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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绍:一个“家奴”的逆袭

《新三国》中袁绍的形象

无论在史书还是小说演义之中,袁绍是作为一个比较负面的人物出现的,曹魏名臣杨阜曾经这么评价袁绍:

袁公宽而不断,好谋而少决;不断则无威,少决则失后事,今虽强,终不能成大业。

而范晔在《后汉书》中做出了史家的定评:

绍外宽雅有局度,忧喜不形于色,而性矜愎自高,短于从善,故至于败。

绍姿弘雅,表亦长者。称雄河外,擅强南夏。鱼俪汉舳,云屯冀马。窥图讯鼎,禋天类社。既云天工,亦资人亮。矜强少成,坐谈奚望。回皇冢嬖,身穨业丧。

《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除了情节描写之外,更为袁绍赋诗一首:

累世公卿立大名,少年意气自纵横。空招俊杰三千客,漫有英雄百万兵。羊质虎皮功不就,凤毛鸡胆事难成。更怜一种伤心处,家难徒延两弟兄。

虽然关于袁绍的评价具体文字不同,但是总的来说都是说:即便袁绍具有尊贵的家世、极高的声望以及个人的优雅气度与号召力,可是志大才疏、有谋无断、羊质虎皮,最终还是一个失败者。

袁绍曾经统一河北,成为汉末最强的诸侯

袁绍是一个失败者自不待言,不过不能因为他是失败者就径直认定他是一个无用的傻瓜,这个问题暂且不谈。在史书与小说演义中,袁绍在各方面远远超过他的弟弟袁术,使得人们认为袁绍作为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家族这一代的长房长子,具有许多先天的优势,因此才拥有一手好牌。

问题在于,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

众所周知,袁绍出身于东汉时期一个权倾朝野的著名世族“汝南袁氏”,汝南袁氏在东汉的发家肇端于熟习《孟氏易》的学者、在汉平帝时以明经被举荐的袁良。

袁安卧雪这个典故用来比喻高士生活清贫但有操守

袁良的孙子袁安也就是袁绍的高祖父,以孝廉获举,一直做到司徒、司空这样位列三公的职位,袁安的儿子是蜀郡太守袁京与司空袁敞,袁京的儿子袁汤是太尉,袁汤生有四子:长子袁平,次子袁成,三子袁逢,官拜司空,四子袁隗,官拜司徒,也就是说,汝南袁氏四世之中有五人官拜三公,因此被人称为“四世三公”,势倾天下。

《魏书》这么记载:

自(袁)安以下,皆博爱容众,无所拣择;宾客入其门,无贤愚皆得所欲,为天下所归。

前文说了,袁绍的亲生父亲袁逢,官拜司空,叔父袁隗,官拜司徒,都是三公之一,而他的伯父袁成,官拜左中郎将,早逝——袁绍是婢女所生的儿子,也就是袁逢的庶子,袁术的异母哥哥,后过继于早逝的伯父袁成一房(绍即逢之庶子,术异母兄也,出后成为子)。

史称:袁绍相貌英俊威武,因此甚得袁逢、袁隗喜爱。他能够出继伯父袁成,应该与这一点有关,从宗法制度上,袁绍出自伯父袁成成为袁成的嫡子,对原先只是庶子的他来说可谓飞上枝头变凤凰,改变了自身的命运,然而这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对他完全有利无弊的大好事。

且听我从头道来。

后来的袁绍名动天下,得到各方士族的广泛支持,身边聚集了大量的人才和追随者,直至占有冀州、幽州、并州、青州四大州,号称“带甲百万、谷支十年”,固然与他“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家世有关,但是与袁术相比较,其实不难发现,袁绍的上位,更多地是依靠他自己的见识、才能与威望。

袁绍袁术的势力范围比较地图

而从袁绍与袁术两人的仕宦之路来看,似乎更说明问题。

袁术年少时就以有侠气而闻名,经常与贵介公子飞鹰走狗田猎游玩,后来改变之前的志趣行为,不再有纨绔子弟的样子,于是被举荐为孝廉,担任过折冲校尉,逐渐做到河南尹、虎贲中郎将(少以侠气闻,数与诸公子飞鹰走狗,后颇折节。举孝廉,累迁至河南尹、虎贲中郎将。)

河南尹是东汉京都雒阳(今河南省洛阳市)所在河南郡长官,实际上就是二千石的郡守,这个郡守与其他地方的郡守有所不同,因为是京都所在地司隶校尉部河南尹(即河南郡,辖有雒阳、河南、新郑等21县)的郡守,所以其职责包括主掌京都事务、典禁兵,职位非常重要,而虎贲中郎将是虎贲骑兵的最高军事主官,负责宿卫皇帝,相当于后世的中央警备军队的负责人,职位也非常重要。

再看袁绍,虽然也曾经凭借家世的助力,在少年时期就出任郎官,也在不到二十岁就已出任濮阳县长,但是不久之后,袁绍就因为母亲(应该是袁成的妻子)病故服丧而辞去濮阳县长的官职,接着又补服父亲(袁成)的丧,前后共6年,之后,袁绍又拒绝朝廷辟召,隐居在雒阳。

