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巴黎的地标建筑透视神坛上的“法国大革命”
目录
（六）巴士底狱的钥匙为什么落到了华盛顿家？
（七）“理性教”的崛起与昙花一现
（八）1989与哈佛兄弟四部曲：“世界新秩序”
蓝色为未更新，红色为已更新
（七）“理性教” 的崛起与昙花一现
法国大革命中，“革命者” 对宗教的态度有多种，有只反腐败的教会但不反对基督教本身的；有信仰“自然宗教”的；也有“纯粹”意义上的“无神论主义”——持有后一种理念的人把教会与世俗权贵相互勾结、共同欺压法国人民带来的苦难归罪于宗教信仰本身，无论是信什么样的上帝或神。他们相信，宗教的本质是奴役与欺骗，因而必须被“理性”取代。真正的革命必须建立在彻底根除与摧毁宗教信仰本身这个基础上，任何有关上帝、神等的理念也都必须被剔除，并由一个非宗教运动来取代，任何与过去的纽带也必须被切断。
一个“去基督教化”运动也发展起来，如此，他们废除了当时在大多数基督教国家使用的“格利高里历法”纪年法（以“耶稣诞生年”为起点的基督教纪元，即中国所称的“公元”）及基督教节假日。他们采用了一部新历法，把1792年作为“法国共和国”的开始，作为新纪元的元年。
不仅如此，伴随着这昙花一现的历法纪年更改，“无神论主义”者们也创建了另一个试图与基督教唱对台戏的象征建筑，这就是著名的“万神殿”（巴黎先贤祠）（Panthéon）。
“万神殿”这个用语源于古罗马帝国。在罗马帝国时代，“万神殿”是用来供奉众神灵的神殿，与罗马皇帝死后被封为“神”的习俗相关。
基督教纪年325年，在“尼西亚大公会议”（Council of Nicaea ）上，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召集各地主教，通过贿赂、威胁、利诱等各种手段，最终促使主教们以投票方式，将耶稣 “选举” 为拥有与上帝等同 “神圣” 地位的 “上帝的唯一儿子”。这与罗马皇帝死后被“封为神灵”、其子即位后被称为“神之子”的习俗几乎相映生辉。可以说，基督教及耶稣的地位是罗马皇帝为了强化自己的“神” 权而铸造出的。这种地位确保了强权被置于一个不容任何挑战与质疑、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帝国被等同于上帝授权的“神圣帝国”。
具有讽刺性意味的是，“无神论主义”革命者要彻底根除一切对上帝或神的信仰、要割断一切与过去的联系纽带，但“法国大革命”通过“万神殿”却复兴了罗马帝国的一个重要文化要素与帝国统治工具。
如此，在摧毁宗教的同时，“无神论主义”革命者们也有了自己的“人造神”、自己崇拜神的圣殿。为了与基督教的上帝唱对台戏，“法国大革命”中修建的这“万神殿”，也堂堂正正地供奉起由人自己创造出来的“神”们。1791年7月11日，伏尔泰的遗骨被隆重地移至万神殿，作为一个永生灵魂的象征。
欧洲昙花一现的“无神论主义”运动最激进的一部分，是对“理性的崇拜”（cult of reason），或可以说，“理性教”的崛起，有人甚至称之为“理性的邪教”。“理性的崇拜”、“理性教”——这类词的构成本身就有悖逻辑。理性与邪教、崇拜会成为一体吗？
任何事物都有可能被人为地转化成一种邪教——当它被不加任何质疑地崇拜、被盲目追求、狂热地迷恋与相信时，理性也好、科学也好，都会转化成一门邪教。在邪教与科学、理性之间，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界限或不可逾越的鸿沟，一条灰色的、脆弱的分界线摆在脚下，任何人都可迈脚站在这条线的任何一边，而自己毫无知觉。人类对一切事物两方面的判断也同样如此脆弱，如此在自己毫无觉察中，轻易地从一边跨到另一边。
从西方的文化及历史传统角度看，“无神论主义”昙花一现的短命存在，都是再自然不过了。自古希腊、古罗马及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欧美的宗教传统与文化根基难以被撼动。直到十八世纪， 尽管对教会的极度腐败与专制进行抨击的声音时有不断，但在绝大多数国家，这些抨击与挑战大体上并未对普通大众的宗教信仰有什么瓦解或削弱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著名的苏格兰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 (1711- 1776) 这“启蒙时代”的思想家，被许多人视为“无神论主义”崛起的主要影响人物，本人却著名地坦承说：自己从来也没有遇见过一个“无神论主义者”。
在大卫·休谟时代的英国，“无神论主义”并未被人们当真，也没有一个知识及文化精英胆敢站出来，公开称自己是个 “无神论主义者”。只要想象一下他们会被怎样对待。比如，即使到了19世纪，英国著名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在1811年被牛津大学开除学籍，因为他写了一篇论文，题为《无神论主义的必要性》（'The Necessity of Atheism’），并将其分发，又拒绝否认自己就是其作者，如此被怀疑是个“无神论主义者”。仅仅是被“怀疑”，这也是值得被开除的惩罚。
至于美国这个“自由乐土”，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样在19世纪，著名诗人爱默生被美国的哈佛大学数十年拒之门外。爱默生深受东方古文明中“万物归宗”理念的影响，曾向哈佛的少数学生们宣讲人内在的神圣力量，并对基督教某些神职人员枯燥无味的传教布道方式很不以为然，如此被视为是对主流基督教的挑战，被哈佛大学长达三十年拒之门外。
