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这一事件的研究未能将传统历史文献材料和出土文物材料很好地结合起来，做到文献材料与文物材料的相互印证，且对文物材料的研究往往局限于文物的艺术审美价值，文物的史料价值尚待深入开发，对该故事在历史上的发展流变历程的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本文通过整理文献材料与考古文物材料，对“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一历史故事的发展流变脉络加以细致梳理，力图探究并解释该故事从史书记载的“萧何追韩信”发展到民间所流传的“萧何月下追韩信”的脉络以及其背后所反映的文化原因。
“萧何追韩信”一事最早见于《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如下：
这一事件最早记载在史书中，是以史实的形式存在并流传的。然而《淮阴侯列传》中的这段记载并未提及相关的时间信息，没有出现后世“月下”或类似的表示具体时间的记载，后文提到“居一二日，何来谒上，上且怒且喜”[4]，“居一二日”是文献记载当中唯一提到的涉及到时间概念的表述，但也只是表明了“追韩信”一事的时间跨度，无法看出究竟是发生在一天当中的哪个时段，这是史料记载上的空白。而这一空白却也为后来该故事的流变扩充提供了空间与可能性。《史记·萧相国世家》中只提到“何进言韩信，汉王以信为大将军”[5]。但同时，太史公在此篇后文也提到“语在淮阴侯事中”[6]，表明了相关事件记载的一致性。
《史记》之后，《汉书·韩彭英卢吴传》同样对“萧何追韩信”一事有所记载：
此段表述与《史记·淮阴侯列传》的表述几乎如出一辙，推测当是班固在撰写《汉书》时对《史记》有所参考。《汉书·高帝纪》同样记载此事:
班固之后，荀悦在《前汉纪·前汉高祖皇帝纪》中也对“萧何追韩信”一事有如下记载：
《前汉纪》记载的“三日乃至”与《史记》所记载的“居一二日”类似，都仅仅是点明了“萧何追韩信”这一事件所经历的时间跨度，对该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仍未提及。
《史记》《汉书》皆为正史，《前汉纪》是对《汉书》的缩编[10]，亦为官方史书且本于《汉书》，可信度较高。这几部成书较早的史书都对“萧何追韩信”一事有所记载，我们也可从中窥见：追韩信这件事应当是实有发生，而时间则未知，“月下”这一时间表述的出现当是这一历史史实逐渐流传之后的结果。
《前汉纪》之后，“萧何追韩信”一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再出现于现如今流传下来的相关文献之中，直到北宋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该事件才再次见诸文献：
这段文字与《史记》《汉书》等的记载也多有契合之处，应当是司马光对前代史书取材加工的结果。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时，博采各方，但这段记载仍是没有提到“月下”或相关时间表述，亦可见在北宋时，至少是在官方和上层的认知当中，“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叙述版本尚未大规模流传开来。
考诸文献，宋代祝穆在《方舆胜览》一书中对于“萧何追韩信”一事有所提及。祝穆为南宋人。《方舆胜览》有对“韩溪”的记载：“韩溪，源出昆仑山，里人以萧何追韩信至此得名。”[12]由该书的记载亦可看出，当时的说法仍然是以“萧何追韩信”为主，而非“萧何月下追韩信”。然而，以历史事件作为地名，同样表明“萧何追韩信”这一事件在民间已经有了一定的普及度，也正是因为这一故事在民间的逐渐流行和被接受，民间百姓才会以“韩溪”来为河流命名，以此纪念“萧何追韩信”一事。
就现有的关于南宋时期的文献资料来看，无论是祝穆抑或是其他学者文人流传下来的著作，都没有提到“月下”或类似表述。由此可以推测，在南宋时，“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版本尚未在民间大范围流行开来，占主流的说法仍是“萧何追韩信”。
