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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深扒张艺谋

这是第三届平遥影展开幕的第二天。
有大咖到。
早上8点来电影宫门口,就目睹这近千名一类电影文青“Z型”的渴望,一开始,大家都很沉得住气。

一千多人排成的长队

岂料过了两个小时,工作人员突然说要换个地方排队——只需“一秒钟”,上演“平遥行”。

夺命狂奔入场“这就是青春啊!

第一导演(ID:diyidy)也是经历过不少流量小生电影发布会的,但这规模,这番热情,这种炫酷冲刺,我想不到可以对标他的人。
张艺谋。
今天平遥的一哥,不,今天整个山西的一哥。
在《一秒钟》“消失”的第242天,他像英雄归来(就连他身边八卦阵一样的保镖团队都开始了表演,紧锁眉头,迈步有力,肌肉紧绷,可惜我没拍着图),遇到了只有在他“那个年代”,才能享受的礼遇——
被真正的群体的青春与狂啸包围。


1500人的露天站台,座无虚席,甚至,还有近百人无法进场,沮丧折返。
怎么回馈这群年轻的心?
真诚的爆料啊!
从此前10点开始的40分钟媒体群访,到站台上回忆当年事90分钟,张艺谋把他此刻的精神状态,和上世纪“前半生”描述了个通透。
有些经典老故事,像“《红高粱》赵季平就一把唢呐我觉得不行必须40把唢呐一起吹吓你一大跳”、“《代号美洲豹》需要一些台湾照片结果全台湾记者都在给我拍照片”、“拍《秋菊打官司》我比狗仔队早了很多年成为偷拍大师”、“《英雄》100匹马全部焗油成黑色结果实拍时掉色了我给焗早了”这些烂熟老料,张艺谋还能在现场声行并茂,讲得就好像昨天刚发生的一样。
课程一开始,老谋子尽可能回避着“那两个字”,“那两个字”影响了他的一生,甚至,就是“那两个字”制造了今天的张艺谋。
但说到尾声,说到得劲之时,他也没hold住,直接崩了出来——对,就是“文革”。
他今天真的太高兴了,看见这么多20岁上下的孩子在看着他,喜上眉梢。他信了,自己一点没老。

开心中,也透出一丝微妙,都知道,贾樟柯和张艺谋也做过影史的对手。
贾樟柯现场“故意”挖老谋子的“痛处”,对,就是那部尴尬的创作,“提到《代号美洲豹》是(因为)我也很喜欢这个电影,哈哈哈!”
老谋子也现场即兴“回敬”,聊至《秋菊打官司》时说:“当时拍城乡结合部,(扭头看贾樟柯),你也知道,就是有很多违建。
其实这场“为了电影的每一秒”大师班论坛,并不是贾樟柯促成的,是马可·穆勒在张艺谋拍摄《坚如磐石》时亲自去重庆找来的。
说到《坚如磐石》,大家肯定还想问问张艺谋的回勇之作《一秒钟》,他给出了五个字——“我还不知道”。
那你还想知道些什么?想知道张艺谋第一次看《小武》的经历么,第一次被评论界群嘲的心情,第一次在1500名青年电影人面前求剧本的场面……
今天每一个“第一次”,都载入张艺谋的“一秒钟”。

