得世界非常美好，生命非常短暂，要用有限的生命去做有意义的事情。我目前会觉得拍一部电影是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花8年也可以。这个意义，是你在乎并享受这个过程，你知道你的生命在努力工作和努力生活这个过程中放光彩。那这个是我非常期待自己能做的。第一导演：可是当这个世界扭曲时，你怎么坚信自己一直坚信的这个东西，你有精神解药吗？陈丹燕：我也没什么解药，但是你看米先生乌先生，我们肯定是没有像他们那样经历这么糟糕的处境，他们能够坚持，那我们也是一定可以做到的。巴尔干那么长时间的动荡，锻炼了各民族那种热烈的生活态度，对生活的珍惜，对美好事情的珍惜。我们经常会说，很多事情你不要忘记，但库斯图里卡对我讲的一句话是非常有意思，他说——如果生活太艰难了，你遭受的打击太大了，你不能够原谅，你就要试着去忘记。你都不能活下去了，那么你就要忘记。这不是他的发明，这是巴尔干，整个南斯拉夫人，最基础的想法。所以在记住和遗忘之间，你觉得你可以为这个东西而死，你又觉得你可以为一个新的理想而活。很严酷，但又是一个很好的锻炼人的地方。如果是你一辈子都是一帆风顺活下来的，那你对你自己的生命就没有好好地去利用。我们都是普通人，我们并不希望自己的生命充满波折，但是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这个波折来了，你是干干净净，周周正正地活着，然后去接受，把它化为你生活当中的一种动力，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到的。陈丹燕：我对导演的身份没有任何企图，我只是在想，我怎么把作家书桌系统完善好，我对这个有兴趣。我觉得我可能会再拍一个纯作家书桌系统的片子，但是我不会说这个事情让我的职业就变成了一个双重的身份，我能再回来太太平平做一个作家，真的就太好了。*文中图片由受访者提供，部分来源网络，如有疑问请联系本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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