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的一天，广州白云心理医院内，身穿蓝白色病服的精神病患者们，正在和前来看望的家属们相见。
喧闹的说话声，打破了医院的平静。
而在这群人当中，一名年轻女孩似乎别有心事，她紧紧攥着借来手机，匆匆跑进了厕所里。
眼看四周空无一人，年轻女孩神色慌张地用手机拨通了好友的电话，期间，她还不停地左顾右盼，似乎很害怕这一幕被人发现。
“你快来救我，我被绑进了广州白云心里医院，有人看守，我出不去”，电话拨通后，年轻女孩着急地说道。
没等好友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她迅速挂断电话并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假装若无其事地回到病房。
打电话求助的女孩名叫邹宜均，是该医院的一名“精神病人”。
她曾是毕业于重点大学的高材生，因博学多才、心地善良而闻名，被同学称为“才女”。
然而，身为正常人的她，却被突然绑到了精神病院。
在那里，邹宜均不仅莫名地成了一名精神病患者，而且遭到惨无人道的折磨，就连洗澡也被人任意观看。
正常人被送进精神病院，这本就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更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她的遭遇并非意外，而是有人故意为之。
伴随着邹宜均的求助被知晓，一场震惊全国的贪婪阴谋，至此缓缓浮出水面。
她所经历的不幸遭遇，远比我们想得更加恶劣。
1979年，邹宜均出生在广东省惠州市一个普通家庭。
1岁那年，她们举家跟随父亲迁至深圳定居。
原生家庭是人一生的底色，而邹宜均的人生，却始终绕不开“父亲”这一角色。
纵观她的不幸遭遇，我们不难发现：邹宜均在这场悲剧里所经历的诸多苦难，其中很大一部分，都与她的父亲有关。
事实上，虽然邹宜均是个女孩，但父亲并没有因此轻视她，恰恰相反，在其众多子女当中，就属她最受父亲的疼爱。
究其原因，除了邹宜均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之外，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她的性格很对父亲“胃口”。
和家里的其他孩子不同，邹宜均性格温柔文静，她就像一个仪静体闲的大家闺秀，不仅听话懂事，而且学习成绩也非常不错，是许多人公认的“才女”。
高三那年，邹宜均成功考入华南师范大学经济管理系，在大学里，她不仅学业成绩优异，而且还积极参加各种公益活动，经常到孤儿院照顾孩子们。
邹宜均乐于助人的行为，获得了父亲的认可。
在父亲的支持下，大学毕业后的她，毅然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佛学文化网站经营事业，从事素食文化推广，并由此认识了律师黄雪涛。
文静善良的性格，让邹宜均深受父亲的疼爱，父女俩的感情日益亲密，但这份得天独厚的父爱，却也为她此后的不幸遭遇埋下了伏笔。
命运的转折出现在2005年。
邹宜均的父亲被检查出癌症晚期，听闻这一消息，邹宜均犹如被一记重锤狠狠地砸在心头，久久反应不过来。
更让她未曾想到的是，当得知丈夫放心不下小女儿尚未成家时，母亲竟然匆匆替她找了个男朋友，并提出让两人迅速结婚，为父亲“冲喜”的想法。
尽管邹宜均对男友并不满意，也没有结婚的打算，但为了父亲，她还是违心地答应了母亲的要求。
但天不遂人愿，这场用自身婚姻换来的期望，最终还是彻底落空了。
婚后不到半个月，父亲的病情进一步恶化，再也没能醒过来，父亲的离世，让邹宜均受到了不小的打击，她整日以泪洗面，心情郁郁寡欢。
从邹宜均此后的种种经历来看，这场变故给她造成的伤害，远不止于此。
父亲的去世，既是她“悲难人生”的第一个不幸遭遇，但同时也是其此后诸多痛苦经历的开始。
邹宜均所遭遇的第二个不幸，来自家人对她的冷漠态度。
