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景帝刘启时期，长安有一位青年政治家，他志向“远大”，知识渊博，思想敏锐，出类拔萃，一度似乎成为汉景帝的主要谋士和汉王朝的栋梁之才。他就是晁错。
晁错是颍川（今河南禹州）人，少年求学，主要学习战国申不害（帮助韩国强大）、商鞅（帮助秦国强大）等法家学说，后来又被朝廷派去济南，跟随秦王朝的博士伏生学习《尚书》，接受儒家思想。虽然晁错只懂《尚书》的十之七八，但也算是贯通“儒”“法”之人，为其学识思想打下了良好的底子。
汉文帝时，晁错曾任太常掌故，相当于历史研究所所长之类的职务。后来又受诏服侍太子刘启，担任太子舍人、门大夫、后升为博士，直至太子家令，可见，刘恒对晁错是非常赏识，把自己的继承人和帝国的希望都交给了他！由于晁错才思敏捷，能言善辩，且计谋很多，为太子刘启出过不少主意，因而被称为太子家的“智囊”。
当时，北方的匈奴多次入侵西汉的边境，晁错便上书文帝，建议把巩固边防、发展农业作为最重要的两大政事，并提出“纳粟授爵”和“募民实塞”两套解决方案。“纳粟授爵”是让民众交纳粮食，国家再按照交纳粮食数量的多少，授予一定的爵位。“募民实塞”就是招募农民到边疆开荒种地，充实防守边塞力量。晁错的这两项建议，受到汉文帝的赏识，被正式采用。
后来，汉文帝颁布求贤诏令，让有关部门推荐“贤良”、“方正”、“文学”之士，晁错被推荐为“贤良”，由文帝亲自出题，就“明于国家大体”等问题，提出征询（即“策问”）。当时贾谊已死，参加对策的一百多人中，以晁错的回答为最好（即《举贤良对策》），深得文帝嘉许，遂由太子家令升为中大夫。这相当于皇帝的参谋和顾问。
公元前157年，汉文帝死后，太子刘启即位。想当年，晁错侍奉过“太子刘启”，是太子的“班底”；现如今，“汉景帝刘启”任命晁错为掌管京师行政大权的内史，是皇帝的“亲信”。从此，晁错在参与国事上更加积极，多次上书言事，议论国政，颇具影响力。
“亲信”晁错多次单独晋见景帝，议论国家大事。汉景帝刘启对他也是言听计从，宠信程度超过了九卿，许多国家律法政令按照晁错的建议修改制定。由于汉景帝对晁错的信任和宠爱超过了其他的官员，因此便引起了朝中一些大臣的嫉妒和不满，这为晁错后来蒙冤被杀埋下了祸根。
刘邦建立汉王朝后，为了显示与秦王朝的区别，反“郡县制”之道而行，分封了一批同姓子侄到全国各地为诸侯王。不过，才两三代，到刘邦的儿子汉文帝刘恒和孙子汉景帝刘启时期，这些地方诸侯王的势力越来越大，已经对中央政府构成了严重威胁。中国社会，从来没有试着建立联邦、共和制政体，商量着办事情！中央政权与地方政府从来没有学会和平共处，没有协商、协调、协作；没有共享、共治、共存。要么一方完全屈服一方，实现大一统；要么一方仇视一方，成为死敌。
当时，虽然是号称“文景之治”的盛世，看似风平浪静的社会，其背后却隐藏着较为严重的危机。晁错敏锐地观察到了这个问题，并针对社会现实矛盾，提出了“治本”和“治标”的两套对策。治本之策就是“重农抑商”，以此来限制大地主、大商人的快速扩张；治标之策就是“削蕃”，即削减诸侯王的封地，收回其旁郡。
晁错给汉景帝的上疏《削藩策》中有一句话：“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jí），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 意思是现在削蕃，诸侯会反叛，不削蕃，他们也会反叛。但现在削蕃，他仓促反叛，危险性较小；如果现在不削蕃，他们会进行充分准备后再反叛，那时候危险性就大了。这话有道理，但没根据。晁错怎么能下如此断论：诸侯必反呢？！晁错只说出了“削蕃”的合理性，却没有拿出发生的可能性和实施的可行性，这是主观意断，而不是科学判断。
但当时的汉景帝没有深入思考，一心只想着削弱地方诸侯王的实力，增强中央皇室的权力，因此被晁错误导了。为了支持晁错实施其计策，汉景帝将晁错由内史提升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担任御史大夫后，晁错利用职务之便，多次上书揭发诸侯王的罪过，帮助汉景帝下定削蕃的决心，增强汉景帝实施削蕃计策的信心，为此，他还先后修订了30多章法令，助力消蕃，但这些措施也让晁错更加得罪了皇帝宗室和一些元老大臣，各地诸侯王也都视他为眼中钉，肉中刺。