美国建国后的州宪法，普遍将基督教信仰作为政府等公职人员的任职条件之一。这一点颇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美国联邦宪法中不是规定了“政教分离”原则吗？这不是与联邦宪法冲突吗？
潜心探究美国联邦《宪法》及美国历史，就会看清其“政教分离”仅仅指这么一个原则：基督教各教派之间的分歧不应成为政府录用公务员的障碍。这一条之所以被强调，是因为美国的那些“国父们” 决意避免重复欧洲血腥宗教战争的严重后果：基督教各教派之间的纷争导致的两败俱伤。“国父”们希望汲取这个历史教训，而要让基督教整体内部团结、一致对外。
如此看来也很自然，为什么至21世纪的今天，在本质上美国仍是全球最大的一个军事宗教帝国，在这样一个社会，“无神论主义”也根本站不住脚，没有一个人会妄想明确宣布自己是个“无神论主义者”而被置于一个重要公职位置上，就更不必提及要参加总统竞选了。
只有从这个文化与历史的层次上，才会真正理解这一点：为什么“法国大革命”的一部分革命者推动的“去基督教化”、“去宗教化”的激进运动注定要在西方失败。
在“法国大革命”发生后的短短十年内，1799年11月10日，刚建立不久的“共和国”政府就被军事政变推翻，拿破仑率军进入巴黎，夺取了政权。
“法国大革命”期间，“全国议会”采取措施，没收了教会手下庞大土地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并将教会从教皇的权力控制下剔除，变成了实际上的政府部门。但在拿破仑掌权一个月后的1799年12月15日，一部新宪法即被制订，新政权宣告革命“已完结”。
1800年之后，革命和教权之间的艰苦斗争停止了。1802年复活节，拿破仑以第一执政的身份重设主教职位，承认其有权指派并管理低阶教士，拥有对法国天主教徒精神思想领域上的管辖权并不受政府干预，管理大部分初等教育。这最终消除了法国和罗马教廷之间的隔阂。
1801年7月15日，拿破仑与教皇教皇皮乌斯七世（Pius VII）正式签署了历史上著名的 《1801年和约》（ 1801 Concordat），宣布天主教是 “绝大多数法国人的宗教”，教会也被恢复大部分原来拥有的民事法律地位， 包括教士的一系列特权，如由国家供养等。不仅如此，“法国大革命”试图废除基督教纪元（“公历”）的昙花一现努力也宣告失败，“安息日”被重建为一个“节日”，从1802年的4月18日开始生效。法国共和国的非基督教历法也被废除，传统的基督教纪年再次回归，甚至伴随基督教西方对全球无形殖民与主宰的强化而流行全球 （在中国等一些国家被称为“公历”）。
这是法国在现代西方历史上昙花一现的的首次政治尝试，试图建立一个以“理性”、“无神论主义”为新宗教的现代国家。刚开始时，许多人以为它会引领人类进入一个新时代，却未曾想到，它最终成为历史交响乐的一个短暂插曲。“无神论主义”在欧洲、乃至整个西方的社会试验，就这样以失败告终。但它对中国在内的世界诸多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对当今世界秩序与国际格局的影响，都是无法估量的。
“21世纪将是一个宗教性的世纪，否则这个世纪将一无所是。”——许多人把这句话视为法国著名作家、前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对人类社会发展发出的预言式宣告，尽管他曾在1975年的一次媒体采访中，否认这是他本人的原话，并试图对公众澄清他自己的本意：人类与上帝之间存在着一种循环式的关系，21世纪，在人类思想中，将产生有关宗教的一个新理念。
21世纪已过的这些年月，安德烈·马尔罗的宣告似乎被事实证明相当有预言性。仅需扫视一下一系列相关的民意调查结果，就不难感受到横跨全球的宗教回归大潮流。
2005年，“益普索”民意调查（IPSOS）就全球不同国家的宗教与信仰进行民意调查，被调查国家包括美洲的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亚洲的韩国、大洋洲的澳大利亚。
调查的结果显示，在美国的受调查人口中，仅有2%称自己“不信”上帝。长期号称“政教分离、宗教与教育分离”的“非宗教社会”的法国、正在走向基督教化之路上的韩国，这两个国家中“不信上帝”的人口比例也仅只有19% 。
如今，马尔罗预言的二十一世纪已经过了二十余年。回望“法国大革命”至今的二百多年，无论它以什么名义被渲染，实质上是一场权力争斗的残酷博弈，是两派精英势力争夺对社会普通大众人口的灵魂与思维意识、对社会进行垄断式权力主宰的大比拼。如此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个极具讽刺性的结局：它以誓将教会拉下皇座的努力开始，最终却以步教会后尘、以同样的独裁、专制、盲信、排他的特性而告终。这一点也彰显了这场革命中提出的 “自由、平等、博爱”口号的虚伪，揭示了这场革命中树立的 “理性宗教”的空洞，并让西方版式的“自由”、“民主”、“人权”、“理性”、“科学”的肥皂泡不捅自破。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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