然而，《方舆胜览》记载也证明，虽然“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版本尚未在民间大范围流行，但“萧何追韩信”一事已经从史书记载流变成了社会上普遍流行的民间故事。这一时期相关的出土文物同样为这一结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明，同时也为探讨这一故事在民间的发展流变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1980年北京地区出土了金代磁州窑“萧何月下追韩信”三彩瓷枕，枕面纹饰即萧何追韩信的故事，现藏于首都博物馆。这件瓷器出土之后虽被命名为“萧何月下追韩信”三彩枕，但通过对其纹饰的仔细观察可知，画面中也只是体现了“追韩信”，而没有体现“月下”这一具体时间的因素。然而这一瓷枕也表明，虽然“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版本尚未在民间广泛流传开来，但“萧何追韩信”这一故事应当是已经在民间有了广泛的流传。因为瓷枕是民间极常见的普通生活用品，将“追韩信”的故事烧制在瓷枕上，可见民众对于这一故事必然是十分熟悉的，同时也表明在宋金时期“追韩信”的历史记载已经成为民间广泛流传的历史故事了。瓷枕作为出土文物，反映了该故事在那个时代真实的流传状况，从文物的角度为该故事的流传提供了有力的证明，结合上文提到的《方舆胜览》等记载，可做出如下判断：在宋金时期，“萧何追韩信”的故事已经在民间广为流传，但“萧何月下追韩信”故事版本的出现——至少是普遍流传，时间应当在宋金之后。
宋金之时，“萧何追韩信”逐渐从史书记载走向民间，这一转变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该瓷枕出土于北京地区，且瓷枕的产地磁州窑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的彭城镇和磁县的观台镇一带，这些地区在当时历史上均属于金朝的统治范围。赵宋王朝南迁后，中国的北方处于少数民族的统治之下，北方的汉人不满于异族统治，渴望国家早日实现统一，而实现统一则需要有如韩信一般优秀的将领。但赵宋王朝有“崇文抑武”的传统，缺乏大批强有力的武将，因此民众渴望能有像韩信一样“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的将军出现，来实现国家统一、驱逐异族的愿望。这当然也需要有人能够识别这样的人才，正如当年的萧何能够识别韩信一样。韩信是人才，而萧何则是发现他的伯乐。“追韩信”故事的流行与民众的这种心理倾向可能存在某种关系，因此该故事在当时可以广泛流行并被烧制在瓷枕上，从而逐渐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从最初的史书记载走向民间故事，这一转变迈出了“追韩信”在民间发展流变的第一步，而“月下”情节的出现以及“月下追韩信”故事叙述模式的形成，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逐渐完成的。宋金之后，相关题材元杂剧的出现也为我们提供了更多证据来一窥其发展历程。
从两汉直至宋金时期，据现有史料来看，萧何追韩信的故事情节均没有大的变化，元杂剧中始出现“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情节。元代锺嗣成《录鬼簿》收录有金仁杰创作的杂剧《追韩信》，下标为“萧何月下追韩信”[14]。该剧文本收录于《元刊杂剧三十种》，题目为“霸王垓下别虞姬，高皇亲挂元戎印”，正名为“漂母风雪叹王孙，萧何月夜追韩信”[15]，全剧共有四折，其中第二折为《追韩信》，在该折的一些情节描写上，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夜晚”“月亮”等时间记载，如唱词【沉醉东风】：
该剧中“萧何追韩信”一事已有了明确的时间设定，即明月当空的夜晚。杂剧作为一种情节完整的表演艺术形式，它的出现表明“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一故事版本至此已经初具规模。金仁杰的杂剧是目前可知最早的关于“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记载，也许在该杂剧出现以前就已经有了相关的说法或作品，只是目前尚未有文献支撑。如果该杂剧是最早的记载，那么从“追韩信”到“月下追韩信”的流变基本上可以推断是发生在元朝。以下试对该故事于宋元时期发生流变的原因作出分析。
该故事的流变是人为的结果，因此在探究“月下”情节出现的原因时，首先要回答一个前提，即：为什么在这个时期关于韩信的故事能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因而能够发生文学性的流变？简言之，为什么韩信的故事在当时会比较流行？
一方面，两宋在与金、元等少数民族的战争对峙中处于劣势，而元代统治者对于大部分汉族人往往怀有戒心。元朝在实际政治活动中所采取的“四等人制”，等级从高到低分别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与南人，“汉人”指中国北方一带的民众，包括北方的汉族人、渤海人等，“南人”即南宋灭亡后中国南方的汉族人以及其他民族。这些汉族人所享有的各方面待遇都极为有限，且受到统治者的忌惮与防范。在这些汉族人尤其是在汉族文人看来，相比于蒙古人与色目人，他们自身富有才华和能力却无人赏识，因而无法得到重用，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受到野蛮民族的歧视与冷眼，于是往往生发出怀才不遇的悲慨与壮志难酬的愤懑。他们的身世之悲与怀才不遇之感，与韩信未发迹之前颇为相似，正如金仁杰杂剧中韩信的唱词：
