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循迹 · 用文化给生活另一种可能
◎ 作者：开千岁
◎ 编辑：马戏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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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家经常能在某部抗战影视作品中看到日军中一些为其当翻译的中国人，他们在被八路军或新四军战士抓到后往往后面红耳赤的辩解道，“我不是汉奸！我只是在和日本人合作！我内心依然是中国人！”
◎ 《地下交通站》中的贾贵队长
其实，使用类似说辞的人并不少见，曾经的法国英雄菲利浦·贝当，便于1940年10月使用 "合作 "一词形容维希法国和纳粹德国间的关系，当然，这一字眼并不能影响他被后世当做“法奸”和“叛徒”。
在“顽强抵抗纳粹”入侵的苏联，也有数以百万计愿意与纳粹合作的“苏奸”，尽管在德国人的观念中，苏联人（俄罗斯人）应该被 "粉碎"，“消灭”并 "清算 "，用莱因哈特·海德里希的话说，"我们的任务便是深入到俄国，深入到乌拉尔，将斯拉夫人视作无业游民和奴隶来剥削。”
但实际上，被纳粹德国占领下的苏联，“合作”形式层出不穷，典型的便是加入德国组织的自治政府，或是德国国防军成为辅助人员这样的属于“硬合作”。
◎ 1941年7月26日巴巴罗萨行动期间，在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举行的德国-乌克兰阅兵。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光是依靠在俄罗斯占领区由本地人编成的保安和警察部队便有50个营之多，在乌克兰“总督”埃里希·科赫的辖区内便有近16000名乌克兰警察和55000名宪兵。
除了成建制的“东方部队”外，“希维人”的存在也不容忽视，很多在战争中被俘的苏军官兵自愿加入德军后便被编入无武装的辅助人员序列，后来甚至也配备了枪械协助德军作战，在巅峰期“希维人”的数量达到了60多万，也就是说在整个二战期间便有一百多万苏联人在与苏联红军作战。
◎ 1942年1月，两名“荣归故里”的“希维人”，这两名前苏联士兵因作战英勇获得了德军颁发的步兵突击勋章
再到翻译官或清洁工这样的日常 "软合作"中自愿和强迫皆存，动机也是各有千秋，从政治理念到民族认同，从对慈父的痛恨，到最基础的"仅是希望活下去"。
◎ 纳粹的机遇：苏联内部的冲突
事实上在深入俄罗斯大地后，哪怕是希特勒也意识到自己必须接受现实，1941-1942年的德国国防军势如破竹，大量的德方军事和民事机构在俄罗斯上破土而出，没有当地人的支持，这些机构想要独立运转可谓是天方夜谭。
即使是在1941年叫嚣着“德国军队中不会接受任何苏联人”的德国元首，也不得不与自己眼中的“劣等人”合作，节约自己的人力资源。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在占领区的军队、警察、民政部门，甚至是党卫队和盖世太保都招募了大量苏联人辅助自己的工作，奥斯瓦尔德·鲁费森便是以苏联犹太人的身份为盖世太保工作，并借此挽救了许多同胞的生命。
对苏联抵抗纳粹入侵的 "人民战争 "神话的剖析和对地区案例的分析表明，在苏联的德占区，真正实施毫不妥协的抵抗的人是很少的，大部分人则是抱以中立和支持的态度。
◎ 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索罗金，俄罗斯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剧作家，俄罗斯概念派艺术的代表人物之一。1955 年出生于莫斯科郊外的贝科沃镇，20世纪80年代步入文坛，曾获“安德烈·别雷奖”(2001)、“马克西姆·高尔基奖”( 2010) 等。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排队》(1985)、《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1992)、《蓝色脂肪》(1999)、《盛宴》(2000)、三部曲《冰》《布洛之路》和《23000》(2002-2006)，短篇小说集《一个禁卫兵的一天》(2006)和《甜糖城堡》(2008)。小说《暴风雪》获2011 年度俄罗斯“大书奖”。
苏联知名编剧和小说家弗拉基米尔·索罗金在他的小说《冰》中以叙事风描写了战争期间苏联人民的矛盾心理，在1942年年轻的苏联妇女受到德国征召后满怀对未来的希望前往德国的旅程，女主人公塔尼娅在内的一群姑娘在同意前往德国制作冬大衣提供给德军后，立即受到了一位女共青团员气急败坏的抨击：“莫斯科不可能被占领！希特勒将在莫斯科的红场上被绞死！斯大林将处理掉所有舔过德国人靴子的人！以及躺在他们身下的女人！塔尼娅就是其中之一！”