《新三国》中袁术的形象

对照袁术与袁绍的仕途,参考东汉时期世家子弟的通常路径,袁术的一个个职位既有按部就班的稳定,又有官符如火的超擢,简直可以说是一种教科书式的经典套路,换句话说,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内升到最高的品级;而反观袁绍,之前的履历也是典型的世族子弟的为官之路,后面就不同了——虽然为母亲服丧而丁忧是礼制所规定必须要做的,但是无论是为之前(在袁绍继嗣之前)就去世的父亲守制,还是所谓的隐居雒阳,都透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刻意安排,并非正途常规。

通常认为,袁绍对这位并没有给自己留下什么印象的伯父兼嗣父袁成不可能有多么深厚的依恋与怀念,他之所以在为伯母兼嗣母服丧之后为其补服丧,很可能是因为这时候正是汉灵帝时期的第二次党锢之祸发生的时候,袁绍不肯为官,一方面是因为表示同情党人所以拒绝与把持朝政的宦官集团合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超越常规地执行礼法来养望沽名。

《党锢之祸》连环画

在我看来,袁绍此举从他本人的角度是对党锢之祸的应激反应,从汝南袁氏家族的角度是为了家族利益狡兔三窟的谋划布局。

从当时汝南袁氏家族整体成员来看,袁绍的生父(宗法上的叔父)袁逢、叔父袁隗与异母兄弟(宗法上的堂兄弟)袁基、袁术当时都在做官,有的是朝中的三公与大臣,有的是地方上的二千石大员,汝南袁氏并没有与把持朝政的宦官集团切割,而简直可以说是合作愉快,特别是袁隗,史载其与宦官十分亲近,尸位素餐之余,以三公的身份为宦官处理朝政背书,以至于当时隐居不仕的名士袁闳(袁安玄孙、袁逢袁隗堂侄)坚决拒绝正当着大官的袁逢、袁隗馈赠的财物(从父逢、隗并贵盛,数馈之,无所受)。

汝南袁氏中真正的隐士袁闳筑造了土屋待在其中隐居,隐居的所在地也是在家乡,对比之下,袁绍的隐居京师雒阳就显得意味深长——史载,袁绍结交天下名士,与南阳何伯求(何颙)、东平张孟卓(张邈,在党人名单中名列八厨),南阳许子远(许攸)、长沙吴子卿(吴臣,一作吴巨)、汝南伍德瑜(伍孚或伍琼)等人交情甚厚(礼毕,隐居洛阳,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又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不应辟命。),以至于宦官集团的首脑中常侍赵忠愤愤地说:

袁本初这样抬高自己身价,专养亡命之徒,不知道这个小子到底想干什么?!(袁本初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何作)

《新三国》中正值壮年的袁绍形象

无疑,自高身价养望沽名也是当时世家子弟的一种很典型的选择,问题是,袁绍是在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东汉朝廷被迫大赦天下党人之后才应大将军、国舅何进的辟召出来做官,那就意味着,如果党锢之祸继续存在,本身并不在党人之列的袁绍因为自己的选择也会长期禁锢不能为官,他为了养望堵上的是自己全部的仕途上进之路。

从汝南袁氏整个家族的角度,袁绍成为这么一个角色的内涵是多重的——一方面,他因为自己的才识能力、英俊威武被选择成为与党人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搞好关系的袁氏子弟,是家族对他的一种重视与重用;另一方面,这条冷门的道路是孤独寂寞的,袁绍实际上是被作为赌注押上赌党锢之祸终究会过去,是汝南袁氏狡兔三窟中成功概率最低的一个。

换言之,从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家族的谋划布局看,袁绍是一个典型的“冷子闲子”,他的发挥作用需要等待大时局的根本颠覆与扭转,在太平光景下,袁绍很可能就因为长期冷藏直接被牺牲掉了。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袁绍是一个被汝南袁氏按照当时观念在心底里认为只是“吾家奴”(袁术曾经因为天下豪杰不依附自己而愤怒地说:群竖不吾从,而从吾家奴乎!)的婢女所生的庶子,如果能上位固然也乐见其成,如果长期雪藏废了也就废了。

袁绍与袁术这对实际上的亲兄弟一直关系很差,就与袁绍的身世有关

然而,正因为有了从黄巾起义开端的汉末这场翻天覆地的大变局,袁绍的这个冷子闲子在新一轮的洗牌中反而翻盘逆袭成了汝南袁氏中最有爆发力与影响力的一个棋子,远远超越了汝南袁氏重点栽培的袁术,而自以为在最安全的京城、与各种政治势力关系都不错的袁隗、袁基甚至被灭了门,这无疑是一个典型的“人算不如天算”的历史的吊诡。

(完)

谈古论金系头条号签约作者,本文首发于今日头条,原标题为“翻盘的冷子闲子:袁绍的身世与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家族的谋划布局”

谈古论金:死胖子侃有趣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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