韩信纵有一腔抱负与满身本领，假若得不到萧何的赏识，便也是逃脱不了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凄凉处境。如此遭遇，与元代大多数汉族文人知识分子不能一展抱负的处境很是类似。这种独特时代处境所催生的文人心态，使得元代失志文人对于韩信这样一个角色往往有更多的关注与共鸣。
另一方面，几千年历史传统所形成的民族认同与民族心态使得汉族人往往深感耻辱与无奈。两宋时期，人们渴望国家在对外关系上能更加进取，虽然朝堂与社会上都存在着“重文抑武”的倾向，但现实的政治军事状况又往往使得人们对于如韩信一般优秀的将领心存期待。除此之外，元朝社会矛盾也非常尖锐。纵观整个元朝的历史，农民起义可谓此起彼伏。同金代瓷枕所蕴含的文化内涵类似，汉族人希望能出现一个如韩信一般的大将军能够带来和平与安宁。韩信正是由于其本身经历的传奇性，在民间享有极高的声望，因此在民众间形成了某种心理崇拜，而韩信的悲剧结局也是激起民众对其关注的重要原因[19]。韩信的死让人惋惜，尤其是在社会环境极为复杂的宋元时期，这也是韩信戏之所以在元代能够兴起的原因之一。
元代韩信戏当然并非只有金仁杰这一部，还有《赚蒯通》《哭韩信》《斩韩信》《诈游云梦》等，可惜部分已经失传。元代的其他文学作品形式如元散曲等亦提及韩信的，如马致远的元散曲《蟾宫曲·叹世》中“韩信功兀的般证果，蒯通言那里是风魔。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醉了由他。”[20]韩信的经历屡屡成为元代文人创作的素材，此中亦可见民众对于韩信及其文化内涵的关注。
有了以上这个前提，便可在此基础上对当时与韩信相关的作品里“月下”情节的出现原因展开论述，即为什么在当时的人们看来，萧何追韩信一事应该发生在“月下”？笔者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对此展开论述。
第一，故事叙述完整性与合理性的需要。一个故事要想在民间大范围流传开来，前提是要有较为完整的结构框架，要有时间、地点、人物、情节等关键要素存在。而《史记》《汉书》《前汉纪》和《资治通鉴》等传统史料对于“萧何追韩信”这一事件的记载又过于简略，时间等相关情节要素的缺乏让该故事在民间的流传面临着较大阻力。出现一个较为明朗的时间设定以补充其故事完整性，无疑可以促进其在民间的流传。元杂剧是一种较为成熟的舞台表演艺术，时间设定的出现是舞台表演时的某种内在需要。因此，在民间流传的过程中，该故事逐渐被添加上了一个时间，这是该故事在民间流传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促进了该故事进一步的流传普及，是一种辩证的存在。
第二，塑造人物与文学性描写笔法的需要。上文提到，该故事的流传首先需要一个时间，那么之后需要关注的是，为何时间会选定在晚上，即“月下”?《易》曰：“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就韩信而言，他逃走的原因在于怀才不遇、不受重用。就情节合理性而言，黑夜里逃走显得更加隐蔽，这也是正常人的选择。另一方面，皎皎明月更是衬托了韩信此时内心怀才不遇的感伤，愁闷的心境通过凄凉的夜色得以彰显，韩信在剧中的形象得以更加生动。就萧何而言，他虽官居高位，一听到韩信逃走，居然顾不得已是深夜，骑马便追。“月下”的情节设计，无疑显示了事件发生的紧迫性，暗示韩信确有大才，也显示了萧何慧眼识人、求贤若渴、忠心谋国的品格。将故事放在“月下”，一个简单的时间设定，使得韩信与萧何的形象都更加丰满，对故事主要人物的塑造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以外，这一情节的设置还有艺术感染力方面的考量。“月下”使得月夜的宁静与马蹄的急促相互衬托，动静相衬，从而营造一种紧张的氛围，给读者身临其境之感，让故事更具艺术张力。将故事发生的时间设定为“月下”，就其产生的效果而言确实是一举多得，可谓再合适不过。
第三，月亮与月夜的文化内涵。中国自古便有以月亮来比喻贤才的传统，曹操《短歌行》中便提到：“明明如月，何时可掇”，李善注引《说文》：“掇，拾取也”[21]。曹操此处用明月来代指贤才，用摘取明月来比喻获得贤才。[22]这样一种写作传统古来有之且流传甚广。将追韩信的故事放在“月下”，体现了我国叙事文学当中“明月”的文化内涵，表明对人才和伯乐的呼唤，这样的情节设置也与我国的文学和文化传统相衔接。