张艺谋在平遥留下了自己的手印


谈年轻人和平遥影展

马可·穆勒请我来的,电影的希望在年轻人身上

 
早上起来的时候,助手告诉我7点就有人开始排了,你(指提问的记者)说的这个更早,4点就开始排了,哇,跟(医院)挂号似的。

我刚才车过来,看见一路都是年轻人,很感动。这些年轻人未来可能都是大师,再有比他们年轻的,会排着队听他们讲。这就是传承,希望在年轻人身上。

过去创作,有时候苦难、生命是创作的源泉,因为我们这一代从历史的艰难中走过来的。

年轻人生活在新时代,在国家飞速发展时期成长,未必经历过我们那个年代的苦难。但是年轻人未必不能拍出伟大的作品。
 
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产生伟大的作品。

我看贾樟柯上电影学院的时候,已经有了梦想,要拍电影。

我可不是,我那时候反正是有个大学让我上,我就不当工人了,是后来学电影被电影深深吸引,才有了干电影的想法。

 
人家把贾樟柯叫第六代,也就是说比我们低一代,算是我们的兄弟这一辈的。当年贾樟柯的电影刚出来的时候,和第五代电影完全不同,他关注底层的小人物,有他独特的思考。

你会看到,会有新的一代。贾樟柯现在也慢慢地成为了像老师辈的人物。“代”已经分不清了,更年轻的导演,可能只有20多岁。

平遥电影展第三届了,我一直关注。今年来是因为老马(马可·穆勒),老朋友了,我拍《坚如磐石》的时候,他跑到重庆去找我,跟我说你是不是今年有时间来一趟儿。

马可·穆勒 平遥国际影展艺术总监
 
也很希望跟大家谈谈电影,对我来说是一个放松。
 
“为了电影的每一秒”,我很喜欢这个题目,电影就是由每一秒钟构成的,正好我完成了一个新电影叫《一秒钟》。

其实《一秒钟》可以看作是我写给电影的一封情书,是我自己的青春记忆,关于电影的电影。

电影就是每一秒钟构成的,人生也是。所以其实,一秒就是一瞬间,一部电影也是一瞬间,我们漫长的生命也是一瞬间,连地球几十亿年的寿命也是一瞬间。

再过35亿年,可能太阳系就有问题,地球可能会消亡。40亿年以后,可能就完了。但是新的生命可能会在木卫六上重新出现,像是一种循环。
 
时间就是这样子,一秒钟,无限,都是生命绽放的形式。
 
对于做导演来说,拍好每一秒钟,其实也是你生命的每一秒,绽放、充实。
 
我觉着把电影节办在平遥是特别有意思的,构成了古老和现代的一个对话,悠久的历史和年轻人的一种交融。
 
山西民居的建筑,厚重、规矩,都跟南方很不同。这是中国黄土文化,汉族文化的一个起源。你看完电影出来,就好像穿越一样的。



谈新片

感觉我是中国电影界最忙的一个导演,所幸身体还好

 
《一秒钟》是我自己写的剧本,《悬崖之上》和《坚如磐石》都是人家别的公司给我拿来,我一看,还不错,然后迅速一调整,就可以建组了。
 
《一秒钟》我还不知道,希望早一点跟大家见面。
 
《坚如磐石》,在做七十周年联欢晚会的时候,就一起搭着做后期。国庆节过了,《坚如磐石》也做完了,正式送审了。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警匪片,未来你要能看到这部电影的话,我把它叫“硬派警匪”,很都市、很冷峻的一种现实主义的风格,画面也很独特。

 
(《悬崖之上》)今年年底开机,是我没有尝试过的谍战片,冰天雪地的,去强调人和人的情感与关系,一种剑拔弩张的悬疑,去体现人性的魅力。视觉上也会很有特点,就像《影》一样的,不断地下雪,我们在东北雪乡那一带,最冷的地方拍。
 
我不累。

也是因为青年时候的经历,我们这一代人总是觉得不要虚度光阴。感觉我是中国电影(界)最忙的一个导演,几乎每年都想拍新电影。

也做不了其它事情,总是喜欢创作。除了电影还涉足很多事情,比如说做大型的活动还有舞台剧,我今年还一个《对话·寓言2047》第三季,也都演完了。

所幸就是身体比较好,没什么大毛病。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别人看着累,你自己不会累。
 
谈《红高粱》

因为我的性格,一直是希望语不惊人誓不休

 
刚才贾樟柯说的,我的处女作(《红高粱》)呈现了某种成熟感,我觉得是受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是处女作所处的时代。

我们那个时代百废待兴,全国人民都非常关心文化,都进行民族、历史的反思,是一个非常可爱的时代,有大量的文学作品、美术、诗歌。

在当中你寻找到的故事,势必带有时代的烙印,所以呈现了某种比我们自己年龄更丰富的一种思考,那个时代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其次就是性格,我自己的性格,迄今为止还是希望语不惊人誓不休,总是希望在方方面面都能表现出独特性来。
 
赵季平最早给我们吹音乐的是一把唢呐,我就觉得不过瘾,说,季平,你是不是把那几十把唢呐搞到一块儿去?他说那个就吵得不行了。我说咱就要吵!

