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迹 · 用文化给生活另一种可能
主讲：三喵先生
策划：三喵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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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想要听歌的话非常便捷，而在七八十年前，前辈们听歌麻烦点，但随着现代流行乐的兴起，只要家里过得去，都能从广播电台听歌，或者买唱片。
不过，在1950年代，苏联对西方音乐，尤其是摇滚乐，是严加禁止，不管正版或者盗版的唱片想要在苏联销售都绝无可能，但这也不能阻止苏联年轻人对音乐的向往，在严厉的禁令下，用废旧的医院X光片做材料刻成的所谓“骨碟”承载了那一代苏联人的音乐追求。虽然这骨碟质量甚至还远不如盗版，但它俨然成了音乐历史上的一个符号。
1950年代正值冷战高峰，苏联和西方的关系非常紧张，而在国内，苏联只能有一个明星，那就是斯大林，一切文艺作品都只能为政治服务。西方当时流行的摇滚乐爵士乐肯定是敌对势力的文化入侵，而且这些所谓的靡靡之音传播的信息太没有精神，绝对会腐蚀苏联新一代的年轻人。但是年轻人对于苏联的文艺作品还真就是不感冒，就好堕落音乐这一口。
有需求自然就会有供给，有人就动起了走私音乐的主意。他们可以联系西方的海员等能够自由出入西方的人，让他们偷偷带最流行的西方音乐唱片来苏联，再通过自己购置的刻录机在空盘上翻刻出来，然后拿刻录出来的盗版碟片去卖。
这样的盗版碟片肯定不会有原作者来找麻烦，但苏联当局对任何非官方主流的唱片都采取高压严打态势，卖这些碟片本身就已经非常冒险了，更何况制作黑胶唱片的原料聚乙烯也是国家管控的，音乐小贩就算搞点空盘也非常不容易。那会儿的苏联走私音乐有，但没有合适的介质把它发扬光大。
◇ “摇滚乐之父”Bill Haley （1925 ～1981）的音乐深受当时苏联年轻人的喜爱
后来音乐小贩们盯上了医院的废旧X光片，它的聚乙烯涂层正是黑胶唱片所必需的，当时苏联有要求民众每年体检的传统，这玩意儿在医院的仓库里管够。不仅如此，废X光片非常容易着火，所以按照规定这玩意儿放仓库一年之后必须销毁。这就给了音乐小贩机会，他们以非常廉价的价格，甚至是只要认识熟人，就可以不要钱从医院走后门搞来一大堆这样的废弃X光片，然后在上面复刻音乐。
◇ 颅骨，脊椎，胸部各种各样的骨碟
◇ 一张骨碟仅售1到1.5卢布，价格对年轻人相当友好
当然，这东西的质量跟正规唱片肯定没得比，但胜在量大便宜，更重要的是拿出去卖的话不会被查，就是一张X光片嘛，可以卷着放进袖口里，还是方形的，上头有头骨脊椎脚趾骨的造影，谁看了都得避而远之，而那些音乐爱好者买来这碟片之后也不能马上听，得自己加工下，最起码得把它从方的剪成圆的，卖家会模糊地在X光片上做出标记，甚至告诉买家回家拿个盘子扣上去沿着边缘减下来。至于那个圆心，也就是播放时旋转的枢轴位置，就是直接用烟头烫的洞。
◇ 骨碟中心被烟头烫出来的圆点
如此制作之下的唱片自然质量低劣，它只有一面有音乐，转速只能是每分钟78转，什么音质和稳定的播放水平都不要想，一般而言，这样的骨碟放个十次就会报废。但在当时的苏联，这已经不是好不好的问题，是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生活已经如此不堪，跟高调的宏大叙事一对比更是令人绝望，此时唯有这种来自西方，粗制滥造的靡靡之音，伴随着骨头片子在唱机上旋转起舞，才能稍微抚慰一下自己的心灵。
当介质问题解决之后，这个苏联地下音乐的庞大市场终于被开发出来，并很快地按照经济规律顽强地找到了自己的生存方式。
◇ 苏联地下市场中的骨碟交易