总而言之，“月下”情节的增加是对史书记载的合理扩充。这一扩充，是该事件在民间逐渐流传的结果。“月下”的安排，非但没有违和感，反而让该故事更加丰满生动，更具有艺术感染力，为该故事在明清及以后的进一步流传奠定了基础。
“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是与该故事密切相关的又一出土文物，该梅瓶1950年出土于江苏江宁县将军山沐英墓，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沐英是明朝开国功臣，也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养子。该梅瓶采用元青花工艺，制作年代当在元末明初，有学者考证该梅瓶烧制于明洪武时期。[23]上绘有萧何、韩信以及渔父共三个人物，情节内容发生于水边。
该梅瓶与上文提到的元杂剧《萧何月下追韩信》有较为明显的相似之处，如河流与渔父的出现。之前对于这段故事的记载，涉及到的人物只有韩信与萧何，而到了元杂剧，故事情节中开始出现第三个人物，即渔父。元杂剧中有如下唱段：
当然，通过观察亦可发现，这一梅瓶并未勾画出月亮或是夜晚，但正如上文所提到的，其纹饰与元杂剧故事情节的高度相似性与契合性，以及瓶身灰蓝青的主色调，都给人一种发生在晚上的暗示。故事中地点、人物的明确与丰富无疑是文学性的添加，正是因为这些添加，让“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一故事情节更加丰富，内容更加饱满，也更便于该故事今后在民间的进一步广泛流传。
明代传奇戏剧较为流行，一些戏剧作品对“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一故事也有所涉及，如沈采的《千金记》即是以韩信为主人公，讲述韩信传奇人生经历的剧作[25]，收录于《六十种曲》。目前由于史料匮乏，沈采的生平事迹暂不可考，至今尚无专文对其生平进行考定，因而只能从现存的一些文人笔记和戏曲理论著作中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推算其大约生活在明朝成化、弘治年间[26]。庄一拂先生在《古典戏曲存目汇考》中也提到：
《千金记》第二十二出《北追》是对“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一故事的描写。其唱词如“如今月朗风清”，“风尘古道昏，星月空临照”，“昨晚骑了爷的白马去了”，“待我连夜追赶”“月色朦胧”[28]等都表明故事是发生在“月下”。且通过与金仁杰元杂剧《追韩信》的比较可以发现，《千金记》中《北追》这一出戏对元杂剧《追韩信》多有承袭，两部作品在情节设定上有较大的相似性，且《北追》中的很多唱段几乎与元杂剧的唱段完全相同，如：
元杂剧的【沉醉东风】与《千金记》的【川拨棹】：
又如元杂剧与《千金记》的【梅花酒】：
《千金记》属于明朝前期的作品。“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与《千金记》都表明：明朝前期，“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叙述模式以及情节内容仍然在元杂剧所设定的故事框架之下。出土文物材料以及传统文献材料二者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即明朝前期这一故事的流传是以元杂剧为蓝本，后来的作品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丰富与添加。
除了《千金记》，明朝万历年间出现的两种演义小说同样也提到了“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一故事，万历十六年《全汉志传》中对“追韩信”这一事件做了如下描写：
其后，万历三十三年刊《两汉开国中兴传志》对“萧何月下追韩信”有如下描写:
这两部小说有两个共同点，即人物樊哙与地点寒溪、澶溪的出现。
元杂剧里除了萧何与韩信，还提到了渔人，而万历年间的两部小说却没有提到渔人，而是将渔人换成了樊哙。不管是渔人还是樊哙，他们都起着情节纽带的作用，然而相较于渔人，樊哙的出现就剧情而言无疑更为合理。同萧何一样，樊哙也隶属刘邦阵营，他的出现，符合刘邦在听闻萧何不告而走之后的安排，而樊哙将萧何与韩信二人接回军营，这样的设定又使得故事情节与叙述焦点自然而然回到了刘邦阵营，便于后续故事的展开。这样的叙述效果比凭空安插一个渔父要合理、紧凑得多，可以很好地避免节外生枝。两部小说是在元杂剧的基础上做了改写，增加了故事的连贯性与紧凑性。
元杂剧里已经将月下追韩信的地点设定在了水边，元末明初的青花梅瓶与明前期的《千金记》亦然。但当时还没有明确指出水流的名字叫“寒溪”或“澶溪”，万历年间的这两部小说为了增加故事的真实性，对地点做了进一步的设计。且上文提到，宋代《方舆胜览》中已有“韩溪”的记载，这可以视为“寒溪”之名最早的发端。虽然用字存在差异，但“韩”、“寒”与“澶”三字音近，在地名从“韩溪”到“寒溪”、“澶溪”的转变当中，元杂剧起到了桥梁的作用。金仁杰元杂剧中提到：