更准确地说，是至亲对其心狠手辣的行为。
2006年10月的一天，在外工作的邹宜均，突然接到家人的来电，母亲在电话对她说道：“过几天就是你爸爸的忌日了，你记得回来一起祭拜。”
听到母亲的要求，她立刻答应了，毕竟事关父亲的忌日，再忙也不能推脱。
事实上，自从父亲去世后，邹宜均就一直在外工作，即便是节假日也很少回家。
说到这，也许会有人感到奇怪：“就算父亲不在了，也有母亲和其他兄弟姐妹，她为什么不回家呢？”
这个问题，笔者后面会详细说清楚，我们暂且先不提。
相比于“为何不回家”这一问题，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邹宜均回家祭拜父亲的遭遇。
据邹宜均回忆，事发时正值10月21日上午，她和母亲搭乘哥哥的轿车，前往宝山墓园祭拜父亲。
一路上，她还因为想起父亲的身影，在车里哭了好几次。
到达目的地之后，哥哥声称自己要找车位停车，让邹宜均和母亲先下车，但就在她打开车门准备下车时，意外发生了。
一旁的草丛里，突然冲出数名自称是公安的凶横大汉，并将邹宜均紧紧抓住，尽管她奋力挣扎，可一个柔弱女子哪里是这些人的对手。
几人连拉带拽，将她拖到不远处的一辆面包车里。
这场“绑架”从发生到结束仅持续了几分钟，快得让邹宜均几乎反应不过来，更让她始料未及的，是母亲和哥哥的表现。
在被强行绑走的过程中，邹宜均曾数次向母亲和哥哥求救，但两人非但没有对她施以援手，反而躲在车里无动于衷。
被拖到面包车里之后，邹宜均依旧不断地挣扎着，就在此时，哥哥却说出了一句让她无比绝望的话：“把她绑起来，眼睛也蒙上。”
听到这句话，她就算反应再迟钝，也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
可没等邹宜均开口问清原由，她的身上就被打了一针，在逐渐失去意识的同时，被悄悄地带离了墓园。
彼时的邹宜均没有想到，这场惊心动魄的遭遇，只是她被“背叛”的开始。
等到邹宜均清醒过来时，她发现自己正躺在一张极为简陋的病床上，房间大门紧锁，四周的窗户也被焊上铁条，而且门口还有人在看守。
“放我出去，我没有病，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邹宜均的大声呼喊，很快引来了护士的注意，但随之而来的却是众人将其摁住，又给她打了一针镇静剂。
离奇的遭遇，让邹宜均意识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她开始想办法向外界求救。
在和病友聊天的过程中，邹宜均得知自己身处广州白云心理医院，于此同时，她还通过假装听话的方式，降低了看守人员的警戒心。
经过数日的等待，邹宜均终于等来了机会。
趁看守人员不在，她向病友家属借了手机，躲在厕所里打电话给好友黄雪涛，这也是文章开篇一幕的由来。
接到好友的求助后，意识到事情严重性的黄雪涛，当即赶到了广州白云心理医院，并提出受邹宜均委托，要与她本人见面的请求。
然而，戏剧的一幕出现了。
工作人员查遍了病人名单，却始终没有找到邹宜均的名字，也就是说，医院里并没有“邹宜均”这个人。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一开始，邹宜均以为“她被绑入精神病院”这件事，是哥哥一手策划的，哪怕事发时母亲在旁边无动于衷，她也只是将其当成“被吓呆了”。
让邹宜均没有想到的是，在这场离奇的闹剧里，哥哥只不过是“帮凶”，真正的始作俑者，正是她的母亲韩秀欢。
事实上，彼时的邹宜均确实是被关在广州白云心理医院，而黄雪涛“找不到”她，其实是有原因的。
这出“活不见人”的把戏，同样与韩秀欢有关。
原来，韩秀欢在将邹宜均强制送入院时，就已经想到女儿可能会向外界求助，为此，她还特意想出了两个“办法”。
据资料显示，韩秀欢在给邹宜均办理入院手续时，不仅将女儿的名字改为“韩丽”，而且还写下一份声明，限制她与外人见面。
韩秀欢以为自己这样做，就能断绝邹宜均求救的希望，但其没有想到的是，黄雪涛在医院里找不到邹宜均的名单后，见多识广的她，立刻嗅到了其中的蹊跷。