所以最后他就四十几把唢呐齐吹。你看《红高粱》那个很刺耳的呐喊,当时我们在录音棚里觉得就是这样,要吓你一跳的感觉。

 
很大程度上,你个人的性格,跟那个时代碰到一起,处女作就呈现出来一种本质的东西。
 
我看《小武》(贾樟柯处女作),你也知道是一个什么放映机,16毫米的,还有噪音,在一个屋子里头,很多人在很神秘地看。

《小武》也很典型地体现了贾樟柯的性格,我很喜欢,当年是很石破天惊的,他关注当下,关注底层人的命运,完全跟我那个大喊大叫是两个时代,不同的。



谈《代号美洲豹》

多少年都不提这个事了,可能搁到今天还挺成功的

 
现在看我还挺先驱的,走挺早的。

《红高粱》完了以后,第一个跟私营公司合作,顾长卫的一个朋友投资,就开始张罗,要拍王朔的《我是你爸爸》那一类作品,后来剧本不成型,我想放弃。
 
顾长卫说不能,人家都花了三十多万了,你必须再给人家拍一个。
 
所以一个朋友的剧本就给我看,劫机的,还有台湾的背景,感兴趣,后来就拍了,钱也花得不多,一百多万吧。

 
《代号美洲豹》今天看起来,是商业电影,完全是一个新的尝试,当然后来没成功,其实可能搁到今天还挺成功的。

我们那个时代大家要思考,要深刻,没有人讲娱乐,娱乐这个词都没有的。反正就是评论界一片骂,我们也觉得很没面子,多少年都不提这个事,感觉就走麦城了,我们只说过五关斩六将,所以今天贾樟柯说这个,我也顺便说一下。
 
其实我现在想起来,那个电影挺好的。
 
当时去不了台湾,怎么办?我跟朋友说,你帮忙给我弄一点台湾街头的照片来做一些背景。然后有一天跟我说,张导,你知道吗,现在我听说全台湾的记者都在帮你拍照片。
 
所以我们后来就用了很多台湾街头的照片来讲这个背景,也用了一种快速剪接的方式,手持、照片、字幕,还有很多配合,很时髦的。

 《代号美洲豹》截图
 
谈《秋菊打官司》

我应该是中国偷拍的大师,比狗仔队要早得多

 
《秋菊打官司》(开始是)刘恒做编剧,不是人家剧本写得不好,我觉得这个电影没特点。
 
马上要开拍了,突然扯扯扯,说拍一个纪录片的风格吧,大家就很兴奋,我就给投资我们的香港的马先生打电话,可以不可以?他说我想办法给你租(设备)。我们马上想偷拍什么的,摄影、美术这几个人都很兴奋。
 
整个一上午刘恒都一言不发,看我们几个在这又蹦又跳的,差不多中午一点左右,准备吃饭了,刘恒从床上坐起来,“那我这剧本就白写了”。很对不起他,后来果然刘恒的剧本没用。就是一个大纲,几句话,去偷拍。
 
我觉得那时候我应该是中国偷拍的大师了,比狗仔队要早得多。
 
16毫米的小摄影机,一卷片子上去转11分钟,是可以长时间偷拍的。把两组摄影藏起来,在中国城乡结合部,宝鸡农村,藏到各种能藏的地方。
 
像要在这地方(平遥会场)偷拍的话,我可能在亭子那搁一个纸箱子,大一点,两个人差不多半夜四五点藏进去,穿上尿不湿,拿上水和馒头,我开两个孔,拿黑布挡着,然后等大家不注意掀开了拍。
 