“冷清清夜静水寒”一句，用“水寒”来衬托韩信的心寒，表明其处境的凄苦，这其中已然有了“寒溪”之名中的“寒”字。以此观之，万历年间演义小说中的“寒溪”，有可能是取材于此。后来，随着元杂剧的推广，该故事逐渐流传，“韩溪”渐渐在流传过程中混为“寒溪”、“澶溪”，从而出现在万历年间的两部小说当中。也有可能是演义小说对于元杂剧的吸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创造。
从“韩溪”到“水寒”再到“寒溪”、“澶溪”，体现的是民间文学在其传播过程中的流变与丰满。“寒溪”本是个取材于文学作品的虚构地名，这一命名有其文学色彩，以凄冷的景色来衬托韩信的沮丧心境，同时，故事中有了具体的地点，这无疑会让读者有更真实的阅读体验。后来由于这个故事在民间的广泛流传，出于民间信仰或是民俗崇拜的缘故，民间有了相关的附会行为，逐渐将这一虚构地名实指化。据《留坝县志》的记载，陕西汉中留坝马道镇北面，有一条十几丈的河流，名字就叫“寒溪”。《史记》《汉书》等原始文献记载韩信“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34]。韩信逃走的地点在南郑，即今汉中一带。如今西安汉中市管辖区就包括了南郑与留坝，且两地相距不远。如此看来，韩信逃走的地方应当就是在今南郑县和留坝县一带。这个故事在当地流传甚广，民间为此还专门将陕西汉中某河流命名为“寒溪”，以此纪念“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一故事。这些都表明这一故事在流传中不断发展丰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其间已有民俗崇拜等因素，因此民间才会出现修改地名来“蹭热度”的事。
且万历十六年《全汉志传》一书中还专门为这一故事配了插图，插图旁附有“萧何月夜追韩信”的标题字样。小说中的插图作为一种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往往会选取情节精彩且为人所熟知的故事，为该故事配插图，表明这一故事的深入人心。
两部小说情节上的某些相似性可能表示二者之间存在借鉴关系。两部小说的出现与流行都表明，在明中后期，“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得到了进一步的普及与丰满，不仅仅是“月下”这一时间得到了更大的普及与延续，故事发生的地点也被明确。“月下”的出现填补了这一故事流传过程中的时间空白，“寒溪”的出现则填补了这一故事流传过程中的地点空白。这样的安排，究其缘由，一方面是该故事逐渐在社会普及流传过程中的内在要求与必然结果，即在民间流传过程中，读者对这一脍炙人口的故事究竟发生在何时何地抱有一种好奇的态度。这是一种读者的需求，文学作品于是产生了相应的创新，因此“月下”与“寒溪”的出现可谓合情合理、水到渠成。而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月下”与“寒溪”的出现很好地满足了读者的需求，这一故事才能始终保持生命力，这也反过来促进了这一故事在更大范围内的流传。该故事的流变与丰满，已经越来越体现出文学性剪裁与读者需求在其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清代褚人获在其《坚瓠集》一书中转引《林居漫录》：
民间有谚语称：“不是寒溪一夜涨，焉得汉室四百年。”今陕西省留坝县城南33公里马道镇北凤凰山下寒溪河畔，矗立着一座碑亭，亭内共立有3块石碑，其中两块石碑记载了“萧何月下追韩信”的故事。一块为清乾隆八年知褒城县事万世漠立，后咸丰五年马道士庶人等重新刻立，上刻有“汉相国萧何追韩信至此”。另一块刻有“寒溪夜涨”四个大字，上款为“汉酂侯追淮阴侯，因溪夜涨至此，故及之。”
从宋元时期流变发生，一直到明清，“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一叫法以及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逐渐替代了史书所记载的“萧何追韩信”的历史事实。刻石立碑，无疑表明“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一故事版本及叫法在民间的大规模流行并最终根深蒂固，成为一种历史常识，甚至是民间信仰。