通常而言，复刻唱片制作骨碟的人并不会亲自去贩卖，而是把做好的骨碟给到下游分销商，他们在背地里被叫做“鲨鱼”，躲在地铁站阴暗的角落，夜里让人心生恐惧的小巷深处，或者大晚上漆黑的街边公园。要想做好“鲨鱼”，一个必备的技能就是用眼睛和感觉敏锐快速地确定猎物，那些看上去对西方音乐有兴趣的年轻人。一旦锁定猎物，“鲨鱼”就会快速凑过去，开启一段简短的对话——“要片子吗？想听摇滚乐吗？保证是硬通货，只要三个卢布！”而有意购买的顾客如果想讨价还价，也得几句话完事儿，当然，如果现金交易不顺利，用伏特加也是可以的，这玩意儿在当时的苏联相当于货币一样的硬通货。随后“鲨鱼”从袖口或者大衣内衬里抽出一张有骨头造影的X光片塞进顾客手中，迅速地消失于黑暗之中。
当然啦，这样的交易充满着各种不确定性。如果说顾客想听某个歌星的作品，比如猫王，而“鲨鱼”手里刚好也没有这个唱片的话，那么“鲨鱼”就会说等一下这就去找，然后过不多久从一个阴暗的角落出来，拿着一张X光片，上面用笔写着猫王，至于是不是真的，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 弗拉基米尔·维索茨基《布罗茨基之歌》（Песня Бродского）
如果顾客坚持要当场验货，那也不是不可以，就得找一个非常僻静封闭的地方，比如一间地下仓库，或者某个筒子楼里久已无人居住的房间，几个人端坐凝听，旁边还有通风报信的人去不断张望着外头的动静，万一真的有警察朝这边走过来，大家要迅速收拾好东西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在当年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种景象每晚都会发生。
◇ 苏联上世纪60年代的地下乐队
那些听骨碟的年轻人要说真的反抗苏联制度那是完全说不上，只不过他们对于官方的宏大叙事毫不关心，什么苏联国家建设又取得了伟大成就，加加林成了第一个太空人，国家层面一次次的大赢特赢跟他们的生活非常遥远，自己生活中的各种情绪需要音乐的共鸣发泄出去，既然苏联官方许可的音乐没有提供这样的发泄渠道，那么西方音乐即使在骨碟这样拙劣的介质上，那也是不可取代的东西。
当然，对苏联当局来说，这一切都被视为对权威的公然宣战。他们在1958年公然宣布骨碟是非法音像制品，加大了对流动摊贩'鲨鱼“的打击力度，也的确捣毁了一些窝点，问题是这根本禁不住，真的是字面意义上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于是苏联官方想到了另一种办法，所谓以毒攻毒，制作了大量辱骂听众的骨碟投放到地下市场上，有时候顾客兴冲冲地买了个披头士的骨碟回家一放，唱机里就会传出这样的声音，喜欢摇滚乐是吧，去你大爷的，你们这些苏维埃渣滓！
◇ 维克多·崔（Виктор Цой）和他的电影乐队（Кино）代表作《血型》（Группа крови），歌词中有：“我不想逃避服军役，为了胜利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但是我不想践踏任何人的生命。”
即使有这样的当头棒喝，听众们对骨碟的热情也丝毫不减，而真正让骨碟受到致命打击的是磁带。60年代兴起的这种音乐介质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比唱片好多了，而当时的苏联也在赫鲁晓夫的新思维指导下慢慢有限度地接受了一些西方的东西，西方最前线的那些歌星作品伴随着小巧的磁带进入苏联，冲击着骨碟的生意，过去无论是刻录唱片的，还是贩卖唱片的，都没了出路，纷纷转行。到此骨碟才正式走入历史。
◇ 列宁格勒，成立于1981年的苏联国内首个摇滚俱乐部
而到了这些年，也是一些音乐发烧友在俄罗斯的旧货市场上淘东西，才让这些骨碟和背后的历史重见天日，如今，这骨碟已经成了音乐收藏圈里极为罕见的宝物，有价无市，一碟难求，而现在的收藏家，也很难想象当时的人们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情去制作和聆听这样的骨碟，它代表了那个时代苏联的普通青年，拧巴但是不屈，在宏大叙事的洗脑之下，顽强地坚持着自己的一片小天地。这也是音乐对那个扭曲年代的一个很好的折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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