为了“拯救”好友，黄雪涛先是跑到派出所报警，接到报案后，公安部门迅速介入调查。
但由于无法证实邹宜均的精神情况，加上是其家属将她强制送入院，并不属于非法拘禁，因此案件调查十分困难。
在这一筹莫展之际，黄雪涛又想到新闻媒体，通过借助舆论的力量解救邹宜均。
说做就做，她很快就联系上记者，并对其阐述了整件事的来龙去脉。
2006年10月下旬，《南方都市报》刊登了邹宜均被强制收治入精神病院一事，该报道一经发出，迅速引发大众的热议，许多媒体更是纷纷前往广州白云心理医院，试图了解事情的真相。
不出所料，眼看事情越闹越大，院方只好赶紧联系邹宜均的母亲，让其接她出院。
这一年的10月26日，被绑入精神病院，遭受强行“治疗”的邹宜均终于重获自由，被哥哥和母亲接回了家。
一想到这段时间的遭遇，她的心中不由得泛起阵阵悲痛。
回到家后，邹宜均悲愤地哭诉着自己的遭遇，并质问母亲和哥哥：“我明明没有病，你们为什么要把我送到那种地方，你们是我的亲人啊，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面对女儿的质问，母亲韩秀欢当即“影帝附体”，她声称自己既不了解医院的情况，也不知道邹宜均在医院里的遭遇。
同时，韩秀欢还“泪流满面”地向邹宜均道歉，她不停地说着“对不起”，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了。
常言道：“天底下无不是的父母。”
面对母亲和哥哥的忏悔，于心不忍的邹宜均，最终还是选择原谅了两人的恶行。
从遭到至亲“背叛”时的满腔怒火，到获救后轻易原谅始作俑者，她的态度变化之快着实有些奇怪，这也是当时人们无法理解的一点。
而邹宜均的善良，非但没有为其换回幸福的生活，反而让她遭受到了更加惨痛的折磨。
原本怒不可遏的邹宜均，为何会仅仅因为几句道歉，就轻易原谅母亲和哥哥？
关于这个问题，对其家庭情况具有一定了解的黄雪涛，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她太过敬重自己的父亲，爱屋及乌，因此也不忍心责怪其他家人。”
事实上，早在邹宜均获救出院之初，黄雪涛就曾提醒过她：“想要避免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打官司，通过法律解除家里人对你的控制。”
但邹宜均并没有接受这一建议，而是选择与家人“和解”，她这么做主要有三个原因：
首先，作为一个孝顺的女孩，邹宜均并不愿意责怪母亲；
其次，自从父亲去世后，她对亲情更加重视，不忍心破坏自己与家人的关系；
再者，韩秀欢平日里一向强势，低头道歉是十分“罕见”的事情。
从为人子女的角度来说，邹宜均这样做并没有什么问题，但错就错在，她高估了自己在家人心中的分量，同时也低估了母亲的恶念。
和家人“和解”后，邹宜均明显感觉到母亲对她的态度好了不少，她原以为这是母亲知错能改的表现。
殊不知，对方正在悄悄酝酿着更大的阴谋。
2006年11月初，邹宜均正在家休养，母亲笑容面目地走了过来，对她说道：“我好久没去买衣服了，你眼光好，要不陪我去看看？”
邹宜均心想自己也没事可做，于是随即答应了母亲的要求，两人又一次坐上哥哥的车，朝着商场出发。
然而，当车子行驶到半路时，邹宜均发现这根本不是通往商场的方向。
她急忙喊哥哥停车，谁知哥哥听到她的声音之后非但没有停下来，反而加速疾驰，一路奔向中山埠湖医院。
就这样，刚获救不久的邹宜均，又一次遭到母亲的算计，被送入精神病院。
比此前更为糟糕的是，经历了前车之鉴的韩秀欢，还特地请了一个保姆，24小时不间断地看守着她。
在医院里，邹宜均被诊断为患有双向情感障碍和躁郁症，需要入院治疗。
值得一提的是，她所接受的“诊断”和“检查”，都是源于母亲和哥哥的描述，并非医院正常流程的检测。
除此之外，邹宜均的哥哥还对相关人员进行贿赂，让对方封锁她在医院的消息。
从上述的这些事情可以看出，母亲和哥哥是铁了心要将邹宜均变成“精神病人”，甚至是将她关上一辈子。