塔尼娅则毫不客气地怒斥这个女共青团员是“斯大林的拉布拉多”，并痛苦地回忆起她的两个叔叔被和父亲在慈父的统治下惨死，她和母亲仅靠面包屑和地下水勉强度日，直到德国人打进来以后才吃了第一顿正经饭。她自己则深深地爱上了一名德国警察，这几乎让她失去了理智。随后这群姑娘挤在卡车里来到了维也纳，一群没见过世面的俄罗斯年轻农妇对德国童话般的想象也得到了证实。
在小说中索罗金通过共青团员和斯大林主义受害者间的争吵为我们勾勒了苏德战争中东欧老百姓不得不面临的的一个新形势，在这个大背景下，东欧年轻人（尤其是妇女）不得不寻求新的生活方式，与侵略者合作（或是相爱）借此逃离俄国前往西欧生活，那些成功抵达西欧的苏联人则将他们在德国的实际情况送回自己的家乡，尽管纳粹有着较为严格的审查制度，但这些工人在占领区的家属还是收到了工人们在欧洲的幸福生活报告。
◎ 1941年夏天，西乌克兰民众迎接德军的到来。
1942年11月，苏联德占区的喉舌报刊《人民之声》曾写下一篇描绘德国统治下欧洲人民“生活在幸福美好的田园生活”中的文章，尽管文章内容天马行空，和实际情况大相径庭，但苏联老百姓还是对纳粹治下的一个"没有布尔什维克的安乐窝”抱有无限憧憬。
在被苏联吞并的波兰东部、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地区的人往往被苏联当局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哥萨克人、白军、罪犯、红军逃兵和反苏分子，这些人在与纳粹的合作中最为积极；第二类便是所谓的 "中立者"，他们表现并不算积极，但在日常生活里和德国人相处也算融洽，这类人最多；第三类才是拥护苏联统治的人，却遭到了极大的敌视，根据《伊万的战争》记载，加利西亚市民一直对苏联守军冷嘲热讽“德国人要来了，你们都得完蛋！”
◎ 1941年10月，一名正在痛饮俄罗斯老乡送上的清水的德国士兵
这里不妨一提苏联地下党和游击队在1941-1942年遭遇的窘境，出于对慈父各种政策的报复，这些抵抗者基本无法得到当地人的支持和保护，他们只能靠躲在森林或山丘中狩猎和喝露水为生。
除了对付纳粹的治安部队外，他们还需应付苏联内务委员会（NVKD）在德国占领区对 "祖国叛徒 "进行的“越境惩罚”，因为地下党自己也会因“没及时撤离”被NVKD刁难，更有甚者会被当作“间谍”枪决。
一位NVKD官员回忆：“要确定一个人究竟是苏联地下党还是间谍很困难，除了德国国防军及其治安部队，波兰人民军和乌克兰义军也活跃在俄罗斯的被占区，他们因政见不同互相攻击，手段极其凶狠。虽然1941-1944年德国人占领的土地上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谋杀和火拼，但并不全是纳粹的手笔，而是出自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波兰人之手。”
以上情况在俄罗斯被占区、乌克兰、白俄罗斯或波罗的海三国的城市和农村中屡见不鲜，真真实实地暴露出可被纳粹加以利用的苏联统治缺陷。
◎ 合作的典例：俄国解放军与列宁格勒
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纳粹可以充分利用俄罗斯的民心瓦解苏联，第一个例子是由布朗尼斯拉夫·卡明斯基和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为代表的 "俄国解放军"，前者因指挥一支以其名字命名的民兵旅（后来的党卫军第29师）在占领区进行惨无人道的屠杀而臭名远扬，后者则是“身份尊贵”的前苏联突击第2集团军司令员。
◎ 前苏联突击第二集团军司令员弗拉索夫和他的第二任妻子艾格妮斯·帕夫洛娃，弗拉索夫在柳班被围时，帕夫洛娃怀上了小弗拉索夫，母子二人随后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坐了五年牢，刑满释放后在布列斯特定居。
弗拉索夫一直被视为是二战期间苏联最大的叛徒和败类，但实际上他仅仅是一个典型代表，组建俄国解放军也并非他的原意，真正向德国侵略者提出“组建俄国解放军，向布尔什维克复仇”的人是那位被誉为“维亚济马英雄”的米哈伊尔·费奥多洛维奇·卢金中将。
◎ 前苏联第16集团军司令员卢金，卢金最后并未被选为俄国解放军的“领袖”，一是因为1941年纳粹对他的建议并未上心，二是在纳粹看来，其并不如弗拉索夫那样“重量级”
卢金因其卓越的指挥能力被认为是1941年苏军最优秀的集团军司令员，在维亚济马-布良斯克口袋中寡不敌众而被俘。
后世的苏联作者将其在包围圈的死战称为“拯救莫斯科的壮举”，但正是这位“拯救莫斯科的英雄”，转过头便在1941年12月12日和自己被俘的同僚一同向德国提议“组建一支由俄罗斯人民组成的武装力量，向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复仇”。
卢金曾在审讯中直言：“很多俄罗斯人虽然投奔了所谓的'敌人’，但实则不然，他们仅仅是抛弃了苏联那种的制度，很多高级官员也是如此，因为他们的良心无法使其真心拥护布尔什维克。”