在农村,我们在各种地方偷拍,半夜藏进去,演员来了穿上衣服,反正谁也认不出来。副导演先走一遍位置,咱假装找人,然后让演员一看,走这啊,演员就过来了,就那样一直偷拍,很过瘾。
 
怎么录音呢,弄个小麦克,像这个地方(平遥会场)就很难录音了,得藏。当时中国城乡结合部你也知道,很多违建,都是半夜把麦克风提前挂在那。
 
这些是在外边环境的偷拍,村里怎么办呢,老乡根本没见过?提前让巩俐装上一个假肚子,到村里去体验生活,所有的村民都不知道她是假的,以为她怀孕了。

 
这也不行,你还是要拍呀,在村里就得带点组织了,我就让我们的两个摄影拿两个摄影机,天天在村里转,空拍,没有胶片,跟上班似的,每天八个小时,猪羊、老人、孩子,天天转,熟悉。差不多一个星期后,摄影师回来报告,说现在没人看镜头,连狗都不理了。
 
那时候两个摄影师钻在箱子里,要钻一天的,拍几十遍,我根本不知道拍得怎么样。这个电影要拍出扑面而来的生活氛围,所以我们那时候剧组有一句流行话,我就经常拿对讲机问两个摄影,怎么样,扑面吗?他们就说扑面。我就问有几个扑面?最少有两三个是扑面的。好,收工。
 
然后冲回来看样片,你知道剧组看样片是多么神圣的事情,全剧组都来,真的盼星星盼月亮。《秋菊打官司》特别逗,全走了,没一个人看。就是摄影师放,我看,俩人看一夜。
 
为什么呢?16毫米的放映机,一本11分钟,海量的素材,看得人晕头转向,各种穿帮,各种失误,各种不知道拍什么。那时候全组弥漫着一种失败氛围,不敢说,就在私下说,说这回艺谋肯定砸了,这是什么呀?连人都找不着。
 
所以那时候是很胆大的。
 
今天看,我觉得《秋菊打官司》的美学,当然可以系统地归纳到纪实风格上,但那时候是很前卫的,非常前卫。当然现在是法治社会了,今天你要这么大规模在街上偷拍是不可能的,那时候偷拍很开心的。

 
  
谈《英雄》

李安的《卧虎藏龙》横空出世,我特别沮丧,不想拍了

 
《英雄》,今天看起来,好像一切都是按部就班地到了一个阶段的一个变化,其实那时候完全是无意识的。我自己一直喜欢武侠小说,文革的时候我就偷偷地看。
 
很想拍这样一个故事,我们就拿了荆轲刺秦王编,剧本成型了,《卧虎藏龙》石破天惊,横空出世,我们都很沮丧,说咱还拍吗,人家这么成功了,咱再拍都是跟风了,多没面子,我就想放弃了。

 
当时我们制片人是江志强,非常有眼光,说,导演,拍啊!现在市场很好,好卖,国外都愿意买。因为他发行了《卧虎藏龙》。劝我说《英雄》是个文艺片,我们像《罗生门》的一个结构,讨论该不该杀,天下是什么,又悬又大的主题。
 
后来他就说,你要不要梁朝伟、张曼玉?最后过来问我,你要不要李连杰?我印象很深,拍的时候需要找一个配角,(江志强问)你要不要甄子丹?
 
后来我看媒体评论说,这个阵容恐怕史无前例。

 
然后我说,可能15匹到20匹马差不多了。(江志强说)太少了,100匹吧!
 
就把我给逗起来了,我觉得可以拍一个这样的场面吗?江志强说,可以,现在市场好啊!
 