晁错的父亲听到这些消息以后，从老家河南匆忙赶到都城长安，劝晁错说：“你这样锋芒毕露，还要削弱诸侯王的势力，他们可都是皇帝的骨肉亲情，你招惹他们，让他们怨恨你，究竟为什么？”晁错回答：“我知道这样会招来怨恨，但是不如此，皇帝就没有人尊敬，刘家的天下也不会稳定。”这话体现出的就是晁错的情怀，这位汉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之一，满眼满脑子都是“君王尊荣”“刘家江山”，眼中心中哪里有天下苍生的丝毫位置？！
见晁错执迷如此，疯狂如此，晁父叹道：“刘家的天下稳定了，而晁家却危险了。我不能眼看着大祸临头啊！”说罢便服毒自杀了。之后的事实证明，晁错不仅给自己和家族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也给后来起兵叛乱的吴楚等七国诸侯王、给多少无辜的天下苍生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随着晁错“削蕃”策略的强制推行，“削蕃”变成了一种“运动”，一天以内三个诸侯便削减两个，骤然削蕃，导致了诸侯王的应激自卫反应，诸侯王的汹涌之势便不可控制。汉景帝前元三年，即公元前154年，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个诸侯国反叛朝廷，历史上称为“吴楚七国之乱”。
他们打着“请诛晁错，以清君侧”的旗号，武装对抗中央，向长安进军。在此危机关头，当时一些与晁错有私人成见的大臣，站出来纷纷指责晁错。窦婴向刘启引见曾经担任过吴国丞相的袁盎，汉景帝接见了袁盎，袁盎趁机对汉景帝说：“七国反叛的责任只在晁错一人，只有杀了晁错，且派遣使者安慰诸侯王，反叛自然就会平息。”
如此情境，晁错的人生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以前，他所有的好，都是主子汉景帝认可和支持的；现在，他所有的不好，必须由主子汉景帝包容和理解。汉景帝刘启的态度就是晁错的命运，晁错象刀俎上的鱼肉，可怜巴巴又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主子的态度！但是，晁错等来的是失望，是绝望！
汉景帝听完袁盎、窦婴等人的话后，沉默良久，说：“既然是这样，我不能因为喜爱一人而得罪天下。”于是，汉景帝派中尉到晁错家，下诏骗晁错上朝议事。可怜晁错身着朝服，在“上朝”的途中，被腰斩于长安东市。汉景帝的“态度”表明，这位叫刘启的皇帝，是个德行不怎么样的皇帝，也是个没有坚守立不住的人，更是位有好处归自己，有责任推卸给下属的领导。遇上这样的领导，晁错死一回算是幸运的了！如果再有来生，不知晁错还会不会如此为主子卖命？！
晁错死了，但“七国之乱”并没有如袁盎所说因此而平息。晁错生的意义何在？死的意义有何在？最终，还是由大将周亚夫率领军队，以武力平定了“七国之乱”。参加平定叛乱的将领邓公对汉景帝说：“诸侯国蓄谋反叛数十年了，而今只不过是以请求杀掉晁错为借口。晁错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为了国家和陛下，陛下杀了晁错，以后谁还敢给朝廷出主意啊？”
听了邓公的话，汉景帝“深知”冤杀了晁错，但人已经死了，后悔也来不及了。晁错就这样成为宫廷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通过晁错之死，看看替一个不靠谱的领导卖命是多么可怕、可怜、可悲！身在职场，闻之足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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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于道，自觉于法，自在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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