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 by 余白
《人民的名义》是一部反腐大剧，更反映出当今社会官员众生相。相较于主角侯亮平的脸谱式人民好官形象，达康书记、祁同伟这样有缺点、甚至有问题的官，才更像现实生活中我们认知的官员形象。特别是祁同伟，作为本剧牵引剧情展开的重要人物，他的官路历程、为官之道和悲惨结局，让观者唏嘘不已。
从古至今，像侯亮平这样的好官不多见，像祁同伟这样的问题官员每个时代都一抓一大把。早在先秦时代，孔子门下就出了这么一个「当官」的「反面教材」——冉有。
《人民的名义》剧中，祁同伟曾在汉东政法大学求学于高玉良，这对师徒的年纪跨度和孔氏这对师徒有些相似。祁同伟读书时也是一个成绩优异的好学生。
学而优则仕的冉有，怎么变成反面教材的？
有人问孔子，冉有能不能做官？孔子说，冉有多才多艺，没什么问题。
但是事实证明，多才多艺只能代表一种工作能力，不代表能坚持原则。冉有这个官做的好不好呢？并不好，在几件事情上让孔子很生气。
孔子周游列国回到鲁国时年已高迈，当时执政的季康子请孔子的学生冉有做家臣。这样，冉有就到了鲁国拥有最高权利的氏族家里，做起了职位最高的家臣。
祁同伟借着妻子家世背景，从偏远地区的基层司法人员，一路跃升为省公安厅厅长。
为保官位，无原则忍让纵容上司乱来
《论语·八佾篇》中提到，当时只有诸侯（周天子分封的一国之主）可以到泰山去祭祀，而鲁国季氏非诸侯，只是一权臣正卿，却也要去祭泰山。孔子责问冉有说：「你不能阻止他吗？」冉有回答：「我劝不住。」季氏滥用他的权力，可冉有觉得做下属的不能质疑上司的权威性。就算对上司的决定不满意，也要听话，甚至还要煽风点火，鼓励上司去做。
祭祀的事，劝不了也就罢了，打仗这种劳民伤财的事，冉有也劝不了。
《论语·季氏篇》中，季氏准备攻打鲁国的属国颛臾。孔子很担忧，「冉有，难道这不该责怪你吗？为什么要攻打它？你为什么不劝阻你的上司呢？」冉有辩解说：「是季康子想这么做的，我和子路都不赞同。」孔子非常痛心地说，「周任说过：『能够贡献力量，才去就任职位；做不到的话就下台』，看到盲者遇到危险而不去保护，快要摔倒而不去扶持，那么这样的下属又有什么用呢？你的话真的是说错了。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
做官要坚守正道，做不到的话就辞职，这是孔子的态度。从上面两个事例可以看出，冉有做事很多时候都「顺从上司」，实在没有魄力为了「正道」跟上司抗衡。
不择手段敛财，陷民生于水火
如果说冉有对上司无原则的忍让纵容让孔子很生气的话，冉有敛财这件事，就更令孔子失望，以至于师生关系都要破裂了。
据《论语·先进篇》记载，季氏原本就富可敌国，冉有当了家臣之后，帮季氏增加百姓税收，让他的财富变得更多。孔子非常生气，就说：「各位同学，冉有不再是我们的同道，我们可以敲锣打鼓去批评他。」此所谓「鸣鼓而攻之」。
老师叫学生敲锣打鼓去批评老同学，确实很伤感情，但孔子有他为官的原则。读书人做官的目的就是造福百姓。孔子认为，一个人做官，要用自己的能力来帮助老百姓，让他们过得比较快乐，让天下人因为自己的努力而改变生活，这是儒家的基本立场。
孔子首先开始的教育就是平民教育。在《论语·先进篇》里提到，一般百姓需要先学习了礼乐再做官；而贵族因为天生就有官位，所以是先有官位再学习礼乐。孔子说，「如果让我选用人才，我用第一种人，因为他是有专长和能力再来做官的。」
冉有就是第一种官员，但这正是孔子难过的地方。因为冉有好不容易学习礼乐，有了专长，并得到机会做官，却忘记了为百姓服务的基本原则。很显然，冉有的作为违背了孔子的初衷。否则每个人都只顾自己，何必从政做官呢？
祁同伟的出身背景亦是平民老百姓，教育没有让他树立正确的人格，反而让他相信厚黑官场政治，勾结奸商，谋害同侪……所作所为都在辜负他受到的良好教育和国家对他的培养。随着剧情的发展，观众也会对他「鸣鼓而攻之」。
以权谋私，为身边人「谋福利」