这样一下就开始走极致。
 
秦尚黑,我们就让秦全是黑的。100匹马各种颜色都有,花钱,给马焗油,请了好几家理发店。
 
刚焗出来,马师骑出来了,黝黑黝黑的,漂亮,穿上黑盔甲,我们试装的时候,大家都说秦兵的马队来了,像乌云一样地过来了。
 
但是很遗憾,焗早了。

那时候特效很少,就用不同的颜色来划分,等等等等,就拍出来这样一部《英雄》。

 
觉得很过瘾,能有这么一个大制作,能有这么多大演员,也是按照自己的风格去拍。

包括动作也是,我第一次拍动作,像诗词一样地去拍很多风花雪月,一滴水,一片树叶呀,一个箭的高速等等,有美感的东西,完全按照自己的爱好和理解去拍。

 
真没料到,后来公演居然成为一个大话题,中国当年全年四分之一的票房,是不得了的,全年票房八亿多,我们两亿五。要用今天的票房成绩来看,那都是一百多亿的票房,单片,那是不得了的!
 
今天回头看,大家愿意给《英雄》“中国第一个大片”这样的赞誉和肯定,当年被批得体无完肤,我自己觉得也很沮丧。

那时候不觉得票房高就是一个很得意的事情,我很在意大家的评论,首都文艺界我们俗话说叫首文,我很在意首文的评价,结果看人家都说我这个电影思想有问题。
 
但像今天出去这么高票房,我肯定睡觉都会笑起来,因为今天我们基本上可以说我们是以票房论成败。


谈创新

我拍不出成熟完美的作品,不如只追求一个特点

 
今天我还是像年轻人一样,说我下一部电影是不是更好?我是不是可以拍一个好电影?因为你越来越觉得,好电影在你心目中是非常神圣的一个词,你心目中的一个标准,很难达到。

拍电影越多,其实觉得好电影越来越难拍。说我是丰碑人物,不敢当。质量和数量永远是一个辩证关系,伟大的电影,在人类历史中也不是很多,它是金字塔尖。

拍一个成熟的、完整的、完美的作品,你做不到,还莫如追求一个特点。
 
有时候故事实在没有办法了,就画面,画面没有办法了就形式,我总是希望有一些不同,哪怕这种不同被别人抨击,被别人诟病,我也不太爱惜自己,我也不装大师。
 
但就是从年轻人,从无数的默默无闻的小电影上,积聚到一定数量,就会成为伟大电影的摇篮。中国电影的质量要靠所有人努力,坚持不懈地去耕耘,一定会获得。
 
但是不可能马上就来,因为这是文化。需要辛勤的创作、清晰的思路,还有历史发展的机遇。不用着急。


谈编剧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中国最缺的是好编剧

 
现在中国电影市场好,坦率地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就是碰上一个好剧本是很难的。当然有很多导演自编自导,十年磨一剑,也没问题。但是我这个人闲不住,可能我没那么深刻,我就希望快拍东西。
 
我现在的身份就算职业导演吧,用节奏、电影语言讲故事。虽然可以拍作者电影,但我们未必是一个纯粹和典型意义上的作家,我们是一种形象思维。
 
应该发挥我们的强项,给我提供好剧本。

《流浪地球》不错,拍的挺好。这片正热的时候,可能记者对每个导演都会问这样的问题,“要不要拍科幻片”,我就回答,我很喜欢科幻片,也希望能有尝试机会,但还是没碰到一个心仪的剧本。

我们这个市场,从200部电影,现在变成一年1000部电影这样的产量,可好剧本却越来越难了。
 
所以借平遥国际电影展,(告诉)我们这些热爱电影的人,你知道中国现在最缺什么吗?好编剧。真的。很多年轻的导演非常好,一代一代地成长,(编剧是)先天的问题,不成熟。
 
我告诉你,就刚毕业的,做枪手的都签完了,你都找不着人。而且来了给你写两稿就走了,没时间奉陪,很难磨出一个好剧本了。
 
其实很多导演精力很旺盛,他有使不完的劲,他有无数的冲动和愿望,他就是希望碰到一个好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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