对于将亲情视若生命的邹宜均而言，母亲和哥哥的恶劣行为，无异于在她的心头“捅上一刀”，比这更加让邹宜均绝望的，是两人的二次“背叛”。
而被强制收治入中山埠湖医院的那段经历，则成了她心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邹宜均在中山埠湖医院的惨痛经历，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可以说，她所受到的伤害，包括了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结合。
邹宜均的日记
在医院里，邹宜均被无情地贴上了精神病人的“标签”，尽管她多次试图证明自己精神正常，但在医护人员看来，她的据理力争分明就是“不正常”。
那段日子里，邹宜均每天都会被强制喂药，有时她愤怒地将药扔在地上，母亲甚至还会捡起来，强行塞进其嘴里。
而在日常生活中，只要邹宜均不听话，做出“忤逆”的行为，几名护士就会将她拖到一个小房间里进行电击治疗。
好几次，邹宜均被电得苦不堪言，发出嘶声力竭的哀嚎，直至昏迷才被带回病房。
后来，她又被强迫吃下治疗精神疾病的药物，由于这种药有副作用，原本身材苗条的邹宜均，更是因此胖了30斤。
比起身体上所受到的创伤，更让她感到绝望的，是精神上难以启齿的折磨。
邹宜均回忆道：“那家医院的环境很差，厕所和浴室连在一起，地上满是粪便，看起来就像猪圈，也没有人去清扫打理，苍蝇到处都是。”
除此之外，医院为了省事，不仅要求女病人必须集体洗澡，而且洗澡前还得把衣服都交给护士。
由于浴室没有窗帘，因此在洗澡的过程中，许多路过的人都能透过窗户看到女病人，甚至在洗完之后，她们还得集体站在门口，等待护士拿新的衣服过来。
这种毫无自由与尊严的生活，让邹宜均陷入了地狱般的绝望，她想尽办法逃出去，可母亲和保姆却无时无刻不在监视着她。
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就在邹宜均快要感到彻底绝望之时，机会出现了。
有一天，保姆吃坏肚子不停地上厕所，邹宜均趁机会向一个好心的保洁阿姨借了手机，打电话给黄雪涛。
与此同时，长期联系不到她的黄雪涛也十分着急，在接到邹宜均打来的电话后，她当即做出决定，再次借助媒体的力量救出好友。
黄雪涛将准备好的材料和录音，通过报纸电视等媒介将事实传播开来，2006年12月下旬，央视《今日说法》报道这件事，并点名中山埠湖医院。
节目播出后，迅速引起了外界的广泛热议，黄雪涛也借助舆论的力量，在医院里顺利见到了邹宜均。
但就在她以为自己离获救不远时，意外又出现了。
不甘就此罢休的哥哥，强行逼迫邹宜均签订新的代理书，让其放弃原来的代理人。
她宁死不从，哥哥最终气急败坏地离开了。
2007年1月26日，在众多专业人士的帮助下，被强行收治将近3个月的邹宜均，终于再度重获自由。
出院后，她当即将事情的真相告知社会大众，一时间，众人纷纷对此事讨论不休。
有道是：“虎毒不食子”。
人们始终想不明白：邹宜均的母亲和哥哥，为何会屡屡对她下毒手，这其中又是否存在什么隐情？
伴随着邹宜均接受记者的采访，一场长达20多年的恩怨，至此缓缓浮出水面。
邹宜均所经历的不幸遭遇，就包括了母亲对她的“仇视”。
都说“母女情同姐妹”，可这句话却未能在她的身上灵验。
据悉，韩秀欢一直比较重男轻女，自打邹宜均出生开始，就对她颇为不待见，并将心思都放在儿子身上。
事实上，韩秀欢对儿子的爱颇为专制，尤其是邹宜均的哥哥考上北大医学院后，母亲为了不让儿子离家太远，竟然将他锁在房间里，自己到学校将其志愿改为深圳大学。
邹父生性淡然寡言，虽然明知这件事对儿子不公平，但由于妻子过于强势，因此对这件事也无能为力。
倘若邹家子女受到的待遇相同，那么最多也只能说是原生家庭的不幸。
但事情坏就坏在，父亲对邹宜均的宠爱，是4个子女中最多的，久而久之，哥哥便记恨上了她。
值得一提的是，邹宜均两度被母亲和哥哥送入精神病院，都与她的父亲有关。
邹宜均高考前，父亲曾对她许诺道：“只要你能考上一所好大学，我就送你一套房子。”