冉有与公西华是很好的朋友。有一次公西华代表鲁国出使齐国，冉有负责当时的财政。于是他向孔子报告，公西华当大使，要到齐国去，能不能替他母亲申请一些小米。孔子认为不需要，因为公西华家里很有钱，冉有却表示公西华还是需要一点福利的。孔子说：「好吧，给他两斗四升。」冉有建议，「再多给一点吧。」孔子说：「好吧，再给他六斗四升。」结果冉有回去给了他八百斗。
八百斗是当时官员一年的薪水。事实上，公西华作为大使出国的时间并不长，而冉有却给了他一年的待遇。孔子有意见了，他说，「公西华到齐国去，乘肥马，衣轻裘。我常听人说一个道理，就是『君子周急不济富』。」孔子反对的原因是，儒家的原则应该是要救济别人的急难，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但是冉有却逮住机会给好朋友好处，有假公济私的嫌疑。可见，冉有这个学生，有时候手段太复杂。
祁同伟把高小琴的夜总会变成了「八项规定」的法外之地，高玉良有一次批评祁同伟做得太过分了，利用其职务之便，为身边的人捞好处，竟然把同村一个大字不识的村民招到市里做起了协警。
「称不上是好官，只能说能用。」
对于《人民的名义》最大的争议，就是大家对于好官坏官的评判标准。像祁同伟、李达康这样有工作能力有个性的官员，在观众中的口碑却天差地别。那这种官，到底算什么官？孔子是这样解答的。
季氏子弟中有人请教孔子，问起他的两个学生，「子路与冉有这两人能不能算是大臣？」孔子说，这两个人不能算大臣，只能算是具臣。也就是说，这两人只是有专业能力的臣子，你可以把实际事务交给他们，譬如冉有负责财政，子路负责军事，但是这两人不能是大臣。因为大臣的标准是八个字：「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不过，孔子也认为，冉有与子路也不是唯命是从的人，遇到上司「弑父弑君」这样关系根本原则的事，他们也不会顺从的。这也是冉有和祁同伟之流最大的区别。
儒家两千多年以来一贯的原则是「做官不能照顾百姓，不能够使国君走上正道，那宁可不做。」但在孔子的第一代弟子冉有身上就打了折扣。孔子对冉有要求特别高，但是冉有的表现让他不太满意。
冉有不是祁同伟，因为他有孔子做老师，显然比祁同伟幸运的多。在孔子的教导下冉有逐渐向仁德靠拢，其性情也逐渐完善。孔子晚年归隐鲁国 ，受到冉有很多的照顾。
孔子深谙为政之道：庶之富之教之
《论语·子路篇》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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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官有问题的冉有，孔子又是怎么谆谆教诲的呢？《论语·子路篇》中，孔子前往卫国，冉有为他驾车。到了卫国的都城，人很多，孔子就说：「这里人口众多啊！」冉有听到老师这样讲，就趁机问：「人口众多之后，接着应该做什么？」孔子说：「使他们富裕。」冉有再问：「那有钱之后呢？」孔子说：「有钱之后就要教育他们。」
由此可知，孔子告诉冉有的为政之道分三个阶段：庶之、富之、教之。
这三者之间有没有逻辑关系？有的。为政之道不在于满足第一个条件（人口众多）和第二个条件（发财），受教育本身才是目的。
今天我们该如何坚持儒家的选择？要在教育上下功夫，真正的教育不是教育别人，而是教育自己。现在的时代非常开放、自由，只要你愿意接受教育，并坚持正道，就有很多机会。
我们在介绍冉有的时候，特别引申谈到有关道德的实践，主体的确立，肯定人格的尊严，那么你将来在社会上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同事和上司，都可以把握自己的原则，而不是像祁同伟这样在官场中迷失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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