民国年间，京剧名家名作辈出，其作品多取材于脍炙人口的历史故事，“萧何月下追韩信”也成为了京剧创作取材的对象。1922年周信芳编写并出演的麟派原创剧目《萧何月下追韩信》，从题目就已经明确点明“月下”，后该剧被拍摄成为电影，该场面的背景亦是一轮圆月当空。京剧是一种受众广泛的民间艺术，可见当时“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一叫法的流行性，“月下”与“追韩信”成为了自然而然的词汇搭配。当“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一故事已然脍炙人口时，对这一故事的描述也趋于定型。
经过几千年的流变发展，“追韩信”最终变成了“月下追韩信”，而“萧何月下追韩信”也似乎成为了民众心里这个故事本该有的样子，该故事也最终被定格，以至于人们提及“追韩信”时，往往情不自禁地便会想到“萧何月下追韩信”这一表述。
从“追韩信”到“月下追韩信”，反映的是这一历史事件逐渐从正史记载走向民间流传的过程。该故事的流变有其独特的时代背景原因，而文学艺术性的剪裁加工在该故事最终的定型过程中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宋金元时期独特的社会背景，该故事的流变就很难发生；而如果没有文学艺术性的剪裁加工，该故事的流变恐怕也很难从“追韩信”发展到“月下追韩信”。该故事的流变，正是这两种原因交织所呈现的结果。
[6]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五十三《萧相国世家》，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14页。
[7] （东汉）班固《汉书》卷三十四《韩彭英卢吴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863页。
[8] （东汉）班固《汉书》卷一《高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0页。
[9] （东汉）荀悦，（东晋）袁宏撰，张烈点校：《两汉纪》，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8页。
[10] 《后汉书》记载：“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诏尚书给笔札。辞约事详，论辨多美。”（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卷六十二《荀韩钟陈列传第五十二》，第2062页。）
[11] （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九《汉纪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10页。
[12] （宋）祝穆《方舆胜览》卷六十八《大安军》，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1199页。
[13] 图片拍摄自首都博物馆编《首都博物馆藏瓷选》，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版，第72页。
[14] （元）锺嗣成等著《录鬼簿》（外四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32页。
[15] 郑骞校订《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版，第376页。
[16] 郑骞校订《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版，第369页。
[17] 郑骞校订《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版，第369-370页。
[18] 三段唱词见于郑骞校订《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版，第368页。
[19] 马华祥先生在《试探元代韩信戏的意蕴》一文中对此有过较为详细的论述：“他们愤世嫉俗，向往隐居乐道的生活，而韩信功成名就，却不能像张良那样隐退，这就导致了惨剧发生”。（马华祥：《试探元代韩信戏的意蕴》，《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6卷第2期。）笔者认为，元代文人以及民众对韩信的态度，一方面是呼唤和向往，另一方面也是同情与怜悯，两种复杂的心态相互交织，构成了相关作品的基本内涵。
[20] 关于马致远以及元代其他文人所创作的相关散曲，可参看隋树森编《全元散曲》，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版，第243页。
[21] （南朝梁）萧统编《文选》卷二十七《乐府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390页。
