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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长征之前,究竟作了哪些准备?

1934年4月28日,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失守,国民党军开始逼近中央苏区腹地。红军通过内线作战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可能性已经很小。在这种严重困难的情况下,中央开始考虑主力红军进行战略转移的问题。军事工作负责人李德曾两次在会议上表示:“在敌人坚持堡垒战的条件下,要在苏区内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是没有希望的;因此,我们必须采取以主力部队突围的方针,以便重新获得广阔的作战区域,并为此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

5月初,中央委托李德草拟了关于5月至7月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计划,对于突围的准备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要求:“贮备粮食、冬服,以保障红军的物质需要;建造新兵工厂,以修理机枪、迫击炮和野战炮以及制造各种弹药,特别是迫击炮弹和手榴弹;政治上和组织上系统地加强志愿兵的动员工作;改编军队,配足各师的兵力,……贯彻符合运动战要求的训练原则,以及其他内容等等”。

中央红军突围的准备工作,首先是迅速扩大红军,组建新的兵团。广昌战役之后,军委要求在红五月再进行一次扩大红军的突击运动,完成14000名的扩红计划。“五一”劳动节宣言号召全苏区每一个工人与农民武装起来,加入红军中去!5月18日,军委发布《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的宣言,提出5、6、7三个月在中央苏区扩大红军5万,红五月完成扩红2.7万人的号召。7月7日,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在关于5、6两月扩大红军的总结中,宣布扩红任务提前超额完成,扩红总数达62269名。9月4日,军委又发布紧急动员令,提出在9月27日以前,动员3万新战士武装上前线,充实独立营团。由于新兵源源不断,使红军能组建好几个师的部队,比如以周昆为军团长的第8军团,以周子昆为师长的34师等部队。长征开始时,部队里大约一半是新兵。

筹集粮款。随着扩红运动的迅猛发展,粮食需要量迅速增加,为此下发了一系列文件。8月8日《红色中华》发表粮食部长陈潭秋的《24万担粮食动员的总结》,宣布“24万担粮食的动员,已经基本完成,而且多数的县份超过了”。同时提出了新的任务:“秋收中60万担借谷与土地税的征收,需要我们比24万担动员更加百倍的努力。”9月30日,陈潭秋宣布秋收借谷任务圆满完成,动员的成绩是68.8万余担,收集58万担。

与此同时,筹集现金的工作也在加紧进行。博古等人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把埋在瑞金附近山洞里的金银财宝统统挖出来,分给各军团,以便一旦离开苏区后有钱采购物资;有关部门还发动群众打土豪筹款。《红色中华》第227期报道了各地发动群众查找地主埋的金银窖以筹集现金的情况。在6月、7月两月,博生县筹到47000余元,会昌县筹到44000余元,于都县筹到44000多元,西江县筹到53000余元……《红色中华》的署名文章要求,“必须继续过去的经验,迅速地彻底地纠正一切筹款工作中的不好的倾向,坚决的完成新的筹款计划:9月、10月、11月三个月筹款80万元。”

进行武器弹药等物资准备。《红色中华》于6月发表社论说:“目前革命战争到了决定胜负的紧急关头,前线上军用品的需要,万分迫切”。“我们一定要自己大规模的制造弹药武器,制造大批的子弹、炸弹、枪枝、手榴弹、刺刀”。“这些武器的制造,需要大量的子弹壳、铜、铁、锡、硝等物品”。“为此,我们急迫的需要15万斤的弹壳,15万斤的锡,15万斤的铜,20万斤的旧铁与10万斤的土硝。”从7月开始,进行了收集军用品的突击运动。

据张爱萍回忆:“在我们的队伍里,除了高级指挥员外,战斗员们都是带着四个或六个手榴弹,一枝步枪一把刺刀,以及满袋的步枪子弹。这些(除枪外)都是我们自己的兵工厂制造的,出发前才发来的新家伙。我们的帽子、衣服、布草鞋、绑带、皮带,从头到脚,都是崭新的新东西”。由此可见,武器弹药、被装物资等方面的准备颇有成效。

军事部署上的准备。在长征出发前,为给主力红军突围创造条件,采取了几项重大的军事措施。据程子华回忆,1934年5月,他被周恩来叫去谈话。周恩来当时对他说,红军处境困难,国民党的兵力比红军大无数倍,革命根据地正被蚕食。这样,人力和物力的潜力不断下降,红军面临着一种“近在眼前的危险”。怎么办?周自问自答地说,红军准备开始进行一次惊人的行军,以便开辟一块新根据地。为此,决定派程子华去领导坚持鄂豫皖斗争的红25军,并把这支部队转移到一个新的根据地。

7月,寻淮洲奉命率领第七军团从江西瑞金出发北上,到达赣东北根据地,与方志敏领导的红10军会合,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敌人后方发动抗日反蒋斗争,以牵制敌人进攻中央苏区的军事力量。8月,中央又命令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的红六军团,离开湘赣苏区,转移到湘鄂西,与贺龙、关向应率领的红二军团会合,为中央红军转移西进开辟道路。所有这些军事行动,都是为了配合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

而转移的突破口又应该选在哪里呢?9月初,广东军阀陈济棠因为害怕国民党中央军借“围剿”红军之机推进到广东附近,威胁他的生存,便派密使去见周恩来,建议举行私下谈判。中央对此作出了积极反应,派出何长工、潘汉年去谈判,他们在离筠门岭约40里的一个地方同陈济棠的代表达成了协议。协议规定同盟停战,互不进攻对方,互通情报,互相借道。这个协议的达成,使中央红军在长征之初得以顺利地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

对主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后的斗争作了部署。为了领导留在中央苏区和其他根据地的红军、干部和革命群众坚持斗争,决定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中央分局由项英、陈毅、贺昌、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梁伯台、陈潭秋、汪金祥、李才莲等组成。项英任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任中央办事处主任。

在武装力量方面,留下了一部分部队。留在江西苏区内的武装力量共计三四万人,留在闽西坚持斗争的武装力量约一万余人。中央规定留下的红军的任务是掩护主力转移,保卫苏区,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在苏区及其周围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在有利的条件下配合主力反攻,恢复苏区。

综上所述,中央红军为了实行战略转移,用近半年的时间,从各方面进行了长期的大量的准备工作,“仓促决定”、“没有做必要的准备工作”、“仓促转移”之类的说法是不符合史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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