这段审讯直到1984年才在约阿希姆·霍夫曼所著的《弗拉索夫军队的历史》一书中披露，如若早上个二十多年，卢金中将不可能在1970年以“卫国战争英雄”的身份安然下葬。
第二个例子便是在列宁格勒一带，德国国防军与与苏联老百姓一开始的相处便十分融洽。
◎ 1941年9月8日，德军开始大规模包围列宁格勒，并切断了该城及其住宅区的对外物质补给线，从1941年至1942年间的冬季，当所有雀鸟、老鼠及宠物被吃光后，城内竟出现了人相食的情况，为此，列宁格勒的警察专门组成一个特别师，目的就是以了阻止人类同类相食的情况发生
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后的最初几个月，列宁格勒城内的居民便被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在饥寒交迫的苟延残喘中，他们无不并“满怀期待着苏联灭亡”，负责维护城市秩序的NVKD愤恨地写道“叛徒和卖国贼实在是太多了，阴谋家和间谍在城市中无处不在。”
从列宁格勒被围到1942年10月，列宁格勒的NVKD机关便“捣毁”了600多个“叛徒集团”，并逮捕了近一万人。而在城外的德军占领区却是另一番风景，不仅是反对苏联的保守派，那些在1941年未随苏军逃离的苏联官员也与德军展开了合作。
尽管这些人作为苏联等级制度的上位者起初并未得到接纳，那些惨遭慈父体制毒害的农民欢喜地向德国官兵献上自己为数不多的酒肉，同时骄傲地展示着他们从1921年起便藏入地窖的沙皇俄国国旗。
◎ 丢失民心：纳粹难掩凶恶獠牙
然而，尽管俄罗斯平民情愿“喜迎王师”，但纳粹德国还是暴露了本性，迅速地挥霍掉了苏联平民的善意和支持，露出自己侵略者的獠牙。
1942年7月，在纳粹的支持下弗拉索夫和马雷什金少将（前苏联第19集团军参谋长）为代表的俄罗斯民族委员会在斯摩棱斯克发布了《告苏联红军指战员书》，在这份宣告中，弗拉索夫宣布“斯大林及其跟班”是俄罗斯人民的死敌，号召“全体俄罗斯人为了消灭布尔什维克和资本主义而战斗”，并允诺消灭集体农庄，将土地还给农民。
尽管条件都很诱人，但俄罗斯老百姓注意到被弗拉索夫宣布为死敌的不仅仅是“斯大林及其跟班”，还有曾“破坏俄罗斯人民财产”和“在苏联秘密检察机关和特种部队”服役的人，要知道，有数以万计的苏联军民服从了政府的命令执行焦土政策，倘若德国真的消灭了苏联让弗拉索夫上台，新领袖这一棍子下去估计会有数万人死于非命。而对于如何新建一个俄罗斯国家的至关要点—民族问题，弗拉索夫仅是允诺“保留一定的民族自由度”。
其实看到这里我们不难奇怪，弗拉索夫等人皆是苏联的叛将，他们既能接受斯大林主义，也就能更容易接受纳粹主义，毕竟两者在走极端这方面可谓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对待民族问题也是毫不手软，没能利用苏联内部复杂的民族矛盾，是纳粹丢失苏联民心的重要原因。
而且从1941年9月开始，德国人便不再对苏联平民笑脸相逢了，在列宁格勒城外的德国第18集团军控制下的35万居民（原来有50万）因此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岁月，涅瓦河畔的列宁格勒郊区到西北爱沙尼亚的纳尔瓦之间的地区在1941年前便因战火变成了苏联最穷的地方之一，只有五分之一的可用耕地。
起初，第18集团军试图为居住在他们所控制地区上的平民提供口粮，并派出平日里没有战斗任务的部队进行畜牧和耕种解决食物需求，第18集团军司令部认为：“如果没有我们的帮助，这些可怜人会因寒冷和饥饿的折磨而死，对此不闻不问的话是可耻的行为。”
然而德国人自己的后勤压力最终压倒了良知，随着列宁格勒包围战给北方集团军群带来的压力愈发严重，德国最高统帅部禁止其部队与苏联居民“互帮互助”，严令第18集团军必须将辖区内的粮食全部劫掠一空，并在1942年5月前把75000名当地居民赶到军队后方的难民区，愿意留下的人只能靠自己和德国兵“同甘共苦”。
而这实际上只是德国军队脱下自己“解放者”外衣的一个缩影，随着1943年东线德军转入防御和后撤，“焦土政策”开始在德占区大规模实施，那些好不容易从苏联集体化压迫下喘口气的苏联老百姓又一次流离失所，他们的家属要么流落街头要么跟着德国人西撤，从此音讯全无。
然而，排开德军后勤压力和军事失利的原因外，纳粹的种族主义政策才是压垮苏联平民试图在希特勒的 "新欧洲 "蓝图下找到一席之地期望的最后一根稻草。
尽管在战争的冲击下，苏联平民曾短暂的融入第三帝国战争社会的边缘地带，但梦，终归是要醒的，俄罗斯老百姓还是意识到小胡子和慈父不过是一丘之貉，对平民的掠夺、压迫和屠杀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最终迫使他们不得不拿起武器投身到游击战中，让法西斯血债血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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