果不其然，后来邹宜均确实凭借优异的成绩，成功考上了华南师范大学，而父亲也兑现了他的承诺，将深圳一套价值150万的房子送给她。
本就重男轻女的母亲，因为此事变得对邹宜均更加不满，在她看来，女儿终究是要嫁人的，房子给了邹宜均就等于便宜了外人。
随后另一件事的发生，更是点燃邹宜均与母亲之间的矛盾，而这也是她遭遇的第四个不幸。
笔者在前面说过，邹父去世后，邹宜均便很少回家，这并非她薄情寡义，而是实在有苦说不出。
为了给病重的父亲冲喜，邹宜均听从母亲的建议，与相识不久的男友结婚，但婚后不久，丈夫就在外出轨。
心如死灰的她，毅然选择结束这段仅仅维持47天的婚姻。
由于丈夫出轨在先，因此邹宜均得到了30万元的补偿，不曾想，贪婪成性的母亲和哥哥，却盯上她的这笔钱。
邹宜均曾找到黄雪涛签订委托书，决定拿出20万元投入慈善事业，但母亲却极力反对，认为她精神不正常。
对其本就不满的哥哥，也因再三要钱无果，对她怀恨在心。
母子俩为了拿到邹宜均名下的房产和30万补偿款，不惜四处造谣，谎称她在遭受父亲离世和丈夫出轨的双重打击后，精神变得不正常。
为了躲避流言蜚语，邹宜均只能外出工作，极少不回家。
让她始料未及的是，被金钱蒙蔽双眼的母亲和哥哥，竟然不惜将她两度强行送进精神病院。
邹宜均第一次入院后的第二天，她卡上的30万元补偿款被母亲取走了23万，其名下的房子也被母亲换了锁，占为己有。
在原生家庭这份人生底色中，父亲为邹宜均涂抹上了幸福的色彩，但母亲和哥哥的所作所为，却将她对亲情的向往毁得一干二净。
让她始终无法接受的是，这场荒唐闹剧的根本原因，仅仅是因为“金钱”二字。
俗话说：“事不过三”。
在接连两次受到母亲和哥哥的“背叛”之后，邹宜均最终醒悟了过来。
2008年，在黄雪涛律师的建议下，邹宜均对涉事医院、母亲和哥哥提出了上诉。
事实上，在经历这场闹剧之后，身心俱疲的她本不想追究责任，但考虑到如果放弃起诉，家人很有可能再度将其送入医院。
为了引起社会各界对精神病人生活情况的关注，同时也为了避免悲剧重现，她还是勇敢地拿起法律手段保护自己。
但直到这一刻，邹宜均的母亲依旧没有醒悟，面对记者的采访，她口口声声称自己是为了女儿好，可当记者提出让其拿出证据时，韩秀欢又顿时哑口无言了。
公道自在人心，再真切的谎言，在事实面前都是不堪一击。
2009年3月2日上午，广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对该案进行了开庭审理。
或许是觉得无颜面对邹宜均，她的母亲和哥哥均没有到场，只是委托代理律师出庭。
邹宜均也在法庭上提出了自己的诉求：希望被告三方赔礼道歉，并象征性地赔偿一万元。
最终，法院同意了她的诉求，对被告三方做出了道歉赔偿的判决。
从父亲疼爱有加，到两度遭遇至亲“背叛”，邹宜均所遭遇的不幸，其恶劣程度着实引人叹息。
正如她在日记中写的那样：“如果连自己最亲的人，都因为钱财而反目成仇，那这个家还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
在处理完诉讼事宜后，邹宜均最终选择在湖北出家，道号果实法师，她在云游四方的同时，也不曾忘记为公益事业尽一份力。
关于邹宜均“剃度出家”这件事，许多人都认为她之所以会做出这一选择，是因为被家人伤透了心。
但事实上，这个说法并不完全正确。
早在读大学期间，邹宜均就已经对佛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时常参加各种公益活动。
可以说，她之所以出家，母亲和哥哥的行为确实占据了一部分原因，但更多的，还是她想要追寻自己的兴趣。
我们也相信，天底下大多数父母都是深爱着自己的孩子，像邹宜均这样的事件，终究只是少数。
希望邹宜均能早日走出原生家庭的阴影，在参悟禅镜的同时，顺利找到自己想要的人生。
正如《水浒传》中所说的：“忽地顿开金绳，这里扯断玉锁；钱塘江上潮信来，今日方知我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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