[22] 可参看李兰慧《曹操<短歌行>中的月意象探究》，《语文天地（高教理论）》2013年第2期。也有说法认为，曹操此处是以月亮来比喻愁绪，用月亮难以摘取来比喻愁绪无法排解，即“何时可掇”与“不可断绝”相对应，亦可解。此处采用第一种说法。
[23] 王志军在《再论青花绘“萧何月下追韩信”纹梅瓶的烧制年代》一文中认为：“明代洪武时期正处于元代至正时期与明代永乐时期之间，其间烧制的各式瓷器往往被人们错划入元末或明初，尤以青花瓷器为甚。南京出土的青花绘“萧何月下追韩信”纹梅瓶就为一例。”作者在文中通过对同一时期相关瓷器的对比，结合明代洪武年间瓷器的制作特点，对“萧何月下追韩信”纹梅瓶的制作年代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详见王志军：《再论青花绘“萧何月下追韩信”纹梅瓶的烧制年代》，《中国文物报》2004年11月。
[24] 郑骞校订《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版，第369-370页。
[25] 关于沈采以及《千金记》的创作问题研究，可参考杨霞《沈采及其剧作研究》，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9-10页。
[26] 《千金记》是明代嘉定人沈采的剧作，吕天成在《曲品》对此剧品评:“韩信事，佳，写得豪畅”。评作者“名重五陵，才倾万斛，纪游适则逸趣寄于山水，表勋猷则雄心畅于干戈。元老解颐而进卮，词豪攦指而阁笔。”
但对沈采的生平事迹却无记载。（分别见于（明）吕天成《曲品》卷中《能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续修四库全书》，第1758册，第120页；（明）吕天成《曲品》卷上《右妙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续修四库全书》，第1758册，第111页。）
[27] 庄一拂：《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卷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
[28] （明）毛晋：《六十种曲》第二册《绣刻千金记定本》，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67-73页。
[29] 元杂剧相关文本见于郑骞校订《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版，第369-370页。《千金记》相关文本见于（明）毛晋：《六十种曲·绣刻千金记定本》，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70-72页。
[30] 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认为：“《千金记》第二十二齣《北追》，完全蹈袭其（指金仁杰《追韩信》杂剧，笔者自注）第二折者，曲亦用北曲，生（韩信）唱之曲词，十中八九，殆存元曲之旧，应文字与曲牌多少有修改处而已。”见于（日）青木正儿著，王古鲁译注、蔡毅校订《中国近世戏曲史》，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93页。
[31] 刘世德等主编《全汉志传》，《古本小说丛刊》第5辑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60-561页。
[32] （明）黄化宇著，于润琦点校《两汉开国中兴传志》卷二《韩信乘马私归》，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第44-45页。
[33] 郑骞校订《校订元刊杂剧三十种》，台北：世界书局1962年版，第370页。
[34] （西汉）司马迁《史记》卷九十二《淮阴侯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611页。
[35] 图片拍摄自刘世德等主编《全汉志传》，《古本小说丛刊》第5辑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560页。
[36] （清）褚人获《坚瓠集》卷三《弹相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续修四库全书》，第1261册，第60页。
[37] 图片拍摄自“京剧电影工程”丛书编委会编《京剧电影工程丛书——<萧何月下追韩信>》，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183页。
王韬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先唐文学与文献学研究。
联系客服
